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上周，根据大公报的揭露，这次香港事情的背后，有金融巨头索罗斯的支持。几个月里，他不断向暴徒提供资金，让他们把暴力持续升级。

与此同时，就在暴乱扩大时，他砸钱持有了大量期权交易的“空单”。按金融规则，只要港股不断因为暴乱下跌，他的空单就能赢取暴利。

这是索罗斯继1998年之后，第二次试图做空香港了。

9月9日，索罗斯在《华尔街日报》发布专栏文章，直言不讳地说：

【“我对打败当下中国的兴趣，超过了对美国的国家利益的关心”。】

也许，在索罗斯看来，搞乱香港不仅仅可以帮自己牟利，还可以报98年做空港币失败的大仇。

然而，索罗斯的计划又一次落空了，从上月底开始，港股开始回升。索罗斯砸了24亿港元，却再一次饮恨香港。

算上1998年那次，索罗斯已经是两次栽在香港这里了。

从80年代开始，索罗斯就不断在全世界砸钱搞乱其他国家，趁机在金融市场薅羊毛。因为财雄势大，他几次出击，做空英镑、做空泰铢、做空马来西亚，都大获成功，各国政府对他是又恨又怕。

唯独在中国，他却始终无法得手。

很多外国人对中国的认知，还停留在几十年前，在他们的眼里，我们是“独裁政权”、“落后的计划经济体”。

一群土老帽，怎么可能让来自“自由世界”、熟知资本运作规律的金融大鳄，输得血本无归呢？

但是，实际上，一群泥腿子起家的中国共产党，搞金融也是一把好手，从成立以来，从各路军阀到国民党到华尔街大鳄，经历过许多跌宕起伏的金融战，遇到过无数强大的对手，却几乎一次都没有输过。

共产党最早的财政负责人，是毛主席的弟弟。

1932年，有个脚踩草鞋、穿着粗布军装的粗壮汉子，经常带着人满街捡垃圾，看到烂麻袋和破棉絮，就两眼放光。

每到这时，红军战士都会笑着说：“哟，咱们的大行长捡到钱了”。

这个捡破烂的人，叫毛泽民，虽然穿得像乞丐，但他是苏区的国家银行行长。他之所以带着大家捡破烂，是想造钱。

毛泽民因为从小擅长算账，又跟父亲学过做生意，因此在跟随哥哥革命的10年里，他一直负责财政工作。

当时，共产党控制的苏区物资匮乏，能印钞票的纸张很少，身为国家银行行长，他只能亲自带人四处捡垃圾，做成耐磨的纸张印钞票。

烂麻袋、破棉絮、毛竹、树皮、鞋底、绳头……，这些东西砸碎以后在石灰池里面浸泡完，就能用来造钱。

毛泽民管的银行说是叫国家银行，好像气派很大的样子，但全部家当拢共就一间破房子、4个工作人员。

当时，国军在战场上几次剿匪，都占不到红军的便宜，就想从别的地方入手。

国军听说共产党的财政才几个人管，就想另辟蹊径，用货币战打垮红军。

1932年，国民党特务假扮小贩，搞了一批洋货，火柴、煤油灯什么的，运到苏区卖。

这些东西现在看着普普通通，但是当时的火柴当时叫“洋火”，煤油灯叫“洋油灯”，都是中国自己生产不出来的东西。

特务卖开出的价格很便宜，老百姓都眼馋洋火和洋油灯，都想买。但是，特务却放话说：我们不收苏区币，只收鹰洋。

这个“鹰洋”就是墨西哥银元，因为当时中国的金融混乱，许多百姓会用含银量稳定、不易伪造的墨西哥银元交易，因为钱上面印有一只鹰，民间就俗称为“鹰洋”。

苏区百姓当时用的都是苏区的货币，没有鹰洋，看了这个要求只能面面相觑。这时特务们又放出风来，大家可以把粮食拿来，用粮食换鹰洋。

很快，老百姓就纷纷把家里的粮食拿来，跟特务换成鹰洋，再用鹰洋去买特务带来的洋货。

这样一来，鹰洋、根据地的粮食都到了特务手上，而根据地只能留下洋货。

洋货虽好，可却是不能吃的，如果任凭情况这样发展下去，苏区货币会不断地被鹰洋排挤，苏区的粮食也会被慢慢掏空。

到时候，共产党印的钱在苏区流通不起来，共产党的财政就要出问题，老百姓没粮食吃，账肯定是找共产党算。

国民党这招，用的是金融学里“货币锚”的知识，在当时绝对算是新潮的知识点。

结果，这套没玩多久，就被毛泽民发现了。

老百姓之所以愿意换鹰洋，无非是因为对手有苏区没有的洋货，这样洋货才是关键。

于是，毛泽民先是派人摸清楚了对手的底细，国军特务都有多少人？带了多少洋货？仓库在哪里？

随后，王牌特工钱壮飞亲自带队，查抄了特务们的洋货仓库。

红军把缴获的洋货拿出来统统打八折，规矩只有一个：只能用苏区币买。

这样，苏区币又重新流通了起来。

至于老百姓拿粮食换来的鹰洋，红军也不没收，反而让百姓把鹰洋拿来，现场在上面雕刻一个“工”字，鹰洋就可以继续流通。

为了稳定鹰洋的价格，红军还搞了鹰洋和苏区币的汇率，地下党需要去外地采购时，就找老百姓换点外面能用的鹰洋。这批鹰洋非但没有挤死苏区的货币，反而给根据地买来了大批宝贵的药品和武器。

国民党辛苦大半天，忘了自己的物资才是关键，结果非但没有整垮苏区的经济，反而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毛泽民以“一手枪杆子、一手钱袋子”的操作，被誉为“红色金融家”。

毛泽民虽然只有小学学历，但是对金融的理解却很独特，无师自通。

苏区币全称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银币券”，只能在共产党控制的地区流通，但是苏区不是什么都能自己造，红军后勤要搞好，就得去广东、云南，买外面的物资。

可是，在金融里，但凡发行货币，必须有黄金、白银这种到哪里都认的贵金属当“储备金”，大家要看得见你的货币能换有价值的东西，才愿意收你的钱。

而苏区不产黄金白银，苏区币不可能跟贵金属挂钩，这样的钱，拿出去谁会要？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毛泽民突发奇想，把苏区币和当地盛产的钨矿挂钩，根据钨矿产量等比例发行苏区币。

也就是说，只要你有苏区币，拿到红军这里就能买到钨矿。

而钨矿，是造军火的原料。

当时的中国战火纷飞，各路军阀都需要军火，德国还是当时的钨矿进口大国，鼓励用苏区币买钨矿，一下子让苏区币成了抢手货。

广东军阀陈济棠听说红军出售钨矿，马上派人高价收苏区币，用来向红军买钨矿。

同时，红军跟陈济棠买军火的时候，如果银元不够，用苏区币陈济棠也会收，这无形中就让红军的购买力增加了一大截。

陈济棠是国军，面子上还得听蒋委员长的话，不能公开跟“共匪”做交易。为了保密，陈济棠和红军发明了套交易方法：

陈济棠派人开一艘民船开到江西赣州，把船停到河中央。红军看到船以后，就在江边对天放枪。

船老大听到枪声以后，就向枪声处招手。随后，船老大会装模作样喊几声“红军来抢东西了”，然后赶紧跳船，连船都不要，直接游上岸回家，假装自己被抢了。

几天后，就会有红军战士开着他的船，把一船的钨矿交给船老大，再额外付他一笔奖金，船老大再把船里的东西交给陈济棠派来的士兵，这笔买卖就做完了。

一来一回，红军在国民党封锁的情况下，1933年一年就创下了1200万元的对外贸易额，为根据地买来了武器、药品和机器。

到抗战时，共产党又在延安办了“窑洞银行”。1941年11月，为了取信于人，八路军在当地搞了一个“抽奖活动”。

凡是来银行存钱的百姓，每存50元，就能获得一张抽奖券，存的越多，领到的抽奖券也越多。

一个月后，抽奖券发完了，也收到了50万的存款。

1942年元旦，延安办了个开奖仪式，八路军搬出土制的摇奖机，在众目睽睽之下摇出了头奖号码23083，关中农村的一个农民拿到了5万元大奖。

开奖后，八路军亲自押送着5万元巨款，敲锣打鼓地送到中奖者家里，让围观群众看到红军言而有信，以后银行的生意才好做。

在根据地期间，毛泽民和其他红色金融家，靠着聪明才智保证了红军的后勤，挺过了最艰难的岁月。

长征路上，国民党为了打垮红军，飞机一直盯着银行轰炸。毛泽民只能用战马带着设备和账簿四处躲藏，被称为“马背银行”。

1938年，为了打通后勤补给，毛泽民被派往新疆主持财政工作。3年后，因为新疆军阀盛世才叛变，毛泽民被捕牺牲。

然而，他开创的金融传奇，却远没有结束。

1949年6月，上海刚解放不久。

在西藏路、南京路和外滩一带的人行道和十字路口，突然出现了大量“游手好闲”的人。他们穿着体面的长衫，手里的银元叮当作响。

他们就像玩核桃那样，把手里几枚“袁大头”来回把玩。当时上海话里管这种人叫“银牛”，也就是倒卖银元的小贩。

这些“银牛”们在街上逢人便招呼：“大头小头要哇？”

他们说的“大头”，指的是印有袁世凯头像的银元，“小头”指的是铸着孙中山先生头像的银元，价格比大头略高一些。

这种兜售银元的小贩如同雨后春笋一般，在上海街头疯长。

根据当时上海第九兵团保卫部部长丁公量回忆，6月5号那天上街的小贩是2万人，到6月8日已经发展到8万人。

有需求就有市场，尽管当时解放军已经接管上海滩，人民币是法定货币，但银元才是民间追捧的“硬通货。”

南京路上的四大私营百货公司，全部都用银元标价，大小商店闻风挂出告示牌：不收人民币，只收银元。

商家给了刚到上海的解放军一个下马威。

解放军手里只有人民币，百货公司全部都用银元标价，解放军不是国军，不能明抢商家的，按商家的规则玩，战士们连盐都买不到，时间长了，有的战士身体开始脱力。

窘迫之下，部队给总前委打了报告，每个连发一个银元应急，战士们才终于吃上了盐。

除了解放军之外，上海的市民也苦不堪言。

蒋介石在撤走上海时，把上海的黄金、白银和美钞票席卷一空，留下了成堆一文不值的“金圆券”，中国银行的库房里空的可以跑老鼠。

从1937年抗战开始到1949年这12年间，上海的物价整整涨了8400多亿倍，辛勤工作的老百姓穷困潦倒，中小企业破产，只有投机商反而能够坐地生金、聚敛财富。

上海市民之间，一度恢复了极其原始的以物换物的方式，才能活下来。

解放军进入上海后，决定用人民币来兑换回收国民党的金圆券，比例是1:10万。

这是在给国民党擦屁股。

在解放上海之前，各部队就统一兑换了人民币，印制人民币的油墨和印刷机也准备就绪。

上海全面解放的时候，与解放军一起进城的还有40辆美国造的道奇卡车——车上满载着由东北、华北、华东印钞厂日夜不休印制的4亿元人民币。

如果这些统一的人民币收回了上海市面上各种乱七八糟的货币，上海混乱的工商业就能恢复生产了。

但是这样，也意味着那些资本家和投机者无法鱼肉百姓了，他们合起伙来抵制人民币。

商家不承认人民币还只是一部分，上海大街小巷出现了大量关于人民币的谣言，说人民币就像金圆券一样，将来会变成一堆废纸，民间的恐慌情绪被这一谣言迅速放大。

当时上海人拿到工资后，第一件事就是拿去购买米面油，或者到黑市兑换成银元。这就导致人民币发出去多少，基本上当天就回收了，起不到本来应有的流通效果。

商家不承认人民币，带来的人民币撒不出去，老百姓看见人民币像看见烫手山芋一样，解放军对上海完全没有掌控力。

事先囤积了大量银元的资本家们嘲讽道：“解放军可以打进上海，但人民币进不了上海！”

为了打赢这场货币战争，周恩来向毛主席推荐了一员大将——陈云。

上海危急关头，陈云临危受命，出任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

在这乱世中要想让人民币稳定下来，就要用上一些非常手段。

陈云从情报人员处那里获得消息：当时上海市中心的汉口路422号有一个“证券大楼”（今天叫华企大楼），本来这里应该是交易股票的地方，但此时证券业务全都停止了。

资本家们聚集在这里交易黄金、白银等贵金属。那里拥有数百部电话和大量对讲机，再加上数千名打探行情的“银牛”往来出入，交易所实际上操控着全上海大小金融黑市。

经过周密的侦查后，6月10日，10辆军车浩浩荡荡抵达交易所所在的汉口路，运来了一个营的兵力，很快对证券大楼实施了军事封锁。

军警在搜查大楼时，还发现了许多暗号和密码，和一份国民党“财政部长”俞鸿钧签署的证明书。

交易所4楼的265号房间，表面上看上去就是一间普通办公室，但屋里藏了25部电话，电话线密密麻麻就像蜘蛛网。

墙壁上红色的表格里写着“黄金、美钞、袁头、孙头”，这就是一座金融战场的指挥部。

上海公安局长李世英亲自带领200名军警实施抓捕，黑名单上的238名投机商人一个也没溜掉。

上海市民发起抵制银元活动

经此一役，人民币在上海站稳了脚跟，上海的工厂和工商界活动逐渐恢复。

但是，没了银元，上海资本家们手里还有一大堆物资，他们没有死心，而是和国民党的特务一起，继续发动了贸易战争。

在国民党飞机的轰炸下，上海电厂、码头等关键设施频频遇袭，工业生产能力还没恢复。

与此同时，地上的铁路也被特务破坏，维修铁路的工人经常被袭击，通往上海的干线迟迟没有打通。

海上，国民党的海军占有绝对优势，他们派出军舰在海上封锁，并在上海口岸周边布置水雷，重要的水路贸易通道被切断。

上海自己的工业生产没有恢复，外面的运输通路又被截断。投机商马上配合囤积居奇，让“两白一黑”，也就是白米、棉布、煤炭等物资价格暴涨。

这些全都是生活所需的最基本的物资。

原本2万一吨的煤，被黑市炒到了35万元一吨，很多需要能源的工厂被迫停业。汽车缺乏足够的燃料，工人们只能想办法改造燃机。

比能源危机更严重的是粮食危机，1949年7月份华东华北地区暴雨成灾，陆路交通受到很大影响，当时政府储备的大米只够吃1个月，全城五百万张嘴等着吃饭。

投机分子叫嚣，要在两年内从经济上击垮共产党。

“共产党军事100分，政治80分，经济是0分。”

上海是全国的经济中心，上海绝不容有失。

陈云着手调动全国的物资，一齐进入上海，来破解上海物资短缺的困局。

为了把北方的粮食运到上海，铁道兵们日夜奋战，一边修铁路，一边剿匪。

水雷拦住出海口，解放军就组织渔船排掉了水雷，还捞起了国民党沉在江口的沉船，保证水路运输畅通。

投机商炒作粮食，陈云手下的中央财政委员会的一个副秘书长专程前往东北，坐镇沈阳，保证东北每天发一列车的粮食到上海。

1949年10月15日起，上海纱布带头疯涨。

这时候陈云手握全国资源，弹药充足，交通也恢复通畅，他决定立刻收网。

陈云一边命令国有企业现金一律存入银行，不允许向私营银行和资本家贷款。同时查封了不少地下钱庄，断了投机商的弹药。

另一边，国有商行、仓库同时大规模向市场投放平价棉布，连续抛售10天，使得棉布价格猛跌了三四成。

经过几个回合的交锋，投机分子扛不住了，上海私营粮食批发商倒闭几十家，棉布投机商巨亏了253亿元，有人自杀，有人逃往香港。

上海终于稳定了。

建国之后，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的体量越来越大，在金融战场上碰到对手的段位自然越来越高。

1990年，看着东南亚经济势头不错，索罗斯携国际炒家带着巨款跑来，对泰国、印尼、马来西亚动起了黑手。

他的操作手段简单粗暴：先在一个国家借大把的钱，再把钱全换成美元，然后把人家货币搞贬值，贬值后，自己只需要用一点点美元，就还上了巨额债务。

至于中间的差价，自然全部落入索罗斯的口袋。

因为东南亚各国国小力微，就算凑出全部家当，也顶不住索罗斯的巨额资金。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更是索罗斯的一场狂欢，泰国损失40亿美元，马来西亚物价飞涨50%，老百姓一片哀嚎。

1998年，把亚洲四小虎收割一圈之后，索罗斯把目光投向了香港。

一直以来，香港以金融自由著称，这意味着，索罗斯在这里受到的管制也最少。

索罗斯拿出在东南亚一样的套路，拼命抛售港币，想让港币贬值。

然而，索罗斯忘了，此时香港回归已经1年了。

香港拿出了全部的外汇储备，中央出面为香港政府背书，索罗斯卖一点，我们就买一点，有人买，港币就不会下跌。

经过一番激战后，在结算日时，恒生指数维持在了7800点以上，港币没有大幅贬值。

索罗斯铩羽而归。

从长征、建国到今天，我们跟地主斗过，跟国民党斗过、跟资本家斗过、跟华尔街斗过。

斗了快一百年，我们才斗出一个日渐强盛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索罗斯把自己旗下研究所重组，搞了个“开放社会基金”，号称要在全世界推广“开放的民主社会”。

简单说，就是让全世界都变成资本主义标榜的自由市场，对资本家完全开放。

有索罗斯的支持，这个基金会可谓财大气粗，花钱的单位是“十亿美元”，扶持的项目超过5万个。

基金会在东欧、西亚等动荡地区活动，养起了一群暴动分子，他谈笑挥手间，无数小国政府，就会在暴乱狂风中摇摇欲坠。

局势一乱，索罗斯就带着钱袋子，像当初一样来当地收割财富。

2019年，时隔上次败走21年后，索罗斯一手资金、一手暴乱武器，又来到香港，想要用新路数，给自己找回场子。

一开始，香港暴乱给市场造成了剧烈震荡，港股多日来持续暴跌。

然而，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香港政府宣布撤回《逃犯条例》，经过警察的全面执法，香港局势已经被基本控制住了。

眼看打压股价不成功，索罗斯急冲冲地想卖掉手上的“空单”止损。结果，港交所宣布：设备坏了，没法交易了。

随后，港交所负责人李小加又宣布停市：

“在任何一个市场，停市都是一个大决定，9月5日下午2:00时，我们判断衍生品市场已不再有序，因此做出了停市的决定”的，就是不想让索罗斯跑了”。

这一回，索罗斯又亏了24亿港元。

也许，这还远不是索罗斯最后一次和中国交手，说不定哪一天，他还会重振旗鼓，再一次杀向中国。

但论金融战，中国也是顶级玩家，下一次，索罗斯又将是胜是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