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和日本通过各自的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开始了工业化进程。但是，对照上述工业化国家的标准，日本早已成为一个发达的工业化国家，而中国还没有达到工业化国家的标准。中兴通讯事件是所谓“中国工业化已经完成”这一幻象破灭的一个缩影。中国的工业化之路还很长、很长。当中国的土地、利率和劳动者生活成本（包括住房、医疗、教育）等生产要素成本远高于发达的工业化国家的时候，中国工业化面临着中断的风险。

社会生产力及其权益的归属是分析经济制度问题的出发点。迄今为止，人类社会形态从生产力角度可以划分为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在农业社会阶段，中国曾经登峰造极。但是，在西方国家进入工业社会阶段，中国没有赶上工业化的步伐，从而导致中国的农业文明被西方列强打得头破血流，民不聊生。因此，发展中国人自己的生产力，建设中国人自己的工业体系和国防体系，摆脱遭受西方列强奴役的命运，成为中国各个政治组织的重要历史使命，也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历史使命。

中国是在山河破碎的情况下开始工业化的。但是，工业化的历史车轮一旦转动起来，就面临着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的选择。社会生产力、社会制度、意识形态这三者之间从来都是一体的，三者之间相互作用构成了社会的整体。在“一战”和“二战”相继爆发、西方工业化国家相继进入中国瓜分国内经济版图的情况下，中国的民族矛盾爆发了。中国民族矛盾的核心问题是由谁来主导中国工业化的历史进程，即，中国的工业化究竟是由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来主导还是由中国人民自己来主导的问题。

俄国、德国、日本、美国彼此之间在中国境内发生的战争，本质上是争夺中国工业化主导权的战争。西方列强只有夺得中国工业化的主导权，才能有利于这些国家的资本控制中国的产业和市场，才能把中国变成某个国家的工业殖民地。

二战结束，日本战败出局，美苏之间以及国共两党之间产生新的矛盾。国共两党的政治对立与全面内战，本质上属于中国工业化的道路选择之争。国共两党作为独立的政治经济组织，在选择中国工业化的道路上存在着根本的分歧。他们面临着共同的问题，却选择不同的道路和答案：面对工业化的潮流，两个不同的政党各自选择了不同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来完成不同的工业化目标。国民党选择引进美元资本并由美元资本来主导中国的工业化，走快速融入西方工业体系的产业附庸之路；共产党则选择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发展道路，由中国人民自己来主导并完成本国的工业化，建设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防体系。

从一般意义上看，人类社会走向工业化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但对于不同的国家和民族而言，在工业化的具体制度和具体道路上就出现了很大的差异。这主要体现在究竟是由谁来主导国家的工业化、究竟是通过怎样的经济制度来完成国家的工业化、究竟是选择建立独立自主的工业化体系还是选择“融入国际经济社会、参与国际分工体系”，成为西方工业体系的附庸。从这个角度看，抗日战争是一场中国人与日本人争夺中国经济版图上工业化主导权的战争，日本是侵略者和殖民者，中国反侵略和反殖民；解放战争则是一场中国人内部选择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战争，是两条不同的工业化道路的斗争，最后，毛泽东主席领导的共产党战胜蒋介石买办集团领导的国民党，以公有制为主导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代替了私有资本、买办资本和英美资本所主导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而，使得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没有成为菲律宾和南美洲国家的复制版。以毛泽东主席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走公有制的社会主义道路，拒绝一切外国的股权投资（但不拒绝债券融资），依靠自身的力量完成了工业化的积累与投入，建立起一个独立而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防体系，形成了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化发展模式。

中国仍然行进在工业化的历史进程中，中国还没有摆脱二战之后美国所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回顾历史，审视现实，重温战后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选择问题，这对于指导和制定改革开放政策，仍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中国共产党诞生于中国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艰难转型时期。带领中国人民从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建立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和国防体系，摆脱国内外三座大山的压迫和剥削，是共产党的建党初心，也是共产党的使命与天命。

如果中国的各行各业允许外国独资企业和控股企业借助强势的美元资本进行全面渗透，那么，这将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事实上放弃了基层企业组织的党的领导，意味着共产党放弃了自身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和群众基础，意味着党员干部放弃了传统的成功法宝而走向经济投机和政治冒险。

在社会经济现实中，各级政府和官员把“工业化”理解为“工厂化”、“开发区化”和“自贸区化”；把“中国的工业化”搞成“外资在华的工业化”，从而壮大了西方发达国家的在华控制力，挤压了本土企业和国内资本完成工业化升级的市场空间。中兴通讯是国有资本控股企业，是中国电子信息产业的主力军。在中美贸易战中，中兴通讯被美国政府一纸公文轻松打废。

一个追求工业化的国家必须首先了解工业化的衡量标准，而不能把世界工厂、城镇化和殖民化当作工业化。中国理论界迄今为止还没有理解工业化的真实内涵。

中国是否完成了工业化？这需要按照工业化国家的标准来衡量。

假如中国像美国、德国和日本一样，已经属于一个工业化国家，那么，这意味着：

（1）中国本土资本应该占据和主导着国内绝大部分产业部门而不是外资；

（2）各个产业的前三名企业是中国本土企业而不是外企；

（3）中国的装备工业可以持续武装国内各个产业并保障这些产业拥有全球竞争力而不是依靠进口；

（4）中国企业在各个产业领域应该引领全球科技创新和技术革命而不是跟随；

（5）中国企业背靠大国市场和大国优势应该拥有全球大宗商品和原材料的采购话语权而不是寄人篱下；

（6）中国企业凭借规模优势和技术优势应该主导流通领域并掌控下游产品的定价权而不是贴牌代工；

（7）中国经济体创造的经济成果和剩余价值应该归于本国国民享有（如免费医疗、免费教育、免费住房或低价住房）而不是以各种方式（包括不公平贸易、跨国公司利润和美元铸币税等）转移到海外；

（8）中国应该拥有强大而自主的工业化体系支撑着强大的国防装备体系而不是国防核心技术、核心装备和关键材料处处受制于人；

（9）中国经济的“顶层权力”（即基础货币发行权、人民币汇率定价权和人民币资产定价权）是由中国政府和中国企业掌控而不是由美联储、美国政府和海外金融机构所掌控；

（10）中国军队应该可以保卫中国企业在全球的经济利益而不是工程技术人员走为上策。

中国和日本通过各自的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开始了工业化进程。但是，对照上述工业化国家的标准，日本早已成为一个发达的工业化国家，而中国还没有达到工业化国家的标准。中兴通讯事件是所谓“中国工业化已经完成”这一幻象破灭的一个缩影。中国的工业化之路还很长、很长。当中国的土地、利率和劳动者生活成本（包括住房、医疗、教育）等生产要素成本远高于发达的工业化国家的时候，中国工业化面临着中断的风险。

【余云辉，察网专栏学者，经济学博士，曾任海通证券交易总部总经理、德邦证券总裁等职务，现为福建蓝田书院理事长、红果宝战略顾问、安信信托独立董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