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胡宗南部队“服务”

1936年12月，我在清华大学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6月，一二·九运动主要领导人之一，清华共产党组织的负责人蒋南翔嘱我回家探亲，相机了解社会动态。我到武昌家中不久，七七事变爆发，同南翔失去联系。12月13日，南京沦陷。几天后，清华女同学郭见恩同我接上党的关系。她说：“上级指定你不要暴露党员面目，报名参加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到国民党第一军胡宗南部‘服务’。”

战地服务团中20余名大学生，大都是平津“一二·九”运动的积极分子，包括清华学生会主席洪同、北大学生会主席陈忠经。陈忠经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对外文化联络局代局长，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副主任，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该团的组成引起社会重视。胡宗南自江苏前线来电欢迎，还派来一位姓陈的亲信当指导员。他说：胡先生年过四十，尚未结婚，一心效忠党国，效忠领袖，是蒋委员长的左膀右臂。这次统率“天下第一军”参加淞沪抗战，坚守数月。我想起1936年初，《大公报》连载名记者范长江写的长篇通讯《中国的西北角》，其中有一段提到胡宗南。我去图书馆查阅，找出这一段：“胡宗南氏，他的生活情形，据天水一带的民众和朋友谈起，颇有点特别，这次特别去拜访他。他住的是城外半山上的一座小庙，门窗不全，正挡着西北风，屋子里没有火炉，他又不睡热炕，身上还穿的单衣单裤，非到晚上不穿大衣。我看他的手脸额耳，都已冻成无数的疮伤，而谈话却津津有味。我问他：‘人生究竟为的什么？’他笑着避开了这个问题没有答复，却滔滔不绝地谈起他的部下，某个排长如何，某个士兵又如何，这样的态度倒使人有点茫然了。”——这引起我的兴趣，想会会这个“有点奇怪”的人。经过几天准备，服务团从长沙乘火车去武昌。

首次聆听周恩来的教导

在服务团驻地——武昌师范学校，我看到一张布告：武汉大学抗战问题研究会请周恩来演讲，时间是12月31日上午9时。我对周恩来心仪已久。31日晨，我赶到珞珈山，武汉大学礼堂已座无虚席，我挤站在墙边。有人指挥齐唱《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不一会儿，周恩来由会议主持者陪同走上主席台。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他精神奕奕，微笑着向起立鼓掌的听众挥手。

周恩来演讲的题目是“现阶段青年运动的性质和任务”。他的英姿吸引了所有人的眼睛，他的发人深省的讲话获得阵阵掌声。当他讲道：“战争了，我们再不能安心求学了……”台下报以热烈掌声。当他讲道：“今天的青年不仅要问，怎样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而且要问，在抗战的胜利取得后，怎样改造中国？”掌声更热烈。他提出今天青年的努力方向：“第一，到军队里去”，“第二，到战地服务去”，“第三，到乡村中去”，“第四，到被敌人占领了的地方去”。临结束时，他发出铿锵有力的号召：“青年朋友们，努力去争取抗战的最后的胜利，努力去争取独立的、自由的、幸福的、新中国的来临！”会议主持者把周恩来讲的最后两句话作为口号，带领大家高呼，希望大家牢记。他解释说：第一句是我们当前的任务，第二句是我们未来的目标；两句合起来，就是我们终生奋斗的纲领。他说：现在到哪里去，请大家自己考虑。这时，台下许多人高喊：去延安！去八路军！当晚，陈指导员向全团宣布一项“军事机密”：“胡先生”已到武昌，自即日起，都不要外出，等候“传见”。

胡宗南察言观色

胡宗南分别接见服务团人员。我和同批被接见的人走进会客室。胡宗南手执名册，依次点名，不论男女都称“先生”。被点名的人都站起来，说声“有”。胡宗南接着提出三或四个问题；我们回答时，他注意听和看。他问完，在名册上划了什么，再点下一个人的名。他是在“察言观色”。我发现他对所有人都问一句“为什么到本军来？”我萌生一个念头，想使这个“有点奇怪”的人感到奇怪。

当胡宗南点到我的名字时，我故意违例，坐而不立，只举起右手，说声“我就是”。胡瞪眼瞧着我，问：贵庚？我说：再过3个月零4天满19周岁。他问：熊先生为什么到本军来？我说：参加革命。胡宗南一怔，问：熊先生来本军是为了参加革命？

我说：孙中山先生遗嘱第一句就是“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贵军是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到贵军来当然是参加革命。胡似笑非笑，问：怎样才是革命？我说：中山先生最初提出的革命任务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现在，“驱逐鞑虏”就要抗日，抗日就是革命。他问：不愿抗日、反对抗日的算什么？我说：积极抗日的是真革命，消极抗日的是假革命，不愿抗日的是不革命，反对抗日的是反革命。我话音刚落，胡突然加快语气，紧接着问：对反革命怎么办？我脱口而出：“杀。”胡盯着我看了一会儿，在名册上划了什么，再点下一个人的名。回到驻地，唐副官来接我，说胡先生约我去个别谈话，并说只约了我。他告诉我，胡宗南在每个人的名字上都划了圈，大多数划一个圈，少数划两个圈，至多三个圈，“唯独在熊先生的名字上划了四个圈”。

个别谈话时，胡宗南用轻描淡写的方式对我进行政治盘查。他问：北平学生为何“闹学潮”，反政府？我说：不是“学潮”，是学生爱国运动。我参加的爱国运动不是反政府，而是拥护政府反对日寇侵略，反对华北自治。爱国学生的要求远不及蒋委员长去年7月提出的“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他又问共产党对学生的影响大不大？我说：我不清楚。我知道清华学生都来自中上之家，被认为是“天之骄子”，埋头读书，还可出国深造。就我自己而言，看到日寇侵略，汉奸横行，感到愤慨，不愿做冷血动物。课余参加爱国运动，出于自觉自愿。现在投笔从戎，到贵军参加革命，决心上前线，洒热血，抛头颅，更是自觉自愿。胡同我握手，转而问我家庭情况。我说：我家祖籍安徽，现住武昌，家父在湖北高等法院任庭长，家母操持家务。他说：明天中午我专程请令尊来便餐，请转达令尊，务必光临。

父亲本来反对我弃学从军，他应邀同胡宗南餐叙后改变了态度。他告诉我：胡军长对你很器重，夸你少年英俊，才识超群。胡军长要我放心地把你交给他，他向我保证，一定把你培养成栋梁之材。

周恩来下闲棋，布冷子

这天晚上，我从武昌乘渡轮到汉口，找到八路军办事处。恰好是清华同学于光远值班，周恩来有事外出，董必武同志接见了我。我向董老汇报了上述情况，董老高兴地说：这似乎都是巧合，其实基本上符合恩来同志的预想。董老说：恩来熟悉国民党，熟悉胡宗南，胡宗南在黄埔军校时接近共产党员，后来紧跟蒋介石，成为黄埔系的首脑，他和非黄埔系的陈诚是蒋介石最信赖的人。恩来在陕北同斯诺讲过，说胡宗南是蒋介石手下最有才干的指挥官，比陈诚出色，内心爱国，倾向抗日。1936年9月，恩来亲笔写信给胡宗南，说他在黄埔为先进，以剿共成名，相信他决非勇于内战，怯于对外，劝他促蒋抗日，希望他成为民族英雄。西安事变期间，宋子文到西安同恩来、张学良、杨虎城谈改组政府问题，内定由胡宗南接替亲日派何应钦当军政部长。虽未实现，但可说明胡宗南是几个方面都看重的人。他在淞沪抗战中表现不错，由于蒋介石的战略错误，伤亡很大，现正扩充部队，延揽人才，他仍将是蒋介石的重要支柱。

董老说：恩来听说长沙组织去胡宗南部的服务团，立即要蒋南翔推荐一位秘密党员报名参加。针对胡宗南的特点，恩来提出几条，要出身名门望族或官宦之家，年纪较轻，仪表不俗，公开的政治面目不左不右，言谈举止有爱国进步青年的气质，知识面较广，记忆力较强，看过一些介绍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的书籍和孙中山的著作，肯动脑子，比较细心，能随机应变。南翔推荐了你。恩来和我认为合适。董老接着说：胡宗南一见面就对你产生好印象，证明恩来的设想完全正确。他要“培养”你，你应接受。董老还说：从胡宗南对你的谈话中，可看出他有抗日积极性，不放弃孙中山国民革命的旗帜，也可看出他对共产党有戒心。

董老说：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是现阶段的大局、全局。我们从多方面推动、帮助国民党抗日。至于我们这一愿望能否实现，蒋介石、胡宗南在抗战中会不会反共，还难以断言。恩来经验丰富，主张未雨绸缪，后发制人，先走一步，现在就着手下闲棋，布冷子。你就是恩来筹划的闲棋冷子。如果一直闲着冷着，于大局全局无损；如果不闲不冷，于大局全局有利。这是一项特殊任务，具体要求须根据情况发展再定。

董老说：恩来要你特别注意三点：

第一，不要急于找党。现只有恩来、南翔和我知道你负有特殊任务。我们将查明胡宗南今后的驻地，设法找你联系。这需要一段时间，不论多久，你都要耐心等待，不要着急。在取得联系前，你绝不要离开胡宗南部队，而应围绕这一特殊任务，独立决定问题，同你取得联系后，也许不需要你了，或者你不可能发挥特殊作用，你都不要着急，要甘于做闲棋冷子。

第二，隐蔽党员身份。不要发展党员，不参与服务团的领导工作，保持不左不右、爱国进步的政治面目，准备参加国民党；要领会中央宣言中提出的“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以此相机推动胡宗南继续抗日、有所进步，但要做得自然，不要急于求成。如果胡宗南反共，你在表面上要同他一致，像天津萝卜，白皮红心。即使受到进步朋友的误解咒骂，也不要认为丢脸，急于表白，要忍耐，有韧性。

第三，在国民党里，对人可以略骄，宁亢勿卑，卑就被人轻视，难以有所作为，但也不宜过亢。国民党情况复杂，要适应环境，同流而不合污，出污泥而不染。不论何时何地，处事绝不可骄，骄就会麻痹大意出问题，必须谨慎。谨慎不是畏缩。革命者应有勇气，又不可鲁莽。这就要发扬你肯用脑子、比较细心的长处，敢于和善于随机应变。

董老说：你已初步取得胡宗南的信任，有了较好的开端，但不要设想一帆风顺。你去的地方可能变成龙潭虎穴。恩来和我送你八个字：“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胡宗南委任我当他的机要秘书

1938年5月初，胡宗南约我单独谈话。他说：你是一棵幼松，我要把你培养成材，首先要你做革命军人，成为黄埔大家庭的一员。他让我第二天和他同车去西安，到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七分校学习。

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前身为黄埔军校，校长由蒋介石兼任，第七分校主任由胡宗南兼任。学生都属“黄埔系”。我是第七分校首批学生，按黄埔军校序列，算作第十五期（胡宗南是第一期）。这样我就成了“革命军人”和“黄埔大家庭的一员”，无意中履行了周恩来在武汉大学演讲中提出的“最好受正规的军事训练”，并集体参加了国民党。

1939年3月，我在军校学习期满，胡宗南找我谈话，表示满意。他说：现在的局面比过去大得多，他需要一个既懂军事又懂政治的助手。他在“黄埔大家庭”里选定了我，委派我担任他的侍从副官、机要秘书。我就成了胡宗南的亲信助手。除处理文电和日常事务外，还有一项被胡宗南认为别人不能代替的工作——为他起草讲话稿。胡宗南经常到他主办的军政院校和所属部队作“精神讲话”。我起草的稿子短而精，尽是豪言壮语，最合他的口味。

开始执行特殊任务

1939年12月的一天，我正在办公，门卫报告，有客要见。我出来迎，来人竟是许立群，他1936年入清华大学历史系，1937年2月我在清华介绍他入党，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我陪他走上附近的城墙，在寒风中长谈。他说，他从重庆去延安，蒋南翔在重庆工作，让他路过西安时找我。我谈了自己的情况，着重告诉他，胡宗南抗日积极，倾向进步，对我很信任，有时还同我一起学习唯物论、辩证法。1941年夏，王石坚从延安到西安长住。我不定期地在陈忠经住所同王石坚交谈。作为周恩来两年半前下的闲棋，布的冷子，我已不闲不冷。因为胡宗南已追随蒋介石进行反共，我的“特殊任务”也随之明确，那就是：搞情报。周恩来正是我党情报工作的开创者和奠基人。

延安告急时周恩来到达西安

1943年7月9日，周恩来、邓颖超、林彪等一百余人乘汽车到达西安。当时，延安及整个陕甘宁边区正处于紧急状态。

胡宗南已升任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1943年2月，蒋介石亲自审定的《对陕北奸区作战计划》，指令有关部队“于现地掩蔽，作攻势防御”，俟机“转取攻势”时，“先迅速收复囊形地带”，进而“收复陕北地区”。胡宗南按此计划部署兵力。1943年5月2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公开宣布《解散共产国际的决议》，声言这是为了适应反法西斯战争的发展，便于各国共产党独立处理问题。5月26日，中共中央发表决定，完全同意解散共产国际。蒋介石密电胡宗南，称共产国际解散对共产党是沉重打击，命胡宗南乘此良机，闪击延安，一举攻占陕甘宁边区，限6月底完成部署，行动绝对保密。胡宗南预定的进攻日期是7月9日，恰好是周恩来到达西安这一天。我及时将上述情况告知王石坚，他通过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的密台迅报延安。7月4日，朱德明电胡宗南，内称：“自驾抵洛川，边境忽呈战争景象。道路纷传，中央将乘国际解散机会，实行剿共。我兄已将河防大军向西调动，弹粮运输，络绎于途，内战危机，有一触即发之势。当此抗战艰虞之际，力谋团结，犹恐不及，若遂发动内战，必致兵连祸结，破坏抗战团结之大业，而使日寇坐收渔利，陷国家民族于危亡之境，并极大妨碍英美苏各盟邦之作战任务。”收到这份电报，我送给胡宗南。他看了皱起眉头，说：“这一手，厉害。接着提出两个问题：是谁泄的密？这一仗打不打？”我已有思想准备，不改常态地说，应该查明是谁泄密。从朱德的电报看，“河防大军向西调动”，可能由于“弹粮运输”有所暴露。“中央将乘国际解散机会，实行剿共”，是委座亲自掌握的绝密行动，胡先生只让西安有关人员和参战部队师长以上将领知道，绝不会“道路纷传”。一定有人泄密，透露给共产党。也许有共产党间谍混进来。不查清楚，不好向委座交代。

旋即得悉，延安方面通过多种渠道，将朱德的电报广为宣传。胡宗南召集参谋长等有关人员开会，提出“这一仗打不打”的问题。有人主张照打，理由是：委座对“共党”的研判完全正确，不应坐失良机，加之陕北兵力空虚，正规部队只有三五九旅一个旅，连年开荒，已失战力。出动五个军，可迅速歼敌，完成任务。有人则主张暂缓。胡宗南作结论。他说：委座原定闪击、偷袭，不料“共党”采取非正规手段，利用朱德电报大肆张扬……共党早就宣传国军不抗日，只有他们抗日。此时我们进军陕北，将给共党口实，损害委座声誉，美国可能转而支持共党。我们只能停止行动，恢复原态势。他让参谋长据此起草给蒋介石的电报，他核发时，还参照我的意见，作了些修改。

7月7日，蒋介石电复胡宗南，同意。7月8日，胡宗南下令收兵。他获悉周恩来等即将到达西安，准备在小雁塔安排酒会，招待周恩来。他从西安黄埔六期以上将级军官中选了30人，各偕夫人出席作陪，对周恩来以师礼相待，制造友好气氛，多敬酒，最好把周灌醉。

招待酒会于7月10日下午举行。胡宗南要我乘坐他的专用汽车，代表他去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迎接周恩来。周恩来问我：贵姓？我通报了姓名，他紧握一下我的手，领我向门口走，我轻声用英语说：请小心，提防被灌醉。车到小雁塔。胡宗南在会场外等候，向周恩来敬礼，陪周恩来进会场。

周恩来同胡宗南交谈，提出他想了解的问题。王超凡在致欢迎辞时说：在座的黄埔同志先敬周先生三杯酒，欢迎周先生光临西安。请周先生和我们一起，祝领导全国抗战的蒋委员长身体健康，请干第一杯。周恩来举杯起立，他微笑着说：全国抗战的基础是国共两党的合作。蒋委员长是国民党的总裁，为了表示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诚意，我作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愿意为蒋委员长的健康干杯。各位都是国民党党员，也请各位为毛泽东主席的健康干杯！胡宗南愣了。王超凡和其他作陪者不知所措。周恩来举目四顾，仍然微笑着说：看来各位有为难之处，我不强人所难，这杯敬酒免了罢。他放下酒杯，继续泰然自若地同胡宗南谈话。隔一会儿，十几位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夫人举杯走向周恩来。其中一位说：我们都知道周先生在黄埔军校倡导黄埔精神。为了发扬黄埔精神，我们每人向周先生敬一杯。周恩来风趣地说：我倡导的黄埔精神是什么？谁答得对，我就同谁干杯。她们顿时张口结舌。胡宗南忙说：今天只叙旧谊，不谈政治。周恩来继续和胡宗南谈，既谈政治，又谈军事。接着，十几位将军排成一行，举杯向周恩来走来。领头的说：当年我们在黄埔军校学习，周先生是政治部主任，同我们有师生之谊。作为周先生的弟子，我们每人向老师敬一杯。周恩来说：胡副长官讲，今天不谈政治。这位将军提到我当过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政治部主任不能不谈政治，请问胡副长官：这杯酒该喝不该喝？胡宗南说：他们都是军人，没有政治头脑，酒让他们喝，算是罚酒。他们遵命干杯。不久，又一批夫人走来。有一位说：我们久仰周夫人，我们各敬周夫人一杯酒，表示对她的敬意，祝她康复，回延安一路顺风。我们请求周先生代周夫人分别和我们干一杯。周先生一向尊重妇女，一定会尊重我们的请求。周恩来严肃地说：前几年，延安人民连小米都吃不上。经过自力更生，发展生产，日子比过去好，仍然很艰难。如果让邓颖超同志喝这样好的酒，她会感到于心不安。我尊重妇女，也尊重邓颖超同志的心情。请各位喝酒，我代她喝茶。我们彼此都尊重。他举茶杯碰她们的酒杯，她们喝了酒，他喝了茶。

告辞时，周恩来举杯说：感谢胡副长官盛情款待。我昨天到西安，看到朱德总司令7月4日给胡副长官的电报。里头说，胡副长官已将河防大军向西调动，内战危机有一触即发之势。今天我问胡副长官，这是怎么回事？胡副长官告诉我，那都是谣传。胡副长官说，他没有进攻陕甘宁边区的意图，他指挥的部队不会采取这样的行动。我听了很高兴，我相信，大家听了都会很高兴。我借这个机会，向胡副长官，向各位将军和夫人，敬一杯酒。希望我们一起努力，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打败日本侵略者，收复南京、上海；收复北平、天津；收复东三省；收复所有被日寇侵占的中国的山河土地，把我们的祖国建设成独立、自由、幸福的强大国家！同意的，请干杯；不同意的，不勉强。说完，他一饮而尽。胡宗南也一饮而尽，所有作陪的人都跟着干了杯。

胡宗南陪周恩来走向他的专车，对周恩来说：我让熊秘书代表我接周先生，也让他代表我送周先生。我上车，坐在周恩来的左侧。途中，周恩来说：刚才我告诉胡副长官，送他延安出版的书报杂志，到七贤庄就让他们找一些，请熊秘书等一会儿，顺便带给胡副长官。他朝司机的背影看着，用左手握一下我的右手。我明白，他有话同我谈。周恩来同我密谈一刻钟，再次紧握我手，说：这几年，你辛苦了。我禁不住流泪。他柔声说：要忍住。我懂得这一语双关。周恩来看看手表，说：有些事要问你，不能超过一刻钟。他问：蒋胡会不会进攻边区？我说：要看全局。1939年蒋介石让胡宗南移驻西安，镇守大西北，给他十六字战略方针：“东御日寇，北制共匪，西防苏俄，内慑回马。”重轻次序是东、北、西、内。苏德战争爆发，去年盛世才投蒋，胡部第三集团军将从甘肃河西进新疆，暂无西顾之忧，其他三方未变。胡宗南想扩军，但国统区缩小，法币贬值，兵源、粮源、财源都缺，扩军办不到。这次蒋介石利用共产国际解散，想改“制”为“剿”，但不敢明目张胆，命胡宗南偷袭闪击，计划已定，大部队尚未就位。朱总发电揭露，“日寇渔利”“妨碍盟邦”两句击中要害，蒋介石、胡宗南只好收兵、否认。这次搞不成，以后更困难。不是不想，是力所不及，势所不能，方针仍会回到“制”。

周恩来问：胡反共坚决不坚决？我说：胡宗南受蒋介石重用，有知遇之恩，基于本身利害，对蒋介石效忠、服从。蒋介石抗日，他拥护；蒋介石反共，他追随。对边区，他构筑了1300里的封锁线，盘查甚紧，多方同我们争夺青年。他同戴笠关系极密，可指挥军统，并自建特务机构，侦察、破坏我党。他在西安设劳动营，关押共产党员、“嫌疑犯”及异己分子，还利用叛徒、托派办反共刊物。但他也有另一面，你1936年9月1日给他的信，他珍藏着，给我看过，对“兄以剿共成名，私心则以兄尚未成民族英雄为憾”很感慨；他反对降日，痛恨汪精卫之流，仍常函候张学良。他要我起草“精神讲话”，着重要求做“革命军人”，鼓舞抗日斗志，强调民族气节，反对贪污腐化，反共调子不突出。这次蒋介石命他闪击边区，虽事机败露，他也可蛮干；但他权衡利害，主动请蒋介石准予罢兵。他的两面性很明显，既想抗日，又要反共。根据形势和所负任务，他在军事上仍将把“东御日寇”放在第一位，“北制共匪”放在第二位。

周恩来看看手表，说：前年蒋南翔回延安，我让他向陈云详细汇报你的情况，我还要向中央主要领导同志讲。你身在虎穴，岗位重要，怎么工作，不需我多讲，我只提几句：对党要忠诚，对敌要狡猾；有所为，有所不为：抓大不抓小，注意战略动向，主要着眼保卫党中央。周恩来又紧握我的手，摇了摇，说：我不送你，胜利后再见。

照周恩来的指示做

照周恩来指示，我在上海躲了十来天，接到谌筱华的信，内写“王兄康泰，阁府安祥”。这表明一切如常。我回南京办留美手续，在留美手续办好后，应该去看看胡宗南。我于10月初飞到西安。胡宗南对我态度未变，但他的境况大变。一方面，李先念率部突围后，7月初进入陕西，胡宗南派兵堵截围剿，历时两月，以失败告终；另一方面，蒋介石命胡宗南于7月上旬派主力部队整编第一军渡河到山西打通同蒲路北段，遭到解放军痛击。9月下旬，胡宗南赖以起家的第一师改成的整编第一旅中伏被歼，旅长黄正成被俘，使胡宗南大大丢脸。我回西安后，胡宗南正焦思苦虑，力图摆脱困境。10月中旬，他再次向蒋介石提出突袭延安、侵占陕北的作战计划。蒋介石又复电暂缓，命他继续打通同蒲路，攻取长治，与阎锡山的晋军夹击刘伯承率领的解放军。我将这一情况告知王石坚。不久，王石坚对我说，中央对此很重视，延安将进行疏散。11月下旬，胡宗南为我饯行，希望我在美国早点获得学位。我又回到南京。我以为周恩来给我的“特殊任务”至此告一段落，想不到没过多久又有下文。

胡宗南：“要比共产党还革命”

 1947年1月初，我和谌筱华结婚，证婚人是蒋经国。我和筱华于2月22日去杭州游览。3月1日近午，一个姓王的保密局特务找我，他说收到毛人凤密电，胡长官到南京了，急于见我。3月2日晨，到了下关车站，徐处长领我到胡宗南的临时办公室。胡宗南一见我就说：推迟三个月。要打延安了。打完这一仗，你再走。2月28日蒋总裁急电胡先生来南京，总裁说，美苏英法四国外长内定3月10日在莫斯科开会，已经获得确实情报，马歇尔、莫洛托夫又要重新提出中国问题。总裁当机立断，命令胡先生直捣共产党的老巢延安，选在3月10日四国外长开会的这一天发起进攻。总裁训示，现在剿共，仍要“三分军事，七分政治”。胡宗南马上想到把我请回来。胡宗南说，军事进攻和政治进攻同时进行，先准备好传单、布告、宣传品，着重准备一份告陕北民众书，提出施政纲领，“要比共产党还革命”。胡宗南递给我一个公文包，要我倒锁房门，根据公文包里的文件，画一份草图，中午交给他，供总裁参阅，打开公文包，里面装着两份绝密文件，一是蒋介石核准的攻略延安方案；一是陕北共军兵力配置情况，——不用说，我照抄不误。胡宗南对我画的草图表示满意，他要我着手抓“七分政治”，首先起草施政纲领。他说，不用“收复”、“光复”，那不是革命的字眼，要用“解放”，这才是革命的字眼。

胡宗南要我随他回西安后再办三件事：第一，为他置备一架最好的收音机，他每天要亲自收听延安电台的广播；第二，指定几人专事全文抄收新华社播发的关于陕北战况的消息和评论，全部送他阅；第三，由我随带《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精忠说岳传》等小说。我问，带这些干什么？他说，他下达作战命令后，由军、师、旅长执行，由幕僚人员监核，他只需等着看捷报。我想起周恩来在梅园新村对我说的话：如果胡宗南主动留下你，你就继续做现在的工作，你自己绝不要提出不去美国。——尽管胡宗南欲表现出大将风度，但面对蒋介石“又怕又恨又佩服”的周恩来，他毕竟难以匹敌。

毛泽东、周恩来事先获悉蒋、胡进攻延安计划

3月2日晚，胡宗南外出。我倒锁房门，细阅攻略延安方案抄件。我细阅后记在脑中，将抄件焚毁，余烬投入抽水马桶冲掉。我找盛文“聊天”。我问他：这次进攻延安，计划周密，我看很快会成功，为什么胡先生让我推迟三个月再出国，难道这一仗要打这样久？盛文苦笑一下，他说，总裁规定这次行动的战略任务是迅速夺取延安，于延安附近包围歼灭陕北共军主力。两个兵团以优势兵力钳形夹击，迅速夺取延安的任务可以完成。但共军惯于运动战、游击战，如陕北共军不以主力守延安，要完成歼灭的任务不是短期的事，三个月能否办到，还很难说。

3月3日上午，我随胡宗南、盛文坐专机回到西安。当晚到王石坚家。我详细讲了以胡宗南进攻延安作战计划及有关情况。我还告他，胡宗南为了保密，决定待部队集结完毕后再下达作战命令，他的军、师、旅长现在还蒙在鼓里。王石坚说：这些情况非常重要，他即报延安。不久，胡宗南获悉整二十九军匆忙从陇东开往洛川途中，被共军阻击，整四十八旅旅长在西华池阵亡；整一军匆忙从山西开往宜川途中，整九十师师长在河津翻车折断右腿。

3月7日，我又找王石坚，告以蒋介石密电胡宗南，进攻日期推迟三天，因美军驻延安军事观察组尚待撤离，但仍命胡宗南在莫斯科会议期间迅速夺取延安，歼灭陕北共军主力。王石坚说：延安来电，已将胡宗南进攻延安作战计划呈报毛主席、周副主席，认为很及时、很得用，想不到你会回来，取得意外收获。我说：我也想不到我会回来，胡宗南更想不到他会通过我再一次向我党中央“送礼”。

3月8日晚，胡宗南秘密离开西安，先乘火车专列到同官（今铜川），他和我及一名卫士都换上普通士兵的灰布棉军服，于晨光熹微时，9日到洛川后，我按时打开收音机，同胡宗南一起收听延安电台新闻广播。这次广播的内容是3月8日下午4时“延安各界保卫边区、保卫延安动员大会”的新闻。在胡宗南的催促下，工作人员送来与这次大会有关的五则“新华社延安9日电”的抄录油印件，包括大会综合消息。胡宗南让我同他一起看了周恩来和朱德的讲话全文，他认为，从周恩来和朱德的讲话看，共产党毫无准备，和平观念很深，事到临头，开个动员大会也扭转不过来，只剩下几天，来不及坚壁清野，谈不上长期作战。他要攻敌无备，乘虚闪击突袭，迅速拿下延安。

3月10日晚，胡宗南召集整一军及整二十九军的军、师、旅长开会，先举行宣布军官任命的仪式，任命我为机要秘书。随后，他指授蒋介石核准的攻略延安方案，下达作战令，命各军、师、旅并转命所属团、营、连，于3月13日拂晓攻击前进。下达作战命令后，胡宗南果真如他所说，“闲情逸致”起来。然而，保密局给胡宗南配备最新的侦测无限电台方向位置的设备及操作人员，连日侦测，发现山西兴县无线电台最多，由此判断中共首脑部在兴县。并继续侦测判明陕北共产党各级指挥部的位置。

上述新知情况很重要，关系中央安危，但我不能去西安面告王石坚。我只得违反秘密工作常例，白纸黑字写在纸上，封入信封，上写王石坚代名，另写一信给潘裕然，请他对附信勿拆，迅交。然后一并装进第一战区司令部长官专用信封，封好后，上写西安西大街“研究书店”潘裕然经理亲收。潘裕然是服务团旧友，受过胡宗南的政治“培训”，以文职人员获上校军衔，与王石坚有自然联系，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情报工作人员，但知他诚实可靠，他父亲潘家洵是北大名教授，他与陕西省主席祝绍周有亲戚关系。胡宗南部的机要交通员常乘吉普车来往西安、洛川，传送书面文件。我同他们都很熟，他们对我交办事项一向奉命唯谨，我面嘱亲交潘裕然并索收条。虽知也有风险，中间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都有可能掉脑袋，但这是我所能采取的唯一办法。

胡宗南“解放延安”的喜与忧

3月19日晨，裴昌会电话告我，整一六七旅攻占延安宝塔山，要我告胡宗南并问是否即向蒋介石报捷。10时左右，整一旅进入延安。胡宗南亲自拟电给蒋介石，说整一师之整一旅率先夺取延安。

胡宗南终止了“闲情逸致”，召集前进指挥所主管成员连续开会。莫斯科会议尚在进行，迅速夺取延安的任务已完成，但歼灭陕北共军主力的任务远未完成，据裴昌会说：自发起进攻至占领延安，只打了两个硬仗，毙、伤、俘共军数字估计不会超过一千。3月20日，《中央日报》头版头条刊载上述电讯，却冠以《国军收复延安，生俘共军一万余人》的标题。

让胡宗南忧心的是，我送他看了新华社20日电，发报地点仍说是“延安”，并称中共中央仍留陕北。“（新华社延安20日电）卖国贼蒋介石进攻民主圣地延安，经我陕甘宁边区军民坚强抗击，予以重大杀伤，19日我人民解放军以任务已达，撤出延安。”“蒋介石使用于第一线的部队达九个整编师，十三个整编旅，把胡宗南所有的主力都集中起来，企图以突然袭击占领延安，打击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首脑机关。”“人民解放军的战略向来不死守一城一池，而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目的。此次保卫延安则着重于破坏其突然袭击，保证首脑机关的安全转移。现在可以宣告于世人者，就是此项目已经完满达成，而蒋介石企图在3月10日以前窜抵延安的计划，已被打破。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完好无损，并且仍留陕北指导全国的爱国自卫战争。”

胡宗南看后忧心，我看后高兴。我想，可能胡宗南有一点是料对了——“周恩来将军”在指挥作战。

3月24日凌晨，胡宗南由我及一卫士陪同，乘吉普车北驶，近午到延安。这是他和我都久已向往的地方。我在这里住了不足两月。

3月25日晨，胡宗南要我带一名先遣人员引导，陪他看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的原住处，先后看了王家坪、杨家岭、枣园。他看得很细。他在枣园毛泽东住过的窑洞桌屉里，发现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胡宗南到延安，势成骑虎。进又不能进，退又退不得。奈何！奈何！”他看后哈哈大笑——这是他的习惯。合乎他心意的，他哈哈大笑；道出他心病的，他也哈哈大笑。

这是我最后一次听到他哈哈大笑。就在这一天，他的精锐部队整三十一旅在青化砭被歼，旅长李纪云被俘。他命知情者保密，不外传，不上报。胡宗南每天阅看新华社播发的有关消息，收听已由延安广播电台改名陕北广播电台的新闻广播。他相继听到、看到：“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公布陕甘宁兵团首次捷报。我陕甘宁兵团一部于本月25日在延安东北七十里之青化砭附近歼灭蒋军整编第三十一旅全部。总部发言人指出，这一歼灭战有三个特点：第一是快，从战斗开始到结束，只用了两个钟头；第二是干净彻底，该部敌人自旅长到士兵，没有一个逃脱；第三是敌我伤亡二十比一。综合以上三点，堪称模范战例。此次歼灭战距我军撤出延安仅六天。”

4月14日晨10时至下午6时，解放军经8小时激烈战斗，将蒋胡军十五师一三五旅全部6000余人歼灭于瓦窑堡南20里之羊马河，生俘代旅长麦宗禹。胡宗南重视的是同一天播发的新华社题为《战局的转折点——评蒋军一三五旅被歼》的社论。社论说：“一三五旅的歼灭，标志着胡宗南从此走下坡路。”社论说：“一三五旅的全部歼灭”是“西北战局的转折点，同时就是全国战局的转折点”。因为“胡宗南是蒋介石的最后一张王牌”，“可以预计，4月开始后的两三个月内，蒋军将由攻势转变成为守势，人民解放军将由守势转变为攻势”。“历史事变的发展表现得如此出人意料，敌人占领延安，将标志着蒋介石灭亡，人民解放军的放弃延安，将标志着中国人民的胜利。”

我心里感谢胡宗南，他使周恩来“下的闲棋，布的冷子”逐步由闲变忙，由冷变热，使我有幸参加“如此出人意料”的“历史事变”。

经过两次惨败，盛文建议放弃延安。胡宗南认为这一步走得太远，对国内外观瞻影响太大，蒋介石不会同意。经反复商量，胡宗南筹划了一个方案，他想在5月初去南京当面向蒋介石提出这一方案。我仍通过潘裕然转信，告以胡宗南企图不再分兵出击，而想龟缩延安，并简告当前胡宗南动向。

5月14日晚，军事谍报头目刘庆曾派人送来一份特急件，送急件的人说，5月14日，周恩来在真武洞公开露面。出席陕甘宁边区军民庆祝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三战三捷大会。会上，周恩来公开宣布，毛主席、党中央自撤出延安后，一直在陕北与边区军民共同奋斗。我打电话问刘庆曾：这是真的吗？他说：千真万确。我怀着十分激动的心情把这一重要情报告诉胡宗南，他反而比我平静，没有提问题，没有谈意见，一声不响，只是两只眼睛好像失去了光彩。随后，陕北广播电台和新华社播发了这一消息，说祝捷大会在距延安数十公里处举行。胡宗南不再听陕北电台的广播，不再看新华社播发的新闻。他好几天不大说话，老是一个人把手揣在裤袋里，在边区银行窑洞前的小院里踱来踱去。毛泽东、周恩来近在咫尺，他“龟缩延安只守不攻”的方案泡汤了。

5月20日，胡宗南对我说：这里已经没有什么事，你还是去美国吧，明天一早就走。行前我向他告辞，他伸出手来同我握一下，什么也没说。胡宗南垮了，蒋介石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把他推上老虎背，周恩来参与领导的军事进攻打垮了他的兵，周恩来直接领导的政治进攻打垮了他的心。此后，我再未见过胡宗南。

5月21日晨，我带一名警卫员乘吉普车离延安去西安。不几天，盛文告诉我，年已52岁的胡宗南，于5月25日从延安飞南京见蒋介石，27日到西安，28日在西安南郊王曲张学良原住所结婚，只请盛文等8个人，结婚前一天他才报告蒋介石，婚后3天，他即与新妇分袂去延安。事先他对西安所有的人，包括盛文和我，都保了密。

1947年6月我去南京，7月去美国留学。我先入美国密歇根大学，旋得俄亥俄州西储大学奖学金，转入该校攻读硕士学位。1948年，获美国 Western ReserveUniversity 社会科学硕士学位。

 文章来源：摘选自熊向晖《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