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武汉爆发新冠肺炎以来，全世界大多数国家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向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表达了真挚的同情与支持。此时此刻，平时将人权的口号喊得震天响的某些西方国家的表现，却非常与众不同而又耐人寻味。截至目前为止，某些西方政府非但没有向中国提供任何实质性的支持与帮助，反而做出了以下几件伤天害理的缺德事：  

一、栽赃陷害、嫁祸于人

       关于新冠病毒的起源，中外媒体最初关注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武汉华南海鲜市场，并将其定性为一场因食用野生动物而引起的传染性疾病。但是，随着疫情的蔓延，人们逐渐发现新冠病毒在爆发的人体部位、病状特征、地理位置（就其战略重要性而言）、时间节点以及事件的受益者等多个方面，均与十几年前的非典有很多惊人的相似之处，这其中的诸多疑点随即引发了很多国人的深思。随后又有媒体相继爆出，一些西方国家曾经在中国和俄罗斯等国大量收集当地人的生物基因。再结合美国曾经在朝鲜战场对中朝军队使用生物武器以及用天花灭绝美洲印第安人的罪恶历史，新冠病毒乃是美国对中国所发动的生物战的猜测不胫而走。俄罗斯和阿拉伯国家的一些媒体也进行了相关报道，他们对此也是抱着宁可信其有，而不可信其无的态度。

       就在各种各样的证据链以及合情合理的逻辑推演都直接指向美国之际，个别美国政客突然炮制出了一个天大的谎言，指责病毒是中国实验室制造。更有亲西方的媒体添油加醋，就此大造声势，一口咬定新冠病毒是从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泄漏而出，并指名道姓地把“零号病人”的身份硬安在该所硕士毕业生黄燕玲身上。直到武汉病毒所正式出面澄清，真相才水落石出。原来，黄燕玲早在2015年就毕业离所，此后一直在外省工作，未曾回过武汉，更未被新冠病毒感染。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不久，敌对势力又凭空捏造了武汉病毒所研究员陈全娇的实名举报，幸亏陈全娇很快就勇敢地站出来辟谣，真相才算再次大白于人间。2月9日，我驻美大使崔天凯同志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采访时，义正词严地驳斥了美方嫁祸于人的栽赃陷害之辞，称其“疯狂至极”。

   西方在关键时刻匆匆抛出的病毒中国制造说，在群众中造成了极其恶劣的政治影响。却也更让有识之士疑窦丛生，怀疑其居心不轨，似有贼喊捉贼之嫌。不排除以之转移人们的视线，以掩护背后真凶的罪恶目的。尽管在目前尚缺乏确凿证据的情况下，我们无法百分之百确定病毒是否确系美国所为，但是从一系列的旁证来进行逻辑推理，将美国确定为第一嫌疑人并非过于牵强。特别是从对方劣迹累累的历史记录来看，这样的推测在理论上是完全站得住脚的。毕竟近现代以来对人类最具毁灭性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包括枪炮、炸弹、原子弹以及生化武器等，都是由西方人首先发明并率先使用的。近一百多年来，西方国家是所有大规模全球性战争以及区域性重大冲突的唯一组织者、发动者和受益者。那么，病毒究竟是美国制造还是中国制造的可能性更大呢？相信一切理性尚存的人，一定能从上述基于客观事实的分析判断中，得出公允的结论。                                

   二、造谣生事、中伤抹黑

   不论病毒究竟来自何方，它都是全体人类的公敌。在人类与病毒的生死决战中，任何良知尚未彻底泯灭的人，都应该将保护生命作为第一要务。然而，正当中国人民在党和政府的英明领导下，与异常凶猛的新冠病毒展开生死搏杀之时，西方既没有提供有力的物资援助，甚至也懒得表明道义上的支持，反而充分发挥造谣抹黑之能事。在西方及其代理人的公开煽动下，各种无中生有的谎言以及与事实完全不符的谣言在网络上满天飞，迷惑了很多不明真相的群众，严重干扰了抗疫工作的顺利进行，已经成了比病毒本身更具社会危险性的人类公害。

   当病毒肆虐，每时每刻都在吞噬无数无辜生命的危急关头，治病救人本应是理所当然的当务之急。而西方国家却阴险毒辣地执意将疫情政治化，千方百计在中国制造政治动乱。他们紧紧抓住中国在疫情爆发初期某些难以避免的失误大作文章，通过造谣中伤大肆煽动国民的不满情绪，恶毒攻击中国政府的领导能力，并将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中国的立国之本——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至此，西方趁这场公共卫生危机对中国实行和平演变的狼子野心已彻底暴露无遗。2月15日第56届慕尼黑安全会议在德国如期举行，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会上发表致辞，呼吁全球各国团结起来，共同抗击疫情，并强烈反对西方国家将疫情政治化及对中国污名化的行为。可见，全世界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西方假借疫情打击竞争对手的卑劣行径，必将遭到全世界人民的唾弃。 

三、   煽风点火、火中取栗

       新冠疫情爆发之后，西方国家所做的另一件居心叵测的缺德事，就是故意夸大疫情，在全球范围内制造不必要的恐慌。一些西方政要不惜放下最基本的个人尊严，象马戏团的小丑一般跳将出来，在全世界到处煽风点火。他们公然违背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故意无限夸大疫情的严重性，继而带头做出种种过度反应。撤侨、停航、宣布旅行禁令等一系列错误举措，向外界传递了非常不利于中国的虚假负面信息。在西方舆论的轮番轰炸式操作之下，一场主要在局部地区传播并处于可控范围内的疫情，竟被描述成在整个地球神出鬼没、四处漫游的可怕幽灵。

        西方世界之所以不断扩大事态，并不是基于公共健康的考虑，而是有着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西方的意图非常明确，就是在全球范围内孤立打压中国，这与近年来西方所一贯奉行的全面围堵压制中国的外交政策是一脉相承的。西方领导人的为人一点也不厚道，他们不会因为中国正面临着一场与疫情的生死决战，就心慈手软暂时休战，反而趁人之危落井下石，更加变本加厉地对中国上下其手。美国渴望从疫情中火中取栗的心情是如此迫切，以致在疫情爆发之初商务部长罗斯就迫不及待地公开表示：“我认为，这将有助于加速工作岗位回流北美，其中可能部分回流美国，部分则流向墨西哥。”可见，为了维护其霸权统治及霸权野心，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统治集团是多么地穷凶极恶而又无所不用其极。

   四、幸灾乐祸、弹冠相庆

   更加令人气愤难当的是，中国人民的苦难不仅没能让西方统治阶级生出哪怕是一丝一毫人皆有之的恻隐之心，反而将他们平日深藏不露的心中恶魔释放了出来。美国对冲基金炒家巴斯在接受彭博采访时恶毒地表示：“最好是这病毒在中国政府与中国人中横冲直撞，弄死‘他们中国人’。”从波兰到德国、从丹麦到意大利，从美国到加拿大，整个欧美世界疯狂掀起了一股极端邪恶的排华辱华的浪潮。在自诩为“高等种族”之人的叙事里，口罩成了中国人的标志品牌，带着防毒面具的中国人的图片占据了西方主流媒体的封面，神圣的五星红旗被他们恶意玷污，中国人再次被称作东亚病夫，就连来历不明的新冠病毒也被西方强行冠上了中国姓氏、强加上了中国国籍。在浓重的排华气氛中，很多海外华人也被牵连进来，多个西方国家都传出了海外华人被辱骂遭殴打受骚扰的消息，本来生意兴隆的华人企业也因业务萧条而面临关门大吉的风险。

   在我的周遭也上演着一幕幕群魔乱舞的反华闹剧，让我再次亲眼见证了西方人性极端卑鄙龌龊的一面。很多萎靡不振的西方人一听到病毒两个字，突然间就像打了鸡血一般亢奋。话里话外百般嘲弄之余，嘴角垂涎着无论如何也压抑不住的内心狂喜。他们兴致勃勃地评点着万里之外正在与病魔苦斗的中国人，谈笑之间不见一丝的同情与关切，遮掩不住的笑意中流淌出的是幸灾乐祸的喜悦与兴奋。就连那些平素与我呼朋唤友的白人中，至今也没有一个询问一下我在中国的家人是否平安无恙。其中一人反倒咬牙切齿地对我说，一定要严行禁止来自中国的病毒携带者入境。如果有人死在加拿大境内，就要对其焚尸灭迹，绝对不能留下一丝痕迹。他那恶狠狠地语气至今在我的耳际萦绕，久久消失不去。

   面对西方人汹涌而出的邪恶心魔，我不得不承认，治新冠病毒易，治西方人心中之毒难。任何熟知西方文化传统的人都知道，西方人是性恶论的坚定拥护者。也就是说，在西方人眼里，西方人自身的人性是邪恶的。西方人这样的信仰绝非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基于西方历史、文化、宗教、社会和人生经验而得出的客观结论。值得指出的是，西方人在推出如此惊人理论的时候，并未与世界其他地区与种族有过亲密的接触与交往。因此，西方人的性恶论仅仅适用于西方社会。否则在全世界五大洲四大洋的人群中，为何唯独西方人得出了人性本恶的结论呢？或许西方人所谓的人性并非普遍的人性，而是特定的西方人的人性。因此，与其说人性(human nature)是恶的，不如说是西方的种族性(race nature)是恶的。当然，我并不是说西方人的邪恶是基于其种族和肤色，而是说它是基于西方的社会制度和文化风俗。我也不是说所有的西方人都是邪恶的，西方人里确实也有好人。而且，我深信如果西方人有幸成长于任何一个非西方社会，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会成为善良的好人。我在西方生活了二十多年，期间接触了来自天南海北的不同种族的人群，这其中最邪恶的确实是西方人。来自其他地区的人中当然也不乏坏人，但是象很多西方人那样极端自私、极端狭隘、极端偏执、极端残忍、极端变态、极端伪善、极端邪恶的人，在任何一个非西方社会都极其罕见。这似乎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东方人和西方人各自关于人性的不同理念。而西方国家在这场新冠疫情中的集体表现，似乎成了性恶论者人性之恶的大暴露。

　（李建宏，旅加学者，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内江师范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