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氏春秋》，从《汉书·艺文志》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历代目录著作都将之隶属于“杂家”。这说明《吕氏春秋》的思想，符合《汉书·艺文志》对杂家“兼儒、墨，合名、法”的界定。但近代以来，学术界有不少人并不认同这一传统看法，或认为《吕氏春秋》的思想同于所谓道家“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的思想特征，或认为“《吕氏春秋》之指导思想为阴阳家”。 《吕氏春秋》与道家、阴阳家 《吕氏春秋》与道家思想有密切的联系。东汉高诱说“此书所尚，以道德为标的，以无为为纲纪”，正指出了这一点。《吕氏春秋》一书中大量引用老子、庄子、列子、子华子、詹何等人言论，以阐明其君道应“无得”、“无识”、“无事”，君人南面之术要在“至智去智，至仁忘仁，至德不得”等，皆是其例。故近代学者顾实以《吕氏春秋》之中《本生》《重己》《贵生》《情欲》《尽数》《先己》诸篇，为道家杨朱一派之遗说；而蒙文通则以《吕氏春秋》书中《知度》《慎势》《贵因》《察今》《顺说》《不广》皆有取于黄老学派中慎到一系学说。当然，据笔者研究，《吕氏春秋》吸收的道家思想，主要源自道家伊尹学派中的黄老思想，而对其中老、庄道家的玄虚之“道”，则朝向客观实在论进行了改造。 《吕氏春秋》对阴阳家思想也多有吸纳。余嘉锡、陈奇猷认为：《吕氏春秋》中的《十二纪》，不仅“夏令多言乐，秋令多言兵”，似乎有阴阳家之义，即使是春、冬二《纪》，亦有“春令言生，冬令方死耳”之义。“今观《吕氏春秋》书，《十二纪》每纪之首篇，《八览》首览首篇，《六论》首论首篇，以及《明理》《精通》《至忠》《见长》《应同》《首时》《召类》等篇，皆是阴阳家说，与《史》《汉》所指阴阳家之特点正合。其《十二纪》，每纪间以他文四篇，大抵春令言生，夏令言长，秋令言杀，冬令言死，盖配合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之义，正是司马谈所指阴阳家重四时大顺、天道大经之旨。其他各篇流露阴阳之说者，比比皆是。”当然，《吕氏春秋》也并不认同阴阳家一切听命于“天道”或“牵于禁忌，拘于小数，舍人事而任鬼神”，而是明确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强调人的“修德行”、“知义理”的重要性。 《吕氏春秋》与儒家、墨家 儒、墨二家是先秦诸子中的“显学”。《吕氏春秋》思想与先秦儒家的关系十分密切，以至于《四库总目提要》有所谓此书“大抵以儒为主”之说。《吕氏春秋》《夏令》《言乐》诸篇，发挥儒家《乐论》思想最为突出，故清人汪中乃疑其为刘向所得，“亦有采及诸子同于河间献王者。凡此诸篇，则六艺之遗文也”。其他各篇，如《先己》《尊师》《劝学》及《孝行览》等，亦与儒家《学记》《孝经》相表里。《吕氏春秋·恃君览》曰：“凡人之性，爪牙不足以自守卫，肌肤不足以扞寒暑，筋骨不足以从利辟害，勇敢不足以却猛禁悍，然犹且裁万物，制禽兽，服狡虫，寒暑燥湿弗能害，不唯先有其备而以群聚邪？”此正合《荀子·王制》《非相》“明分使群”之义，为儒家所特有之人类社会起源学说。尽管《吕氏春秋》并不认为儒家的仁义之术有更多现实可行性，甚至在许多地方还将儒家的孔子与道家的老子相提并论时，有意地扬老抑孔，以显示其对待儒、道两家时思想倾向。 《吕氏春秋》一书墨家思想的成分也十分突出，故清人卢文弨有此书“大约宗墨氏之学，而缘饰以儒术”之说。《吕氏春秋》一书中的《重己》《重生》《节丧》《安死》《尊师》《下贤》诸篇，发扬墨子思想中“节用”、“节葬”、“尚贤”诸义，固为《吕氏春秋》吸收墨学之显例。其他，如《当染》继承《墨子》的“所染”思想，《去私》赞扬墨者钜子的“忍所私以行大义”，《高义》称颂子墨子的义不受越王之封，《上德》肯认墨子之徒死阳城君之义等等，皆可见《吕氏春秋》一书确实与墨家思想有很深的渊源关系。尽管我们并不能否认，在《吕氏春秋》的有些地方，如在《振乱》《禁塞》《大乐》等篇中，曾对墨家“非攻”、“偃兵”及“非乐”等观点有过明确的批驳，认为对待“攻”、“守”皆应明辨是非，以“义”为评价标准；而“凡音乐通乎政，而移风平俗者也”，“非乐”者乃不知音乐“所由出”。 《吕氏春秋》与名、法、纵横、小说诸家 对于先秦名家，《吕氏春秋》主要吸收了其名实相副、形名耦合的“正名”思想，批评了“辩者”无用的“淫说”。如《吕氏春秋·正名》篇在批评“可不可而然不然，是不是而非不非”的同时，为“东方之辩士”尹文等辩护，称其与齐湣王之论为“见刑名异充而声实异谓也。”《去尤》《去宥》二篇发挥名家中宋鈃、尹文一派“接万物以别宥为始”的观点，主张以客观、公平和全面的立场认识事物等等。对于先秦法家，《吕氏春秋》虽也强调“法”的重要性，认为执法应该“信赏必罚”，但更重视法家的“术论”和“势论”，主要摄取了法家的“术”、“势”思想。如《吕氏春秋》之《任数》《贵因》《知度》等篇，强调“因”术，说：“三代所宝莫如因，因则无敌。”《慎势》《分职》等篇则完全汲取法家慎到的“势论”学说，认为应通过“督名审实”之“术”，来加强君主的“威势”，使君主实现“无为而治”。但《吕氏春秋》并不赞成法家商鞅一系的严刑峻法或毫无仁爱的“徒法”。故《吕氏春秋·无义》一篇中将商鞅作为“无义”的典型加以贬斥。 对于农家、纵横家、小说家等学派的思想，《吕氏春秋》也有所汲取和继承。《吕氏春秋》中有《上农》《任地》《辨士》《审时》四篇，专门记载农家学说，保存了大量先秦农业科学的成果；但它对农家思想中“神农之教”一系“君臣并耕而食”的思想，则和《韩非子》一样，是坚决反对的，因为它认为这样会严重破坏社会的等级制度。《吕氏春秋·振乱》《禁塞》等篇批评弱国站在墨家“非攻”立场上的“救守”行为，而为强国的“攻伐之事”辩护，认为“攻无道而伐不义”，“则福莫大焉，黔首利莫厚焉”；《报更》篇把纵横家张仪作为“以德报人”的典型加以宣扬，更可见其对纵横家的立场和态度。《吕氏春秋·本味》篇采用商汤与伊尹的故事，以说明“成己”与“成天子”、“具至味”的关系，历来注家多以为出于“小说家伊尹学派”，则又可见其亦是有取于先秦小说家的。 《吕氏春秋》成书于战国后期中国社会由分裂走向统一的前夜，当时中国的学术思想也在寻求一种由分而合的方式和途径。儒家、道家、法家都希望以自己的思想统一天下学术，儒家的《荀子》、道家的《管子》和法家的《韩非子》，就是这三家思想的代表。《吕氏春秋》想在此之外另辟蹊径，对先秦诸子百家的思想进行整合。
作者简介：暨南大学教授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年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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