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7月22日，新中国经济理论的开拓者、一代经济学宗师薛暮桥，安详、平静地走完了他的101年人生之旅。

薛老的最后几年是在北京医院度过的。每逢金秋10月，曾在薛老身边工作过的人员都会相约去看望老人家，祝他生日快乐、健康长寿。2004年10月，薛老在北京医院的病榻上越过了百岁之年。

1999年8月，薛老住院不久，朱镕基总理曾到医院看望了薛老；2004年春节，温家宝总理也到医院向薛老致以新春问候。同年，国家发改委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联合召开“薛暮桥经济思想座谈会”，在会上，曾培炎副总理说，薛暮桥是我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开拓者之一，也是经济战线上一位德高望重的领导。战争年代里，他在十分恶劣的条件下，坚持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理论。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过程中，他长期在经济领域重要岗位上担任领导职务，为开创我国财经、统计、物价工作，建立和完善有中国特色的宏观经济管理体制，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做出了积极贡献。对于这些赞誉，薛老是当之无愧的。但是薛老从来都用“愧不敢当”来回答别人对他的赞誉。他在“祝贺薛暮桥同志从事经济理论和实践工作50年茶话会”上说：“我在过去50年中，写了许多文章，做了许多报告，也干了一些经济工作，这都是一个共产党员应当做的事。”十年后，他在“祝贺薛暮桥同志从事经济工作和经济理论研究60年座谈会”上说：“至于我做的经济工作，写的经济著作，在我国当代经济学中只是沧海一粟，就是这一粟也是在党的培育下和同志们的帮助下取得的。”

薛老一生著作等身，更重要的是他运用经济理论解决了很多实际问题。择其重大者说，20世纪40年代，他运用货币理论在山东解放区对敌货币斗争中取得了胜利，这对全国各解放区对敌货币斗争、贸易斗争产生了重要影响；20世纪50年代，薛老直接参与治理通货膨胀，主持创立了新中国的统计体系，并参与了“一五”、“二五”计划的制定；20世纪60年代，薛老主持建立了我国的物价管理制度，并在“大跃进”后成功地对物价进行了调整，实现了稳定物价的目标；20世纪70年代末，他提出准许待业青年自找就业门路，支持乡镇企业，支持长途贩运等重要改革建议，推进了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初，他深刻论述了我国必须实行商品经济，并系统地提出了财税、金融、价格、外贸以及国有企业等体制改革方案。在长期的经济研究和经济实践中，特别是改革开放过程中，薛暮桥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政策建议和主张，参与了一系列重大的宏观调控事项，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薛老对我国经济理论和实践的贡献，是一定会载入我国经济史册的。我作为他的秘书，曾经长期在他身边工作、学习和生活，耳闻目睹了薛老的许多生动故事，特将其写成此文。

超脱务实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央开始给干部定职定位，对那些对革命做出重大贡献的干部委以重任。有的同志根据自己历史上的功绩，希望得到相应的职务，这是情理之中的事。而当时身负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秘书长重任的薛老，此时却做出了与众不同的举动。由于长期工作劳累，薛老在1951年患了神经衰弱症。为此他向中央提出，自己身体不好，要求辞去中财委秘书长等职务，以便集中精力进行经济理论研究。这在当时可能是独一无二的。后来，由于工作需要，政务院任命他为国家计划委员会委员兼国家统计局局长，就是在这个岗位上，薛老开创了新中国的统计事业。

薛老在工作中对人事、工资、生活待遇等问题从不过问，也无兴趣，他的注意力始终集中于工作和研究上。在20世纪60年代国家困难时期，他自己主动要求降低了工资，还几次降低粮食定量，以致他每月的定量只有21斤，当时成年人的定量中没有这么低的一档。

薛老在人际交往方面的“能力”与他在经济理论上的造诣相比，可谓天壤之别。在许多场合，比如在散步的路上，薛老碰上一位他认为“很熟的朋友”，两人交谈甚欢，可分手后薛老往往记不起人家的名字，谈话的内容也从不涉及私人事务。他与党内外的许多知名人士都有过很深的交往，但他从来都是君子之交淡如水，他与领导、同事和下级的关系也仅限于工作。为此在“文化大革命”中，他还被造反派嘲弄过一次：造反派把计委的几个局长叫到薛老面前，问薛老他们都叫什么名字，有的薛老说不上来，但他清楚地说出每个人分别是负责哪方面工作的。在他的潜意识里，与人交往只是为了工作。

薛老总说自己记不住别人的名字是记忆力差，其实薛老的记忆力十分惊人，他对建国以前部分解放区和建国以来国家各个时期的有关经济统计数据，可以随口道出，如数家珍。在我看来，薛老在人际关系方面的“记忆力差”，恰恰反映出他的学问人品，表现出他的高风亮节。1982年薛老曾赋诗一首：“幽谷飞瀑涤俗尘，林泉深处养劳神。文山会海无已时，不如偷闲理经纶。”诗句贴切地表达出薛老超俗务实的心境。 

亲身感受

薛老是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是我党第一代经济理论家，他在与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长期交往中，对他们的崇高风范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58年春节期间，薛老接到通知，要他立即到中南海怀仁堂，参加中央召开的讨论国内形势问题的会议。薛老是个时间观念极强的人，为了准时到会，他连早饭也顾不上吃，便赶到了怀仁堂。因他到得早，空荡荡的怀仁堂里只有一个人坐在会议桌前吃早饭。薛老走上前去，发现是毛主席，而桌上的餐食仅仅是一碗面条。毛主席见薛老来了，便向他打招呼，并问他是否吃饭了。薛老如实道来，主席便让服务员端来一碗面条。主席边吃饭边与薛老闲谈，问薛老的名字“暮桥”二字出自何处。薛老回答说，“暮桥”的名字是陈翰笙在20世纪30年代初因革命工作需要为他起的。主席听后随口吟出了陆游的两句诗：“朝发云根寺，暮宿烟际桥。"然后说：大概是用的这个典。这样一件小事，使薛老对主席的渊博钦佩不已，同时对主席简朴和平易近人的作风也感受颇深。

关于“薛暮桥”名字的由来，薛老的夫人罗琼阿姨曾经告诉我：20世纪30年代初，陈翰笙推荐刚出狱不久、处境困难的薛老到广西的一所大学去讲授经济学，当时他自己的政治处境也很困难，不久便出国了。当时陈翰笙说过：“末路穷途，有桥可渡。”暮桥二字应源于此。现将两种说法皆献给读者。

1962年，我国经济处于困难时期。一次，朱德约薛老到玉泉山谈经济计划工作。谈完工作已是中午，朱老总便留薛老一起吃饭。薛老为人极其诚朴，既然挽留，就答应了。这时，朱老总的秘书悄悄过来，催薛老快走。走到门外，秘书告诉薛老，朱老总家一顿饭的细粮只有两碗米饭，如果你留在这里吃饭，康大姐这顿就没的吃了。这件事对薛老的触动很大，他将此事作为老一辈革命家与人民同甘共苦的例子，讲给身边的工作人员听，鼓励大家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刻苦钻研经济理论。

20世纪60年代初，中央召开物价工作会议，制定物价政策。周总理对此极为重视，主持了文件的起草工作。按照总理的安排，这个文件至少要讨论和修改五到六次。薛老作为全国物价委员会主任，受中央之托草拟了文件的第一稿，经总理亲自修改后提交给会议讨论。讨论时，总理临时有事不能到场，便委托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代为主持讨论。会议开始后，小平对薛老说，文件已发给大家了，没必要读全文，把文件的要点解说一下就行了。薛老对文件的主要内容作了简要说明后，小平说，暮桥是物价问题专家，文件写得比较全面，在座的哪一位还有修改意见，请提出来。会场静默了片刻，小平说：我看就这样吧，第一，调价规模不要超过×××亿；第二，要稳步推进。这个稿子基本成熟了，没必要再在会议上讨论了。与会者离开后，薛老仍坐在位子上。他想，总理布置要讨论五到六次的文件，才讨论了一次便通过了，这样行吗？于是薛老前往总理办公室，向总理汇报了讨论的情况。总理听后沉吟了一下，对薛老说了一句：“就按小平同志的意见办。”事后看来，这份文件即使再讨论五六次，它的主要精神和基本内容也不会有大的变化。通过这件事，薛老看到了周总理与小平之间的高度信任和理解，更为小平工作中的快节奏、高效率、敢负责的精神和作风所折服。薛老说，小平的这种作风始终如一，正是这种作风，加速了改革开放的进程。 

勤奋耕耘

薛老从事经济理论研究的最大特点，是将理论研究和实际工作密切结合在一起。他总是针对经济工作中存在的问题，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提出行之有效的解决问题的主张。薛老在长期的经济工作中，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中提出的若干建议，都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现实意义。薛老对于通过深入调查研究得出的结论，从不随风而变。最值得钦佩的是，当时代或实践证明他的一些观点有问题时，他会毫不犹豫地去修正。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不断汲取新的知识，更新自己的观念，使薛老的理论观点始终站在我国经济理论界的前列。

严谨是薛老治学的又一个鲜明特点。研究一个问题必求甚解，一丝不苟。在20世纪80年代，薛老和钱学森曾为如何在经济领域运用数学和计算机技术进行过一次讨论。钱老认为，预测经济发展应当运用数学模型和计算机技术；薛老表示同意，同时指出，在目前的国情下，计算机的数据输入是一个难关，不正确的数据输入会导致错误的结果，因为计算机缺乏“测谎功能”。他强调，数学模型在我国经济实践中的运用一定要稳步推进，讲求实效，不能搞“数字游戏"。对此，钱老也十分赞成。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两位巨匠之间的对话，体现出老一辈学者对国家的高度责任心和严谨的治学态度。

薛老研究问题大致有四个步骤：一是选择研究题目。调研对象绝大部分是经济实践中急需解决的问题，比如在“大跃进"后研究货币物价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投资过热、物价上涨时研究通货膨胀理论；二是进行深入细致反复的调查研究。薛老在他85岁之前行动方便时，经常深入基层，就说农贸市场，我就陪他不知调查了多少家。印数达1000万册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一书，是在去山东、安徽、江苏三省做了深入调查后才动笔写的；三是“打腹稿”。薛老通常习惯仰卧在躺椅上闭目沉思，也经常在散步或理发时构思文章的框架；四是伏案写作。薛老写作的效率极高，往往是一气呵成。虽然薛老的字一笔一画，几乎没有连笔，但写作的实际速度相当快。他在写作时谁也不能打扰他，不写完一个段落，连饭也不吃。每到吃饭时，家里人为叫他吃饭想尽办法，后来让当时只有几岁的小外孙去叫他，小孩子不懂事，拉着爷爷的手就走，薛老疼爱外孙，只得放下笔来。

薛老的文风极其朴实、简练，他一贯反对各种类型的八股文，反对讲套话和做表面文章。薛老常说，写文章一定要到有话要讲，有理要说，而且非说不可的时候才动笔，这样写出来的文章言之有物，论之有据。在他的文章里，深奥复杂的理论变成了浅显生动、有理有据的白话。他把复杂问题简单化了，因此，不论经济界的专业人士，还是关心经济问题的普通读者，都愿意看薛老的文章。

薛老做事一贯高度专一。他在专心工作时，无论外界发生什么事情他都听不见。在他女儿小的时候，薛老在写作，女儿在他衣服的后面缝了一些小扣子，他一点都不知道，带着这些红红绿绿的扣子就出门了。还有一个例子说起来让人难以置信：“文革”时薛老和另一个人被关在一间办公室里，那个人在办公室的卫生间里自杀了，薛老在学习毛选，过了若干小时，他竟浑然不知，直到外面进来人后才发现。事后薛老自己也很后怕，说幸亏不知道，当时办公室被反锁着，又是星期天，一旦知道了怎么办哪！

薛老的工作时间很有规律，日程安排是雷打不动、不容干扰的。一年365天，每天都是8点钟开始工作。在日常生活中，薛老散步、打拳以及吃药等也都极其守时，而且是持之以恒。要知道，长期按时做到这些日常小事，也是需要毅力的。薛老平时脑力工作的强度是很大的，又没有什么爱好，为使自己得到必要的休息，他喜欢采取“游泳休息法”。他常说：除了睡觉，只有游泳时才能暂时中断思考，强迫大脑休息。虽然薛老的游泳技术并不高，只会仰泳，但他在近80岁时还在北戴河的大海里畅游。为保证他的安全，每逢他游泳，我都会在旁边保护他。薛老每天都到附近公园散步，在家里打太极拳，但散步、打拳都挡不住他的思考活动。

言传身教

薛老有三个女儿，她们共同的感觉是，从小家里就像个办公室，她们在家里随时可以看到父母在工作、写作或看书看报，并时常被告知，爸爸妈妈在工作，要小声说话。她们就是在这样的“办公室”中长大的。薛老的生活十分简朴，像样点的衣服就是两三套在正式场合穿的中山装，比较好的家具就是一大排书柜。薛老生活上极其节省，在20世纪60年代初，他把自己的稿费都上交中央做了党费，“文革”后一补发了工资，他也立刻上交了。薛老的夫人罗琼，长期担任全国妇联第一书记和副主席等要职，她和薛老一同出差时，住宿饮食都一再要求尽可能节俭，她总是亲自整理好宾馆或火车上的被褥，希望能减轻服务员的工作。两位老人的朴实作风，深深地感染了他们身边的工作人员。

跟随薛老工作的过程，就是当学生的过程，学知识、学做人。薛老在对我们讲述经济学知识和讨论问题时，很少采用老师授课的方式和口吻，他总是和我们一同调研、一同讨论，让大家充分地各抒己见。在讨论中，老人家总是鼓励大家，引导大家不断深化思路。薛老是相当于“院士”的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享有很高的学术地位，一生的学术著作等身，但他从不提及自己所取得的成就。曾跟随和帮助薛老工作的杨波、苏星、吴敬琏、余学本、何建章、吴凯泰、李剑阁等，后来都成为出色的经济专家，撰写文章的大手笔。

薛老在87岁时被诊断患有帕金森综合症，在发病的初期，薛老被病情折磨得非常痛苦，可一旦病情稳定，薛老又以非凡的毅力，在助手们的帮助下，完成了《薛暮桥回忆录》一书的写作。这本书记录了薛老为理想和事业鞠躬尽瘁的90年历程。之后，又在薛老的指导下，编辑出版了一本《薛暮桥晚年文稿》。在93岁那年，薛老不慎摔了一跤，虽然后来恢复得不错，但他自己日感衰弱。他曾几次对女儿女婿说，大夫治得了病，治不了老，我不愿意活到100岁，如果那样，第一拖累北京医院，第二拖累国家计委（薛老的工作关系在国家发改委），第三拖累你们。他还说，中国人办丧事过于悲哀，其实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我将来的丧事要简简单单。1999年9月，薛老经历了一次病危抢救之后，又对家人表示：不能工作了，住在医院里花国家的钱，麻烦医生，拖累家人，我不愿意这样维持生命。虽然说人类现在还掌握不了自己的生死，但薛老对生命的态度反映出一个彻底唯物主义者的坦荡胸怀。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薛老是领导、是老师、是一位可敬的长者，跟随薛老工作的收获来自一点一滴的言传身教，实感受益匪浅。薛老一生默默耕耘，为中国革命和经济建设事业做出了公认的贡献。了解薛老的人，无不对这位非凡的老人充满敬意。

^* 李克穆，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原党委副书记、原副主席。文章来源：《经济导刊》2019.09.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