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代，以嵩山为核心的中原文化区与以燕山为横轴的北方文化区之间存在长期的文化互动和交流。其文化交锋与融合的主要地域在黄河流域，但主干途径位于太行山东麓地区，这一南北狭长的山前地带因此成为地理与文化双重意义上的走廊。在这条走廊上，中原定居农业文化与北方定居或游移农牧业文化、中原族团与北方族群之间持久延绵的融合交锋，催生并促进了华夏民族的形成与壮大。
太行山东麓堪称文化走廊 上古时期，中原文化区以豫中地域为核心，生业类型属于农业经济，是华夏族团的发祥地、形成地和核心居住地，夏商周三代均以此为依托建立了华夏族团的王国，并孕育了大一统的秦王朝。北方文化区是以阴山—燕山一线为轴的两翼地带，生业类型随时间推移由定居农业、继而农牧兼营或游移农牧，最终过渡到游牧经济，居住人群属于华夏族团外围的族群，常因气候和环境等因素的变迁而南下入侵中原地区。 中原与北方之间的广大地域为黄土高原和华北平原，太行山脉正是高原与平原的分野。而太行山—伏牛山—巫山—雪峰山一线，还是中国地势第二阶梯与第三阶梯的分界线。因此，太行山东麓冲积平原地区成为沟通南方和北方的交通要道。在气候方面，太行山脉一线大致是600毫米年等降水量线，还是温带亚湿润和亚干旱区的交界线。此乃定居农耕与游移农牧业文化过渡地带的自然基础，也是中原与北方两大经济文化区形成的物质基础。 我们将太行山东麓南北狭长的低山丘陵和山前平原地区称为一条文化走廊，主要基于地理环境因素和文化背景因素。在自然地理层面，太行山东麓地区西依太行山、东向渤海、北踞燕山、南望嵩山，自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先秦时代的黄河下游取道河北平原注入渤海，古黄河与太行山脉之间南北狭长的山前平原地带恰似一条南北向走廊。这条地理走廊既是南北方向的交通要道，又是东西方向的沟通桥梁。在文化背景层面，先秦时代的太行山东麓正处于北方与中原、西方和东方文化区之间的夹缝地带，亦即正处在不同考古学文化区系间的走廊地带，其中最常态和凸显的乃是中原与北方的交流和碰撞。这直接关系着先秦时代中原核心区域的拓展和华夏族团的壮大。 正因处于文化走廊地带，太行山东麓成为一个独特的文化区块，在先秦时代诸文化区结构体系的格局中占据着重要位置。这一地区先秦文化的演进历程呈现出复杂的走廊文化特色，既孕育着本地域充满个性的地方文化，又深受四方文化的影响，某些时段甚至完全被邻区文化覆盖。在大多数时期，文化互动以南北流向为主干、东西沟通为支流，而东西向互通又常常汇入南北向主流。在这种复杂态势的综合作用下，这一地区孕育萌发了黄河下游古文明，进而直接影响着三代文明的形成。东周以后，北方游牧文化区正式形成，中原农业民族和北方游牧民族在很长时间内集中于太行山东麓地区，相互碰撞与融合。其结果不仅促进了中原华夏民族的拓展与壮大，而且一直影响着华夏帝国的兴衰。因此，太行山东麓地区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十分重要而特殊的文化走廊意义。 
四方文化汇流于此 太行山东麓地区不仅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更是一个独特的文化地域。先秦时代，四方文化汇流于此，但最终呈南北互动态势。秦代以后，南北向文化互动成为一个长期的周期性特征。史前时期，中原与北方的互动形态大多表现为交流、碰撞与融合。 约公元前6000—前5000年，宏观上属于北方系统的北福地一期文化长驱南下，与中原裴李岗文化碰撞之后，交流融合成新的混合型文化——磁山文化。中原文化北上推进至漳河流域，中原与北方的对峙自此揭开了序幕。约公元前5000—前4000年，宏观上属于东方系统的北福地二期文化长驱北上，与北方系统的赵宝沟文化对峙融合于燕山南麓；紧随其后的后岗一期文化持续北上，甚至延伸至阴山脚下。约公元前4000—前3500年，仰韶文化由黄土高原腹地大规模北拓扩张，并东延至太行山东麓走廊地区。约公元前3500—前2600年，具有浓厚北方色彩的午方文化与本地系统的大司空文化互动频繁，双方大致相持于滹沱河流域，而中原核心系统的秦王寨文化遥居南隅。稍后，北方系统的雪山一期文化大幅向南推进，覆盖了原午方文化的分布区域，并西延至桑干河谷地一带。约公元前2600—前2000年，中原系统的后岗二期文化长驱北上，直至燕山南麓，北方文化萎缩后退至燕山以北。 史前时代太行山东麓走廊的文化互动，主要流向以南北方为主，间断又有东西方向，两种方向之中又互相兼有转化。而在南北向互动的过程中，中原与北方之间的分野大致在易水至漳河之间的地域，随时间变迁而较大幅度地南北摆动。 
文化互动贯穿古代历史 夏商周三代时期，太行山东麓地区的文化互动趋势基本呈南北向，中原与北方之间由交流与融合逐渐转向对峙与交锋。夏文化的北拓、商民族的兴起与商文明的形成、周文化的东方传播以及燕、邢、卫、中山、赵等诸侯文化的兴衰等，均发生于太行山东麓地区，其复杂的文化轨迹显示着中原与北方之间此消彼长的态势。 夏代，燕山地带的核心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与中原的核心文化二里头文化之间，遥遥相望与对峙，两者之间的媒介即走廊地区的先商系文化。与此同时，先商系文化与东方的岳石文化隔黄河相望。正是在南北和东西方的多重文化互动中，先商系文化孕育并发展出了商部族。先商系文化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分界大致在易水流域，这一界线可视为夏代中原与北方之间的对峙线。 商王朝建立后，商文化成为中原核心文化的代表。商文化强势北进，与北方文化之间开始了日渐激烈的正面直接交锋，其间的界线因双方力量的消长而不断南北游移，大致在拒马河至唐河之间。 西周时期，中原文化进入一个大规模扩张时期。周人的分封移民文化迅速直达燕山脚下，但偏居北疆的燕国面临着北方文化包围的巨大压力，两者之间的深层融合直到春秋以后才逐渐完成。与此同时，北方文化对中原的长驱南侵日渐增多。 春秋时期，北方戎狄不断南下侵袭中原，致使燕国衰落、邢卫迁都、鲜虞建国，等等。北方文化一度态势兴盛，中原文化向南有所收缩，中原与北方之间的界线常处于南北摆动的不稳定状态。战国时期，中原文化逐渐恢复强势，燕国复兴，赵灭中山，燕赵强力北拓。赵、燕、秦修建长城，将北方游牧文化隔断于燕山—阴山一线。中原文化完全统一了太行山东麓地区。此后中原与北方的整合式交锋即成为南北之间的常态和主线。 中原与北方的文化互动态势绝不仅仅限于先秦时代，而是几乎贯穿整个中国古代历史，且一直主要是通过太行山东麓走廊实现的。中原与北方的对峙和交锋，成为秦代以后中原王朝历史的一条纵向主线，而且形成循环周期性形态，即秦汉整合期—魏晋南北朝中间期—隋唐整合期—宋辽金中间期。整合期之时，中原王朝统一强盛，北击北族、遥控北方，文化互动的主调为碰撞与交锋。中间期之时，中原王朝衰落或分裂，北方部族强势南下，文化互动的主调是对峙与融合。无论整合期还是中间期，抗击北方南下始终是中原王朝的一个鲜明主题。 
助推华夏族团形成 中原与北方两个文化区域的长期存在，是环境与人群相互作用的结果。中原代表着先进的定居农业和稳定而不断壮大的华夏族团，北方则是农牧业或游牧业以及聚散波动频繁的北方族群。两者之间的交锋与融合长期持续，宋辽对峙线与夏商时期中原和北方的对峙线均横置于易水流域。这种三千年间的遥相传承与呼应恐怕不仅仅是一种偶然，中原与北方的文化互动纵穿了中国古代历史。 太行山东麓走廊在历史上最为显著的作用，不仅是沟通中原与北方之间的主干通道，还是连接黄土高原与东海之滨的中间环节。四方文化在此汇集融合、碰撞更新，走廊地区由此成为四方文化联系与互动的大通道、交流与融合的前沿地、对峙与碰撞的战争场。因此，在三代中原核心文化区及华夏族团凝聚与形成进程中，太行山东麓走廊起着重要的催化场作用。 中原与北方交流交锋的本质意义，事实上是华夏族团与北方族群的碰撞与融合。两大群体之间的长期对峙与交锋的根本原因，主要是生存方式的根本差异以及由此而生成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系统。因此，在先秦的相关文献中，将北方族群称为“戎狄”，以示与中原华夏族团的区别。但是，考古发现已经证明，自遥远的史前时期开始，北方族群持续南下，与中原民族的碰撞与融合一直未有中断，华夏族团形成与壮大的进程一直就是吸收容纳北方民族的过程。因此，尽管中原与北方交流交锋的具体形式因时而异，但其结果始终如一：中原文化因吸收北方文化因素而丰富多彩，华夏族团以融合北方人群而拓展壮大。华夏族团与北方族群融合的历史进程，自史前以来延续数千年，很多时候是在太行山东麓走廊地区进行和完成的，这也是太行山东麓文化走廊的核心价值所在。 （作者系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中国考古学会夏商考古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中国考古学会两周考古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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