《商君书》的后世读者，无论是汉代乃至唐宋，以儒家对读法家的古人，还是在现代化进程中，以西方思维对读中国古典文化的现代人，都对《商君书》产生了截然不同的两种认识：要么拜服、要么贬低，拜服的往往五体投地、贬低的往往嗤之以鼻。同样，对商鞅的认识，也是存在着同样的两个极端。无论是拜服还是驳斥，究其缘由，其实都是一样的：都是因为秦制的成功。秦制的成功，使得汉唐宋明皆处于秦制当中，正如谭嗣同所言，两千年之制，皆秦制也。战国诸子著作中，能与《商君书》相媲美的，恐怕只有《管子》，但我们很少见到有人指摘《管子》。《管子》所支持和论证的齐制未能成功，没有最终走上历史前台。

走上前台的秦制，证明自己优势的同时，也暴露出自身的短处。秦政败亡，但是秦制未亡。一个非常值得玩味的历史现象是：身处秦制当中的一部分文人，在反思亡秦之鉴时，把秦政败亡的缘由归结到商鞅头上，认为在商鞅变法之处，就埋下了秦政败亡的祸根。

《盐铁论》中的贤良文学认为：

“商鞅以重刑峭法为秦国基，故二世而夺。刑既严峻矣，又作为相坐之法，造诽谤，增肉刑，百姓斋栗，不知所措手足也。赋敛既烦数矣，又外禁山泽之原，内设百倍之利，民无所开说容言。崇利而简义，高力而尚功，非不广壤进地也，然犹人之病水，益水而疾深，知其为秦开帝业，不知其为秦致亡道也。”

贤良与文学，在汉代中期就是儒家中坚力量。借助贤良文学之口，汉代儒家在商鞅的历史功绩之外，加了一大罪过：为秦致致亡道。也就是说，商鞅其实是秦政的掘墓人！

南宋有个人叫费兖，据说很有才，但平生不得其志，只能通过文章坐而论道。他写了一则读书笔记，“温公论商鞅”，文中写到：

“魏惠王有一商鞅而不能用，使还为国害，丧地七百里，窜身大梁。予窃谓商鞅刻薄之术始能帝秦，卒能亡秦，使用之于魏，其术犹是也。孟子不远千里而来，惠王犹不能听其言，其庸妄可知矣。温公不责惠王以不听孟子仁义之言，而乃责其不用商鞅功利之说，何耶？公于此必有深意，特予未之晓尔。”[1]

费兖质疑司马光的观点，点破却未说破，卖了个关子。他可能是顾忌司马光的名头，给留了点面子。他的观点显然与《盐铁论》如出一辙，认为商鞅之法“始能帝秦，卒能亡秦”。因此，魏惠王没重用商鞅，也不是什么损失：不用商鞅，当世有点损失；用了商鞅，后世有损失，早晚都是个祸害。

北宋的苏轼则直接将商鞅的历史功绩一笔抹杀。他说：

“秦固天下之强国，而孝公亦有志之君也，修其政刑十年，不为声色畋游之所败，虽微商鞅，有不富强乎？秦之所以富强者，孝公务本力穑之效，非鞅流血刻骨之功也。而秦之所以见疾于民，如豺虎毒药，一夫作难而子孙无遗种，则鞅实使之。”

可见，苏轼把秦国兴盛的功绩归结给秦孝公，把秦王的罪过归结到商鞅头上。他认为秦孝公是个有为之君，有没有商鞅，秦国都是个强国。但商鞅就是个祸害，秦孝公用商鞅就埋下了秦亡的种子。

      汉代的贤良文学、宋代的苏轼，这些后世的《商君书》读者，面对商鞅和《商君书》有一种事后诸葛的视角优势。因为他们回望历史，不仅能够看到秦政的兴起，还能看到秦的覆亡。作为《商君书》预期读者的六世秦王，是秦制的构建者，他们没有这种事后诸葛的比较优势。秦王们想看到的、能看到的是《商君书》中的篇章是否能够满足自己的政治需求。而他们最大的政治需求就是富国强兵。从这个角度而言，商鞅也好，《商君书》的作者群体也罢，他们所论证的秦制确实是实现了秦国君主的政治需求。

六世秦王当然也有比较。任何比较都是在纵向的历史经验和横向的同时代竞争对手之间进行。商鞅改革和《商君书》是要在秦国破除既有的以分封制为核心的分权式君主制，建立以郡县制为为核心的集权式君主制，对于秦王们而言，只能在分封制的制度效果和邻国变法的制度效果之间进行比较。已知的结论是：分封制、宗法制已经不再适应时代的发展需求；在邻国纷纷踏上变革之路的时候，抱残守缺的结果只能是等死。必须要变革，建立新制度。从“更法”廷论之后，这在秦国已经是共识了，秦国没走回头路。

事有一利必有一弊，这是常识。但是，新制度的弊端到底是什么，在当时的形势下并没有显现出来。秦王们不是事后诸葛，他们不可能像汉代儒生一样观察秦政的弊端，也不可能像现代读者那样用西方宪政理论来检讨秦政，更不可能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辩证的看待“君主专制主义”的弊端。他们能够看到的事实是，秦国通过变法改制，一步步的强大起来，《商君书》中所构想的“王天下”的理想愿景一步步的成为现实。

人的理性，或者说，人的认识能力，都是有限度的。按照《史记》的记载，秦孝公是个非常现实的君主。苏轼虽然把秦国强大的功绩归结给他，但他自己未必敢接受。因为他发布“求贤令”，招揽天下贤能之士助其理政，成功之后把功劳揽在自己身上，把错误推给商鞅。这个事不太地道。苏轼这是陷孝公于不义之地。苏轼在赞美孝公的同时，也隐含着一个判断：孝公“招贤令”是在引狼入室，自毁社稷。这是在把孝公当傻瓜。

即便孝公急功近利，那么，他之后的秦王都是傻瓜？他们祖孙数代，薪火相传，一步步的终于把秦国带入深渊，却不知悬崖勒马？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历代秦国君主的理性限度问题。史书中有很多记载，我们可以通过《战国策》中秦孝文王和苏秦的典故看看他们是不是昏聩无能，没有思考能力。

苏秦始将连横，说秦惠王曰：“大王之国……所谓天府，天下之雄国也。以大王之贤，士民之众，车骑之用，兵法之教，可以并诸侯，吞天下，称帝而治。愿大王少留意，臣请奏其效。”

秦王曰：“寡人闻之，毛羽不丰满者不可以高飞，文章不成者不可以诛罚，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政教不顺者不可以烦大臣。今先生俨然不远千里而庭教之，愿以异日。”

苏秦曰“臣固疑大王之不能用也。昔者神农伐补遂，黄帝伐涿鹿而禽蚩尤，尧伐驩兜，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汤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纣，齐桓任战而伯天下。由此观之，恶有不战者乎？古者……于是，乃废文任武，厚养死士，缀甲厉兵，效胜于战场。夫……，其势不能，故以战续之。宽则两军相攻，迫则杖戟相撞，然后可建大功。是故兵胜于外，义强于内；威立于上，民服于下。今欲……非兵不可。……”

       苏秦说秦孝文王的主题，就是《商君书》中反复强调的“战”。按照一般的印象，秦国君主应该对这个话题表现出十足的兴趣，表达出按捺不住的冲动，与苏秦 一拍即合。结果，苏秦上书十次，都没有说服孝文王。为什么？因为孝文王一是觉得自己实力不够，二是刚刚解决了商鞅问题，国内局势刚刚稳定，对外来的“客卿”比较警惕。根据国内外形势发展，量力而行，而不是给自己设定一个看似宏伟但不切实际的目标，然后盲目的去追求。所以，秦孝文王其实还是比较有数，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他没有因为苏秦的几个马屁就飘飘然不知所以然。他很客气、很委婉的拒绝了苏秦。

商鞅到底是不是秦制的掘墓人，这个话题可以继续谈论，不同的人仍然可能提出不同的答案。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进程中参与历史，与事后观察历史是完全不同两个角色。前者要为自己的决定负责任，后者只是个嘴皮子活。身处历史进程之中的人，能够有自知之明就很了不起了。后者对于前者，不宜过于苛求。

不其山人

2022年5月23日

（不其山人，本名王林敏，山东青岛人，法学博士，副教授。专业方向：法学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