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儒主张「抑兼并」就是强化朝廷的经济垄断，坚决制止「阡陌闾巷之贱人」发展强大的民间经济。正如王安石所说：「阡陌闾巷之贱人，皆能私取予之势，擅万物之利，与人主争黔首，而放其无穷之欲」，这是绝不能容许的；⋯⋯（王安石〈兼并〉诗，笔者略）这样的思想其来久远，我国早期「抑兼并」的思想家就认为：「万民之不治」的原因在于「贫富之不齐」，因此需要「令贫者富，富者贫」，甚至公然声称要「杀富」！
暴民 ＋ 暴君 ＝ 仇富仇到「甚至公然声称要杀富！」由于写的说的次数太多了，害得笔者查阅了十个版本。《商君书．说民》确实说过「令贫者富，富者贫」；《商君书．弱民》确实没说过「甚至公然声称要杀富」。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如此重大命题，十几年如一日，愤笔疾书，口若悬河，n＋1次专著﹑文章﹑论文集﹑授课﹑演说﹑辩论﹑感言﹑心路历程 ⋯⋯，n＋1次重复这段语录，言之凿凿不忘学术规范，n＋1次白纸黑字注明出处。〈弱民〉篇总共836字，不见一个「杀」字，毋庸哪位弟子多余核对一次。难道说水木清华，独家破土新竹笋了？应当不必要。齐桓公真的红口白牙问管仲：「四郊之民贫，商贾之民富，寡人欲杀商贾之民以益四郊之民，为之奈何？」致富引来杀身之祸，彪炳了史册。由此可见公元前725-645年，杀富济贫的管仲先商鞅加入了共产党。可惜差一点，普通小学语文「杀商」≠顶尖大学教授「杀富」。桓公曰：「吾欲杀正商贾之利而益农夫之事，为此有道乎？」管子对曰：「粟重而万物轻，粟轻而万物重，两者不衡立。故杀正商贾之利而益农夫之事，则请重粟之价金三百。若是则田野大辟，而农夫劝其事矣。」「杀富」→「杀商」，实证研究辛苦得看走了眼？肯定不是。「甚至公然声称要」杀商的姜小白和管仲商量过「利出一孔」，「为的是『富国足用』⋯⋯即通过经济垄断充实国库。」用政策软刀「杀富」＝ 杀人不见血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秦始皇修阿房宫 ＋ 长城，汉武帝盐铁官营，明末崇祯「三饷加派」，王莽新朝「五筠六管」猛嘬民脂民膏，灭亡时宫中存金70万斤，与整个罗马帝国的黄金拥有量相当！「明末李自成进京时宫中藏银达七千万两，而据黄宗羲说，当时全国『郡县之赋，郡县食之不能十之一，其解运至于京师者十有九。』试问当今天下有几个国家『中央财政所占比重』能达到如此程度？」当然没有。中国专制，一头一尾，先有班固胡说八道西汉文景「令民半出田租，30而税一也。」细查农民学教授著作等身，祖国历史绝无此事。后有国际惯例隔靴搔痒，喋喋不休「甚至将海关收入包括在内以后，19世纪末中央政府的年收入不足GDP的6%，这个数字在那时是非同寻常的低。」到底是非同寻常的低还是高？数千年历史长河，古今中外，粉饰﹑美化﹑赞扬﹑歌颂中国专制的文字，前浪推后浪，无尽无穷。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功莫大焉。2010年初，《中国新闻周刊》选举秦晖「十年影响力之知识界人物」。无论评选标准如何公开透明，敢打赌：评委诸公没人读过秦晖成名的箭靶——被射成了刺猬的《管子》和《商君书》。这两本小册子，秦晖冠名「法家式命令经济」——以便联想照搬苏联的指令性计划经济，又是肆意歪曲古人。面对东周列国礼崩乐坏，民不聊生，商鞅苦劝当局「利出一孔」＝「令民归心于农」，别急忙攻城略地，别陶醉浮华奢靡，全心全意农业生产，自然而然富国强兵；废分封以「弱民」——贵族豪民，各级流官由朝廷统一发放俸禄，统一指挥，贯彻重农方针。特别公然声称要「杀商」的《管子》，极其看重「利出一孔」，深入展开驾驭市场机制的宏观调控——政府平粜「数目字管理」和货币发行权衡轻重。「故虽遇饥馑水旱，籴不贵而民不散，取有余以补不足也。」稳定物价波动，保护农业生产，怎么扯，也扯不上「公然声称要杀富」。为了不让家家开张美联储，管仲坚决提倡国家垄断：「利出于一孔者，其国无敌；出二孔者，其兵不诎，出三孔者，不可以举兵；出四孔者，其国必亡。」翻译一下：人民币﹑新台币，利出二孔，祖国分裂；港币回归十多年，天天折腾直选港督，「不可以举兵」；倘若再添一张「东突厥斯坦币」或「雪山狮子元」，「出四孔者，其国必亡。」从事历史教学，为人师表，至少在小学语文层面，应当多少残留起码的诚实。秦晖硬说「杀富」＝ 平白无故屠戮先富起来，「利出一孔」＝国有垄断聚敛财政，「损有余而补不足」＝杀富济贫，和先人的原文原意不搭界，和众所周知的历史事实不搭界。譬如，不上清华大学历史系亦能知道，偏居海滨弹丸之地，「戎狄之与邻而远于王室，」外患内乱纷扰，「当是时也，齐国之去存亡仅一发」。管仲相齐，起死回生。「杀富」→「杀商」＋「利出一孔」＝齐桓公九合诸侯，成就春秋第一霸主。以至于苏秦访齐，类似日后马可．波罗来中国，目瞪口呆，赞叹不已：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六博﹑蹴鞠者也。临淄之途，车毂击，人摩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殷人足，志气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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