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贽所景仰的除了罗汝芳之外，还有王畿，人称龙溪先生。李贽在罗汝芳去世时为其写告文，亦在王畿去世时为其写告文，告文中称：“故同舟而遇风，则胡、越必相救也，不自知其丧身而失命也。”这就是舍己而为人之心，即使是胡越不同，但赤子之心的心是相通的。故李贽称：“此予小子所以一面先生而遂信其为非常人也。”说自己“虽生也晚，居非近，其所以凝眸而注神，倾心而悚听者，独先生尔矣。今先生既没矣，予小子将何所仰乎！”在与罗汝芳与王畿二人相往还的成员中，都有道士僧人参与其间。

李贽倾心的另一个泰州学派的思想家是何心隐，他还写了一篇〈何心隐论〉。何心隐本名梁汝元，是颜钧的学生。李贽在这篇文章中讲到何心隐与常人异者：“凡世之人靡不自厚其生，公独不肯治生。公家世饶财者也，公独弃置不事，而直欲与一世贤圣共生于天地之间。”还说：“孔子之道，其难在以天下为家而不有其家，以群贤为命而不以田宅为命。”“公既独为其难者，则其首出于人者以是，其首见怒于人者亦以是矣。”“人伦有五，公舍其四，而独置身于师友贤圣之间。”换一句话说，五伦在他只留下朋友一伦，同志这一概念便由此而起。何心隐是江西吉安府永丰人，自幼“颖异拔群”，参加江西省试得第一名，但他放弃科考，不沿着科举道路走下去。何心隐师从颜钧，强调率性自然，反对理学“存天理，灭人欲”之说，认为灭欲是不可能的，做到的只能是“寡欲”。他说：“欲生，欲义，欲也。舍生而取义，欲之寡也。”“欲仁，非欲乎？得仁而不贪，非寡欲乎？欲不逾矩，非寡欲乎？”（《何心隐集》卷二〈辨无欲〉）他到过黄安，也是耿定向的朋友，也曾游学于京师，耿定向记载何心隐在北京讲学时，“从之游者诸方技及无赖游食者咸集焉。”为此耿定向表示过不满，何心隐对耿定向的回答：“万物皆备于我，我何择焉！”从耿定向这个话中，可以看到何心隐讲学的场面是平民化了。正是这一点受到执政者的不满，结果被张居正视为“时时欲飞，却飞不起之人”。颜钧在家乡讲学时，曾在自传中讲到，其在家乡成立过宗族性的萃和会，“会及半月，一乡老壮男妇，各生感激。”“会及一月，士农工商皆日出而作业，晚皆聚宿会堂，联榻究竟。会及两月，老者八九十岁，牧童十二三岁，各透心性灵窍，信口各自吟哦，为诗为歌，为颂为赞。”实际上把农民组织起来的事古已有之，只是通过宗法关系把农民组织起来，发生战乱和灾荒而不得不流亡迁徙时，也有组织。南北朝时，在北方便有大量堡坞壁垒的组织，既是保卫自己，也是共同生产。互助合作本来是农民本能的要求，合作化运动不过是把它们有领导的组织起来，其成败关键在于领导者的能力和水平。何心隐受颜钧萃和堂的影响，也在他家族内组织了萃和堂，成为一个宗族性的组织，负责教、养、婚丧和统一纳税，而地方政府有赋外加派，遭到何心隐的拒绝。何心隐还反对拆毁近城内外民居以防战乱的策略，所以与地方政府发生冲突，因而受到地方政府的打击。湖广巡抚陈瑞在搜检何心隐的往来信札时，写信给耿定向说：“初不知为志学人也。”（《耿天台文集》卷16〈里中三异人传〉）具体杖死何心隐的则是陈瑞的后一任湖广巡抚王之垣，经办此案的陈瑞所以要写信给耿定向，说明见死不救的不是别人，正是耿定向。为什么？为了怕得罪张居正与李义河。李贽在〈答邓明府〉一信中，称：

何公死，不关江陵（即张居正）事。江陵为司业时，何公只与朋辈同往一会言耳。言虽不中，而杀之之心无有也。及何公出而（江陵）独向朋辈道“此人有欲飞不得”之云，盖直不满之耳。……偶攻江陵者，首吉安人。江陵遂怨吉安，日与吉安缙绅为仇。然亦未尝仇何公者，以何公不足仇也。……至是欲承奉江陵者，憾无有缘，闻是，谁不甘心何公者乎？杀一布衣，本无难事，而可以取快江陵之胸腹，则又何惮而不敢为也？故巡抚缉访之于前，而继者踵其步。方其缉解至湖广也，湖广密进揭帖于江陵。江陵曰：“此事何须来问，轻则决罚，重则发遣而已矣。”及差人出阁门，应城李义河遂授以意曰：“此江陵本意也，特不欲自发之耳。”……应城于何公素有论学之忤，其杀人之心自有。

关于此事，耿定向的堂弟耿定力另有一说：

嘉靖庚申（三十九年，1560年），张江陵官少司成，先恭简（即耿定向）官御史，巡视东城，尝约会僧舍中。不佞甫冠，日侍恭简，闻其奇江陵而又奇心隐也。乘会日，偕心隐突入座，心隐、恭简南面，江陵北面，大兴令吴哲与予西隅坐。恭简故令两公相评品。江陵谓心隐：“时时欲飞，第飞不起耳。”心隐气少平，谓江陵：“居太学，当知《大学》之道云。”心隐退而抚膺高蹈，谓予兄弟曰：“此人必当国，杀我者必此人也。”越隆庆辛未（五年，1571），不佞举进士，出江陵门，江陵语及心隐曰：“汝兄最称其人，然在我坐，不能出片语。”睹江陵色辞，未尝相忌相仇也。迨岁乙卯（万历七年，1579）心隐蒙难，衅由王夷陵（即湖光巡抚王之垣），非江陵意也。夷陵南操江时，孝感程二蒲以维扬兵备，直言相忤。夷陵啣之，二蒲尝父事心隐，遂借心隐以中二蒲，而朝野舆论咸谓出江陵意，立毙杖下，竟践心隐当国杀我之言。夷陵实江陵罪人矣。李氏《焚书》谓由李应城意，则传者之误也。（见《何心隐集》附录）

这也是当事人的一种说法，但何心隐之死固然非因张居正，而耿定向未予以援救亦是事实。要知道耿定向与张居正及李义河皆有旧，此时可言而不言。黄宗羲《明儒学案》卷35〈恭简耿天台先生定向〉云：“卓吾之所以恨先生者，何心隐之狱，唯先生与江陵厚善，且主杀心隐之李义河，又先生讲学友也。斯时救之固不难，先生不敢沾手，恐以此犯江陵不说学之忌。”耿定向只泛泛地向湖广巡抚王之垣请贷其死，不敢向李义河为何心隐施一援手，故李贽感叹地说：“嗟夫！朋友之道绝久矣！”“不避恶名以救同类之急，公其能此乎？”（《答耿司寇》）李贽还在文中说：“何公布衣之杰，故有杀身之祸；江陵宰相之杰也，故有身后之辱。不论其败而论其成，不追其迹而原其心，不责其过而赏其功，则二老皆吾师也。”他这个话是公平的，但在当时的在位者看来，却非常不合时宜。泰州学派讲学的平民化，自然会成为执政者打击的对象，这也暴露了道学家们凶残的面目，他们是借刀杀人，是幕后的真正凶手。

尽管对何心隐，李贽“未尝亲睹其仪容，面听其绪论”，但李贽的《何心隐论》是痛心疾首地为何心隐之死抱不平的。其云：

 所谓死有重于泰山者是也，未闻有为道而死者。道本无名，何以死为？公今已死矣，吾恐一死而遂湮灭无闻也。今观其时，武昌上下，人几数万，无一人识公者，无不知公之为冤也。方其揭榜通衙，列公罪状，聚而观者咸指其诬，至有嘘呼叱咤不欲观焉者，则当日之人心可知矣。由祁门而江西，又由江西而南安而湖广，沿途三千余里，其不识公之面而知公之心者，三千余里皆然也。盖惟得罪于张相者，有所憾于张相而云然，虽其深相信以为大有功于社稷者，亦犹然以此举为非是（指湖广巡抚陈端，曾具体办此案者），而咸谓杀公以媚张相者之为非人也。则斯道之在人心，真如日月星辰，不可以盖覆矣。虽公之死无名可名，而人心如是，则斯道之为也，孰能遏之！然公岂诚不畏死者！……吾又因是而益信谈道者（指耿定向之类）之假也。由今而观，彼其含怒称冤者，皆其未尝识面之夫。其坐视公之死，反从而下石者，则尽其聚徒讲学之人。然则匹夫无假，故不能掩其本心；谈道无真，故必欲刬其出类，又可知矣。夫惟世无真谈道者，故公死而斯文遂丧。公之死顾不重耶！而岂直泰山氏之比哉！ 

从这一段文字知道，李贽真可谓有血气之男子，他面对的是怎样一个有势力手拿刀把子的群体，他如是说，而且刻在《焚书》中，当然也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了。同时他也感到何心隐之孤独，他说：“然而贤者疑之，不贤者害之，同志终鲜，而公亦竟不幸为道以死也。”值得注意的是，“同志”这个概念在那时已有了，“同志”、“平等”、“自由”、“觉悟”这些在共产党人中流行的概念及其内涵，并非都是完全从西方传来的，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早就有了，但不是产生在传统主流文化中，而是在阳明心学之泰州学派中流行的。

李贽认为何心隐之死重于泰山，其后来蒙冤系狱，同样勇于直面死亡，曾作诗〈系中八绝〉，在〈不是好汉〉一诗中表示自己惟求速死，诗云：

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

我今不死更何待，愿早一命归黄泉。（《续焚书》卷五）

关于李贽之死，袁中道《李温陵传》称：

一日（三月十五日），呼侍者剃发。侍者去，遂持刀自割其喉，气不绝者两日。侍者问：“和尚痛否？”以指书其手曰：“不痛。”又问曰：“和尚何自割？”书曰：“七十老翁何所求！”遂绝。

李贽去世的时间是万历三十年（1602）三月十六日夜子时，地点是在北京镇抚司狱中，时年76岁。李贽之死，死得其所，反之当年扼杀李贽者，成为历史之罪人。这反映了一条真理，凭权势以打压天下之学者，反而使自己陷入万世不复之劫难，权势之两重性，亦由此而显矣。1973年10月，毛泽东布置我们标点注释李贽《藏书》中的〈世纪列传总目前论〉，1974年7月，又亲自辑录李贽《史纲评要》中的23篇要我们标点注释，并都制作大字本上送，供其本人及相关指定的人员阅读。毛泽东看重李贽的为人和思想不是偶然的。

朱永嘉，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文章来源：大风网站2017-08-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