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有化的社会经济后果

　　私有化给俄罗斯社会带来了极其惨重的后果。1990-1995年，俄罗斯的经济下降幅度达38%，超过了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经济大萧条时期。工业生产下降了50%，涉及95%的商品门类。其中：

　　机械制造业下滑65%-80%；

　　高新技术产品下降90%；

　　日用消费品下降55%；

　　70%的食品需要进口；

　　农业、机械、仪表、电子、道路建设等部门或行业几乎全军覆没。

　　国际上，曾一度热衷于对中俄两国不同的改革道路和社会结果进行比较和评论。在此问题上，俄罗斯社会内部更是莫衷一是，中俄改革比较成为报刊文章、大学讲台，甚至议会论坛的热门话题。1996年4月18日，《真理报》发表了驻北京记者克鲁申斯基搜集的一组数字（见表9-1）。

　　俄罗斯居民普遍认为，“休克疗法”的社会效果不佳，主要表现为百姓生活水平下降、贫富分化、治安状况恶化等几个方面。同时，持续几年的经济危机也对俄罗斯社会的人口、健康以及就业形势等产生了严重影响。

　　1.人口减少、寿命降低。1992年，俄罗斯社会的死亡率超过了出生率。这是自1942年“二战”以来，俄罗斯人口生产首次出现负增长，特别是人口自然减少的幅度增大。由于民族冲突不断，战争使冲突地区的居民颠沛流离，纷纷举家迁移至辽阔的俄罗斯内地，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人口减少的缺额，但俄罗斯社会上下对未来的人口形势表示忧虑。如今，受生活所迫，俄罗斯许多年轻家庭放弃了生孩子的打算，人口增长急剧下降。根据最乐观的估计，在经济形势好转的情况下，俄罗斯人口恢复增长，要经过15-20年的时间。否则，俄罗斯人口将锐减，年龄结构和性别比例恶化。1995年，俄罗斯男性居民的平均寿命约57岁，而女性则为71岁。

　　2.居民健康状况恶化。俄罗斯物价放开后，药品、医疗费用的上涨幅度最大。过去，苏联实行的是免费医疗制度，甚至病人住院期间的饭费也由国家支付。现在，俄罗斯广泛推行有偿医疗，实行强制医疗保险制度。有关资料显示，许多退休的老人大部分的积蓄和退休金都用在求医买药上。社会中酗酒、吸毒的人数增加，每年因酒精中毒而死的人数约为4万。因为生活的压力，精神和心理疾病发病率显著提高，自杀比例上升，1995年自杀人数超过6万。

　　3.失业严重。一方面经济改革大大增加了俄罗斯人自由择业的机会，人员流动、职业变更次数增多；另一方面，在生产萎缩、经济下降的条件下，社会失业、半失业情况严重。1994年正值私有化的高潮时期，俄罗斯的失业率一度达到10.4%，而非官方估计的数字为13%左右，失业人口超过880万。职工待业期连续拉长，1992-1994年3年的时间里，待业期分别为4.5个月、4.7个月和5.2个月。在失业的人群中，妇女的失业比例高于男性，占65%-70%。16-29岁的青年人口流动频繁。在地区分布上，大都市就业机会多于中小城市，特别是在边远民族地区和产业单一的地区，大多数企业不得不停产关门，职工下岗失业现象严重。私有化导致的大量失业现象也带来了一些社会问题。首先，失业造成了贫困阶层人口增加。其次，失业大军的存在，影响着社会的稳定。俄罗斯一些煤矿工人不断罢工、抗议。失业人口，特别是青年人往往成为黑社会势力招募的对象。为生活所迫，俄罗斯不少体育明星、退役军人和警察也流入犯罪集团的队伍。所有这些都增加了社会的危险因素。最后，居民广泛从事第二职业，地下经济盛行，灰色收入的比重上升。日益蔓延的“地下经济行为”成为俄罗斯社会的一道风景线。

　　4.生活消费水平倒退20年。俄罗斯科学院居民社会经济问题研究所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休克疗法”严重影响了大多数居民的生活。社会为激进的变革付出了极高的代价。

　　1992年，也就是“休克疗法”实行的第一年，俄罗斯居民的实际收入下降了56%，国民收入下降到1976年的水平，居民的消费水平倒退了二十多年，降至60年代的水准。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在通货膨胀的影响下，居民的存款大幅度贬值。1990-1991年，俄罗斯居民的储蓄总额占居民总收入的56%以上。1992年，居民储蓄贬值，原来俄罗斯人手中的1卢布到年底贬值为0.04卢布，也就是4戈比。政府的失策，使居民蒙受了巨大的损失。俄罗斯专家估计，老百姓存款贬值所受到的损失要超过5000亿卢布，涉及200多万个储户。

　　2.居民的大部分收入用于糊口，食品消费比重增大。联合国粮农组织使用恩格尔系数，通过统计食品在居民全部消费中所占比重来衡量居民的生活水平。一般说来，食物支出在家庭消费支出中的比例越小，人们的生活水平越高，反之，则越低。联合国粮农组织规定，恩格尔系数大于60%为贫困；50%-60%为温饱；40%-50%为小康；30%-40%为相对富裕；30%以下富足。在西方发达国家中，食品消费的比重一般不超过20%。在1990年以前，俄罗斯居民食品消费支出占总支出的30%，而1995年为53%，一些贫困家庭的食品支出比重更高，达80%-90%。

　　3.居民的膳食结构中，高蛋白的食品消费量减少，而淀粉类食物的摄入量增加。“休克疗法”后，在俄罗斯，居民生活水平下降的一个明显标志是，肉、奶、蛋等蛋白质含量高的食品消费量减少，而面包、土豆等淀粉类食物消费量增多。俄罗斯居民人均肉和肉制品的消费量从1991年的66公斤减少到1996年的51公斤；奶和奶制品从1991年的349公斤下降到1996年的247公斤；鸡蛋从1991年的229个下降到1996年的196个；鱼类消费从1991年的14公斤下降到1996年的9公斤；土豆则从1991年的98公斤上升到1996年的114公斤。

　　4.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比例增加且占总人口的比重高。1992年，俄罗斯职工平均工资提高了11倍，但消费品价格上涨了25倍，而且由于工资拖欠现象十分严重，有相当多的职工长期领不到工资，居民实际收入水平比年初下降了55%。据统计，20世纪90年代的改革使居民实际收入总体下降了约43%，实际工资收入下降了60%，退休金下降了45%。截至1999年底，全俄罗斯有1/3的人口（约5000万人）生活在官方公布的37美元/月的贫困线以下，失业人数达870万。

　　私有化冲击社会安全底线

　　俄罗斯学者认为，改革不同于革命。为达到革命的目的，可以不计手段；而改革则不同，改革既然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进行，就应计算改革的代价。苏联末期，经济改革浅尝辄止，政治改革却狂飙突进，最终冲垮了苏共，瓦解了苏联。几年后，在私有化运动高歌猛进之时，俄罗斯社会又跌入灾难性的危机之中。表9-2是俄罗斯科学院社会政治研究所发布的俄罗斯社会危机指标监测数据。

　　俄罗斯人如何评价私有化

　　以私有化为主要内容的俄罗斯经济改革究竟给俄罗斯人带来了什么？俄罗斯人民如何看待自己身边发生的一切？大量的社会调查资料显示，在许多问题上俄罗斯人民表现出十分复杂的矛盾心理：一方面，俄罗斯人要求改革；另一方面，却不能接受改革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俄罗斯人民怀恋旧制度下的无忧无虑，又不希望共产党重新执政。老百姓厌烦了无法无天、治安混乱以及虚假的民主形式，但又不愿见到旧体制回头。

　　从以下表格中可以看出，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大多数俄罗斯人对几年来的改革并不满意。老百姓对叶利钦推行的改革的评判，主要出自于切身的生活感受。现实生活中失望多于希望，这种态度可以在俄罗斯民众看待政治制度、经济私有化等重大问题的态度上体现出来。(见表9-3、表9-4、表9-5)

　　如今，许多俄罗斯人称20世纪90年代为充满苦难的“疯狂年代”，就连著名的自由市场经济代表人物俄联邦原政府总理米·米·卡西亚诺夫也不得不承认：“90年代确实是一个很难的时期，俄罗斯民众承受了这场苦难。这场苦难把居民的收入和存款突然化为零……使居民的收入、物质生活水平下降了百分之三十。”

　　2007年4月23日，叶利钦因心脏病去世，享年76岁。此时的民意调查表明，从尼古拉二世以来20世纪俄罗斯所有领导人当中，对叶利钦的评价最差，甚至比对戈尔巴乔夫的评价还差，愿意生活在叶利钦时代的人只有1%。

　　官方对私有化的评估与结论

　　第二任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主席伏·波列瓦诺夫在1995年初向政府提交的私有化阶段性总结报告，在社会上引起震动。该报告称，俄罗斯私有化在其实施的过程中“犯了方向性的错误”，方法和手段也过于简单，在规定的私有化七个目标中，除第七项目标基本实现、第一项部分实现以外，其余五项均未完成。

　　（一）私有化没有增加财政预算收入

　　俄罗斯社会中大多数意见认为，俄罗斯国有资产的私有化未能改善财政状况，预算资金收入也微乎其微。

　　在1992-1994年的两年时间里，俄罗斯共计有64829个企业进行了私有化改造，占四年间私有化企业总数的一半以上，而在这期间，私有化提供的各级财政预算收入为1万亿卢布左右，仅为匈牙利的一半。另一个东欧国家--捷克，通过“小私有化”获得的收入为12亿美元。捷克25000个小企业的平均售价为48000美元，而俄罗斯小企业私有化的平均收入不足25000美元。

　　1996年初，俄罗斯总统第292号令中提出，私有化及联邦政府移交地方股权应得的预算收入为11.4万亿卢布，而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仅完成了1/10多一点，即1.374万亿卢布，这是俄罗斯私有化领导班子在1996年总结报告中承认的数字。可面对社会各方的指责，俄罗斯私有化运动的领导班子此时却坚决反对“将私有化作为增加财政预算收入的手段”。在1993-1996年的4年中，俄罗斯私有化的收入只占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的0.02%-0.04%，占预算收入的0.13%-0.16%。

　　（二）私有化没有提高经济效益

　　私有化后的企业与原国有时的经营状况相差无几，经济效益差别不甚明显。社会调查结果显示，在经营管理、劳动态度等方面，反倒是一些新成立的私营企业大大区别于私有化的企业和国有企业。

　　俄罗斯学者认为，仅仅改变所有制的形式并不能保证经济效益的提高，将“无主的公有”变为“少数人私有”只是为增加效益提供了理论上的可能性。改革企业内部管理、加强市场调研、更新设备、改善工艺等都是提高经济效益的有效途径。俄罗斯国家杜马稽查委员会在一次对私有化的专门调查中指出，1992-1994年俄罗斯中央一级所属的1 666家机器制造企业中有1389家被股份化，占83.4%。在这期间，1992年生产下降幅度为11.5%，1993年为14.9%，1994年竟达到43.9%。

　　（三）私有化并没完成反垄断和增强竞争力的任务

　　事实上，由于近几年来国外产品特别是西方舶来品的冲击，俄罗斯企业及其商品失去了自己的市场：机械产品生产连年下降，1994年下降幅度达45%，日用消费品生产下降了一半以上，俄罗斯80%的食品依靠进口。

　　在反垄断方面，一些有利可图的石油工业、航空运输和原料部门分离出不少公司，例如原来统一的“苏联航空”分成420家大小航空公司；一些原料和燃料部门仍被特大型金融工业集团控制。“反垄断”的旗号被用来当作利益均沾、你争我夺的掩护。由于某些反垄断措施“操之过急”，结果破坏了原来固有的经济联系，特别是对农工综合体、森林工业和冶金工业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

　　（四）私有化并没能有效地吸引外资

　　在吸引外资方面，私有化的作用亦不甚明显。1994年正值俄罗斯私有化的高潮时期，1994年前9个月的外国投资仅为7.68亿美元，而1993年为29.2亿美元。但是不少外资，特别是金融“游资”投放到证券市场，投机意味大于投资。多数外国投资集中于原料采掘部门。几年来，俄罗斯石油天然气勘探、开发领域的国外投资成倍增长，而机器制造、建筑业的外资增长却大幅度回落。

　　（五）私有化并没能造就大批中产者

　　1994年6月底，叶利钦总统宣布俄罗斯已有70%的工业企业实行了私有化，俄罗斯社会4000万人成为股票持有者。然而，社会调查结果表明，大多数人并不认为私有化使自己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所有者”。1993年4月，俄罗斯居民有15%的被调查者认为“证券私有化”能使自己变为所有者，到1993年底这一比例一度增至19%，然而一年之后却降至9.6%。与此同时，俄罗斯64%的居民认为私有化只不过是“政治手腕”，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因为大多数股票持有者根本不可能，也无法参与企业管理，而取得红利的人数也微乎其微。

　　1994年，只有4%-5%的股民获得“分红”，实际上由于企业大部分停工或开工不足，“股东”已名不副实。俄罗斯私有化第一阶段的公式为：一张私有化证券=俄罗斯70年社会资产总量÷全体居民总数=10000卢布。两年后变为：一张私有化证券=面值10000卢布=7美元=1千克香肠。在社会心理方面，大多数俄罗斯人认为分得的不是国有财产，而是微不足道的“补助”，或是一张“彩票”。俄罗斯学者指出，这种“平均分配”国家资产的做法实际上是一种“欺骗”，在政治上是有害的，在经济上也是徒劳无益的，大多数居民没能也不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投资者或所有者”。随着“大众私有化”阶段的结束，“货币私有化”的开始，俄罗斯一些“油水”企业纷纷拍卖、招标，绝大部分居民更是与之无缘，只能做“看客”。

　　俄罗斯自由派改革者最初提出，私有化的社会政治目的是剥夺官僚机构手中的“国家财产支配权”，造就新的所有者阶层。而私有化的结果，却是旧官僚、“影子经济”等成为真正的赢家。

　　俄罗斯学者指出，权贵的私有化进程早在戈尔巴乔夫掌权时期就开始了。随着经济管理权的下放，一些经济管理机构或企业领导人截留权力，积极投身于“影子经济”，著名的“共青团经济帮”就是此时形成的。随着私有化进程的展开，官员们已不满足分享经济权力，捞取一时的经济好处。于是分割国有资产、掌握生产资料所有权，就成了俄罗斯未来商界精英的追逐目标，例如，一些部委改为康采恩或集团公司，各种利用国家资本出现的私人银行，大批由国有供销机构改造而来的商品交易所等。俄罗斯报刊称之为“隐形私有化”，其结果是“管理权变成了所有权”，形成了俄罗斯商界精英中的“红色资本家”阶层。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红色资本家”，还是暴发的“新俄罗斯人”，虽然他们手中掌握了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但因为这些并非他们经营或劳动的积累，所以他们并不珍惜。他们既缺少市场知识，又没有现代管理经验，具有很强的寄生性和腐朽性。

　　叶利钦总统承认，私有化造就了一批“所有者”，却未出现“管理者”。此外，俄罗斯社会所期望的动力阶层--“中产阶级”也尚未形成。官僚资本、新兴的垄断、官员的腐败、沉重的税赋以及黑社会势力的敲诈都严重阻碍着中小企业、私人经济的顺利发展。

　　（六）私有化给俄罗斯国家安全造成威胁

　　俄罗斯有关部门认为，私有化纲领没有顾及国家的经济安全、国防安全保密，过急的实施办法激化了社会矛盾，造成了社会局势紧张，严重影响了国家和社会安全。

　　损害经济安全。大量材料显示，俄罗斯私有化过程中，国有资产流失严重，私有化为少数人提供了绝好的敛财机会，无法统计的国有财产被变相转手或侵吞，削弱了国家的总体经济实力。1992年，私有化运动开始之时，俄罗斯全社会70年积累的国有资产总量（不含居民住房）估价为1.5万亿卢布，这个数字是按1991年物价改革前的价格统计的，到1992年发放私有化证券时价格上涨已达20倍，然而相应的资产重估却未进行。这样一来，一些证券投资公司大量低价收购私有化证券，结果是国有资产几乎被无偿地变卖。莫斯科“吉尔”汽车制造厂资产总量约合10亿美元，一家私人财团购得价格仅为400万美元，后因经营不利、负债累累，莫斯科又重新将之收归国有。莫斯科市化工进修学院的房产及设施价值约1亿美元，被某公司仅以800万卢布的价格购买。俄罗斯私有化过程中，国有资产被贱卖的事例很多，俄罗斯报刊对此经常披露。除有形资产外，私有化过程中无形资产和知识产权的流失更是难以统计。

　　俄罗斯国家杜马稽查委员会的特别调查报告指出，私有化不但没能使转轨政府的财政预算增加，反而使国家失去了对一些大型企业，甚至工业部门的控制。俄罗斯私有化的实践表明，私有化步伐快的领域，往往是利润丰厚、前景诱人的部门。俄罗斯境内外的灰色经济势力的目标从港口指向陆地，从地下指向天上，石油、有色金属等原料部门，航空和军工企业都成为各种资本势力争夺的对象。俄罗斯安全机构的报告显示，俄罗斯2/3的具有丰富资源和经济潜力的地区已被各种灰色经济势力、黑手党组织所控制，对俄罗斯的经济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损害国防安全。在俄罗斯私有化的后期，具有战略意义的国防工业企业一般不纳入私有化的范围，重要军工企业私有化的名单由政府和议会审查决定。但俄罗斯安全情报部门的报告指出，外国商人或通过俄方公司购买军工企业的股票，或采取建立合资企业等形式，窃取尖端技术，达到进入或控制这些企业的目的。类似的事件已发生多起，特别是涉及航空航天、导弹制造等军工企业。

　　（七）私有化导致犯罪猖獗

　　近几年，俄罗斯社会治安状况急剧恶化，经济领域犯罪猖獗。俄罗斯内务部及总检察院的报告中一致认为，在企业私有化过程中，犯罪案件激增。

　　仅1996年就有1746起犯罪案件登记在案，而自私有化运动开展以来，共发案30000余起。1997年初，俄罗斯联邦内务部将题为《俄罗斯联邦反经济犯罪和贪污的情况与措施的报告》提呈叶利钦总统，报告中援引俄罗斯科学院分析中心的材料指出，在私有化过程中约有55%的资本和80%的有表决权的股票落入俄罗斯境内外犯罪集团手中。

　　私有化过程中最为普遍的犯罪活动是滥用职权、以权谋私、贪污受贿以及欺诈行为等。更为严重的是私有化的主管部门--各级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丑闻”不断，仅1996年就有152位该部门官员，6000名负责拍卖、招标的人员被检察机关起诉。特别是1997年夏天揭露出的涉及俄罗斯几任私有化领导班子的“9万美元稿费丑闻”，导致了副总理、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主席等7位“私有化高官”的解职。稿费丑闻同俄罗斯私有化历史上最大的一桩拍卖--“电信投资”有直接的关系。俄罗斯舆论称，稿费丑闻可作为窥视私有化的“一面镜子”。

　　之后，随着像石油、军工等一些“肥缺”企业被拍卖，巨型金融工业集团之间的利益争夺战更为激烈。私有化成为俄罗斯传统垄断部门和新兴的金融财团争夺利益的“舞台”。西方学者指出，权力和金钱绞在一起，使俄罗斯私有化进程步入迷途。

　　私有化的社会遗害

　　俄罗斯当局本想通过私有化建立稳定的“公民社会”基础，但事与愿违。经过几年轰轰烈烈的私有化，社会上充斥着犯罪和权钱交易现象，结果导致社会更加动荡不安，两极分化严重。作为一场急风暴雨式的财产争夺战，俄罗斯私有化触及社会各阶层的切身利益，改变了社会的利益格局，激化了本已十分尖锐的社会矛盾，成为经济主管官员、新旧企业主、外资、私有化主管部门、普通职工之间社会冲突的导火索。

　　在许多俄罗斯居民看来，叶利钦时期的私有化犹如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民主化”和“新思维”一样，又是“一场改革闹剧”。自由派许诺的“公平分配社会财产”的迷雾渐渐散去，俄罗斯老百姓发现，身边的少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