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我曾经在新法家网站发表《西方为什么越来越穷》一文，指出西方国家越来越穷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制度以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严重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并从西方资本主义企业的劳动雇佣制度、管理方式和管理模式等微观角度，细致入微地探讨了资本主义制度是如何打击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并制约生产力发展的。然而，西方社会正变得越来越穷这一现实，并没有引起西方统治阶级对其落后制度的深刻反省。西方资本统治集团及其代理人非但不改过自新，对其政治经济制度以及相关企业管理模式进行必要的变革，反而更加穷凶极恶地通过种种极为不道德的无耻手段，残酷剥削压榨广大西方人民，企图让无辜的劳动群众来承担经济管理不善的恶果，从而造成绝大多数西方人越来越穷。那么具体说来，西方人究竟为什么越来越穷呢？我认为，从西方普通老百姓日常生活的角度来看，西方人之所以越来越穷，主要是由以下几个原因所致：首先，西方企业纷纷倒闭破产，造成失业率和失业人数剧增由于不时而至的经济危机、市场状况的不断变化、企业经营管理不善以及自由竞争导致的机构重整等因素，企业的倒闭与破产本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常事。在资本主义经济周期规律的作用下，经济形势总是随机而变。在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最繁盛期（二战以后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前后），一个企业关闭了，常常会有另一个企业取而代之，如此循环往复，无休无止。对于大多数工薪阶层来说，只要具备市场经济所需要的劳动技能，没有大的家庭变故或身体健康原因，心理素质过硬，经得起折腾，不惮于跟随企业的更迭随时更换职业，一个工作没有了，一般来说或迟或早总能找到另一份工作，养家糊口总不成问题。物质生活水平也还说得过去，特别是比之经济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劳动者，更是显得非常富足。真正长期失业的人，无论是绝对数量，还是在人口中的比例，都是十分有限的。但是，目前西方国家所爆发的这一波企业倒闭风潮，却与以往的情况大不相同。以前，作为全世界绝无仅有的少数几个工业化国家，西方几乎垄断了所有的制造业，从而得以在国际市场上确立了一手遮天的绝对垄断地位。因为杜绝了来自其他工业产品输出国的强有力竞争，无人能够撼动西方企业在国际市场上超稳定的垄断。因此，尽管西方经济一直在繁荣、衰退、萧条和复苏的循环往复中踯躅徘徊，却仍稳居世界之首。然而，随着科学技术的普及以及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商业竞争的范围逐步扩及到欧美以外的地区。特别是以中国和印度等亚洲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工业国的兴起，使国际商业竞争更趋激烈。当西方的科技优势基本丧失之后，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就更多地体现为制度、文化与理念之争。由于西方的政治制度、经济模式、企业管理方法和企业文化均存在重大缺陷，无法充分调动广大劳动人民的生产积极性，西方企业的生产效率极其低下，所生产的产品，在数量、质量、品种和价格等方面，均无法和亚洲国家所生产的种类繁多、物美价廉的工业品相提并论，在国际市场上明显缺乏竞争力。很多西方企业被迫迁往国外发展，选择继续留在当地的企业，也终因无力应对愈益激烈的国内外竞争，而大批倒闭破产，造成大量人员失业，失业人数和失业频率均有增无减。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一波失业潮发生在西方国家在国际经济竞争中集体败北的大前提下。西方国家总体经济实力连年下降的大趋势，宣告了西方经济的复苏无望，只能在衰退和萧条之间苦苦挣扎，繁荣景象更是有如昨日黄花般难以再现。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重新创建企业的企图，变得很不现实。要想实现大量失业人口的再就业，也就难上加难。随着西方在世界经济份额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低，西方的经济形势越来越恶化，西方劳动力的失业规模也如雪球般越滚越大。而且，以往常见的临时性和间歇性失业，正在逐渐演化成长期失业的潮流。当然，无论是暂时还是永久失去生活来源，失业者及其家庭的经济收入、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都会受到极其严重的负面影响。抚养如此众多的失业人口，给西方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压力，连带得那些尚未失业的人也深受影响。越来越多的长期失业人口的存在，无疑是造成西方人越来越穷的最大原因。其次，西方国家的工资增长幅度远远跟不上物价上涨幅度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西方国家的工资增长变得极为缓慢。2018年皮尤中心的调查显示，扣除通货膨胀因素之后，美国普通工人的工资与1978年相比，大致持平，其他西方国家的情况也是如此。虽然西方工人的平均工资在名义上一直在不断增长，但主要体现在由国家法律强制规定的最低工资的增长，以及大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的薪水上涨，其他阶层的工资收入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某些个体所享受到的实际工资增长，也更多地是通过谋求工资待遇更高的职位而得来的，同一工作岗位的工资上涨幅度基本可以忽略不计。考虑到员工福利待遇的消减，绝大多数人的实际收入都或多或少有所下降。与此同时，西方国家的物价增长幅度却奇高，房租、水电、电话、网络、食品、衣物和家具等日常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增长速度更是惊人。例如，我刚来加拿大的时候，在我居住的城市，每月只需要花三四百块加元就能租到一套很不错的一室一厅的住房，即使是拿着最低工资的人，也负担得起。而现在同样的住房，虽然比二十年前老化了很多，却要花一千块钱左右才能租到。在多伦多和温哥华等大城市，则已经上涨到两千多块钱，普通工薪阶层根本负担不起。食品价格也是全面上涨，根据加拿大统计局今年四月发布的数据，其中涨幅最大的是新鲜蔬菜，比一年前涨了15.7%，水果也涨了8.6%。其中，作为加拿大民众主要蔬菜的生菜、西红柿和马铃薯涨幅最大，竟分别高达19.25%, 15.98 %和13.92%，苹果和橙子也分别增长了13.92%和 8.57 %。其他日常生活消费品的价格，如衣物、家具、房租和房贷等，也是连年上涨，令老百姓叫苦不迭。电话费、上网费、交通费、汽油费、停车费、保险费、医药费、书本费、学杂费、律师费、物业费、房屋和车辆维修费等，也跟着水涨船高。与去年同期相比，加拿大的抵押贷款支出增加了 8.1%，汽车保险支出增加了 5.6%。在这些数不胜数的繁杂费用的左右夹击之下，就连我这种中上等收入水平而且没有任何家庭负担的人，在购买基本生活用品时，也得反复思量一番了，其他人的状况可想而知。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是造成工资和物价不成比例增长的罪魁祸首。资产阶级通过对企业和市场的绝对控制权，可以轻而易举地随时调整工资和物价水平，以抵消长期经济危机给资本家所带来的经济损失。然而，工资停滞不前，生活成本却一涨再涨，这无异于变相降低了工薪阶层的生活水平，加剧了西方普通百姓越来越穷的趋势。很多低薪阶层的工资甚至不足以维持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工作着的穷人（The Working Poor）成为 引人关注的社会现象，就连一向富裕的中产阶级也深感经济压力之大。越来越多的西方人为衣食住行等最基本的日常生活开销而劳苦愁烦，深陷债务危机的人不计其数。再次，西方国家的税收水平不断增长，加重了西方人民的经济负担在资产阶级通过降低工资和福利待遇以及提高物价水平，来转嫁经济危机的同时，官僚统治集团也不甘示弱。他们通过所掌握的国家机器，不断提高税收水平，进一步加重了西方人民的经济负担。西方国家的税收政策极为严苛，中产阶级工资单上30%-50%左右的收入，被多如牛毛的各种税费自动扣除，根本拿不到手里。除了个人收入所得税之外，还有房产税、土地税、遗产税、赠与税、燃油税、环保税、资产增值税、股息税、自然资源税、销售税、联邦税和地方税等等，五花八门，无所不包。因此，普通西方人将近一半或更多的劳动收入，都被官僚统治集团合法掠去，最后以国家财政拨款的形式，装进了只会夸夸其谈，却不干任何实事的官僚政客的腰包，或者以各种名义补贴给了私人企业。这对于在贫穷边缘苦苦挣扎的普通百姓来讲，无异于雪上加霜，进一步加剧了西方人越来越穷的趋势。西方国家税收种类之多、税收水平之高、老百姓税务负担之重，可谓亘古罕见。特别是中产阶级所承受的赋税重压，已经远远超出了他们的经济承受力，成为西方中产阶级跌入贫困阶层的一大重要诱因。这种状况的出现，是由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特性所决定的。资本主义最大的弊端就在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问题均由此而来。由于国家的重要经济命脉掌握在私人手里，西方劳动人民辛勤工作所创造的大量物质财富，都名正言顺地被资本家攫为己有。资本家虽然手握重金，却享受着政府种种税收优惠政策，再加上各种公开合法的避税方法，为其逃税避税大开了方便之门。因此，腰缠万贯的资本家所实际贡献的税额，与其所拥有的巨额财富相比，可以说是微不足道。为维持庞大的官僚机构所必需的财政开支，政府只得将收税的重心转向普通工薪阶层。劳动人民被资本家残酷盘剥之后所剩无几的几个活命钱，又被官僚政客搜刮殆尽。西方国家极其不公正的税收政策，充分无疑地表明，普通劳动者在整个国家的财富分配体系中处于十分不利的弱势地位。资本精英集团与官僚政客，相互勾结、沆瀣一气，分别通过所掌握的生产资料和国家机器，轻而易举地将广大劳动人民辛勤劳动所创造的社会财富据为己有。在他们切走了绝大部分的蛋糕之后，留给劳动人民的残羹剩渣，只能勉强维持最基本的生存需要。因此，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不仅无法高速有效地创造财富，也无法公正合理地使用和分配财富。席卷法国等西方国家的黄马甲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民众对政府的税收政策不满而起。法国经济战略研究所皮埃尔•塔勒比评论道：“民众对税制不满的背后是法国社会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的现实。”就连法国总理菲利普也在今年4月8日的总结中公开承认：“法国人对税收制度怀有巨大愤怒，我们必须尽快降低税负，任何保守和克制都是不可原谅的。”然而，这样的改革在西方现行的资本主义制度下是完全不可能的。相反，随着西方国家越来越穷，为了维护自身的阶级利益，资产阶级及其在政府的代理人，将会更加残酷地剥削压迫广大劳动人民。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西方工人的工资水平和福利待遇将持续下降，物价指数和税收数额则将继续攀升。在政商两界精英的双重盘剥之下，西方人民只会越来越穷。作者简介：李建宏，中国人民大学博士，著名华人学者。文章来源：作者惠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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