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社会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文献

1．反动的社会主义

（甲）封建的社会主义

法国和英国的贵族，由于他们所处的历史地位，自然要写出一些讽刺的小品来攻击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在法国1830年七月革命和英国议会改革运动中，他们再一次被可恨的暴发户打败了。从此就再谈不到什么严重的政治斗争了。他们还能进行的，只是文字上的斗争了。然而就是在文字方面，也不可能重弹复辟时代[注：这里所指的不是英国1660—1689年间的复辟时代，而是法国1814—1830年间的复辟时代。（恩格斯在1888年英文版上加的注。）]的老调了。为了激起同情，贵族们不得不装模做样，似乎他们已经不关怀自身的利益，仅仅是为了被剥削的工人阶级的利益，才向资产阶级声罪致讨了。他们引为快事的是：写出一些刺激的文字来讥讽自己的新统治者，并向他低声细语地说出一些不祥的预言。

这样就产生了封建的社会主义，其中半是哀怨，半是讥讽；半是过去的余音，半是未来的恫吓；它有时候固然也能用辛辣、俏皮而尖刻的评判刺中资产阶级的心，但是它由于自己完全不能理解现代历史进程的劣根性，却常常使人感到可笑。

这班贵族为了笼络人民，往往把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做旗帜来挥舞。但是，人民每次跟着他们走的时候，发现他们的臀部盖有旧的封建印章，就哈哈大笑，哗地一下子散去了。

一部分法国正统主义者和“青年英国”，就都排演过这种滑稽剧。

如果封建主说他们的剥削方式是和资产阶级的剥削方式不同，那只是他们忘记了他们本来是在完全不同的、目前已经过时了的情况和条件下进行剥削的。如果他们说在他们的统治下并没有出现过现代的无产阶级，那只是他们忘记了现代的资产阶级正是他们那个社会制度的必然产物。

不过，他们很少隐讳自己那一套批评的反动性质：他们控告资产阶级的主要罪状，恰好是说在资产阶级统治下有一个将把整个旧社会制度根本推翻的阶级发展起来。

他们责备资产阶级，与其说是因为它产生了一般性的无产阶级，倒不如说是因为它产生了革命的无产阶级。

所以，在政治实践上，他们总是参加反对工人阶级的一切暴力措施，而在日常生活中，他们又不顾自己所吹嘘的那一套堂皇动听的论调，却总是毫不放过机会，拾取黄金果，不惜信义、爱和名誉，靠经营羊毛、甜菜和烧酒生意获取暴利。

正如僧侣总是同封建主携手同行一样，僧侣的社会主义也总是同封建的社会主义携手同行的。

要给基督教禁欲主义涂上一层社会主义色彩，是再容易也没有的了。基督教不是曾经竭力表示，它是反对私有制，反对婚姻，反对国家的吗？为了代替这一切，它不是提倡过积德和行乞，独身和绝欲，修道和信教吗？基督教的社会主义，只不过是僧侣用来涤除贵族肝火的一种圣水罢了。

                           （乙）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

封建贵族并不是唯一的被资产阶级所推翻、生活条件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里已经渐渐恶化和消失的阶级。中世纪的市民等级和小农等级是现代资产阶级的前辈。在工商业不很发达的国家里，这个阶级至今还在兴发着的资产阶级身旁过着苟延残喘的生活。

 在近世文明已经发展的国家里，已经形成了——并且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的补充部分而经常重新形成着——新的小资产阶级，它动摇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但是，竞争经常把这一阶级的成员扔到无产阶级队伍里去，所以他们已开始觉察到，随着大工业的发展，他们很快就会完全失去他们作为现代社会中一个独立部分的地位，在商业、工业和农业中他们很快就会被监工和雇员所代替。

在农民远远超过人口半数的国家里，例如在法国，自然要出现一种作家，他们虽然站在无产阶级方面反对资产阶级，但是他们在批评资产阶级制度的时候，总是用小资产阶级和小农的尺度来衡量资产阶级制度，他们在维护工人事业的时候总是从小资产阶级的观点出发。这样就产生了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西斯蒙第不仅在法国而且在英国，就是这类文献的头面人物。

这种社会主义很会揭示现代生产关系中的矛盾。它揭穿了经济学家的伪善的辩护伎俩。它确凿地证明了机器生产和分工的破坏作用，资本和地产的集中，生产过剩，危机，小资产者和小农的必然没落，无产阶级的贫困，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财富分配的极不平等，各民族之间的歼灭性的工业战争，以及旧道德、旧家庭关系和旧民族性的解体等。

 可是，按其积极内容来说，这种社会主义不是力谋恢复旧的生产和交换资料，从而恢复旧的所有制关系和旧的社会，就是力谋重新把现代的生产和交换资料硬塞进已被这些资料突破而且必然要突破的那种旧的所有制关系的框子里去。在前后两种场合，它都既是反动的，又是空想的。

行会式的工业组织和宗法式的农业，——这就是它的最后结语。

这一思潮在它以后的发展中已经变成了一种胆怯的怨声。

                           （丙）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

法国的社会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文献是在居于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压迫下产生的，并且是同这种统治作斗争的一种文字表现，这种文献被搬到德国的时候，那里的资产阶级才刚刚开始进行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

 德国的哲学家、准哲学家和一班爱说漂亮话的人们，贪馋地抓住了这种文献，不过他们忘记了：在这种作品从法国搬到德国的时候，法国的生活条件却没有同时搬过去。在德国的条件下，法国的文献完全失去了直接实践的意义，变成了纯粹著作界的一个流派。它必然表现为一种关于实现人性的无谓冥想。例如，第一次法国革命的要求，在18世纪的德国哲学家看来，不过是一般“实践理性”的要求，而法国革命资产阶级意志的表现，在他们心目中，只不过是意味着纯粹意志即正当意志、真正人类意志的规律的表现。

德国著作家的全部工作，只是要把法国的新思想同他们自己的旧的哲学良心调和起来，或者正确点说，只是要从他们自己的哲学观点出发去领会法国的思想。

这种领会，如同一般领会外国语一样，是通过翻译的。

大家知道，天主教的僧侣曾经在古代异教的经典著作原稿上面写了一些荒诞的天主教圣徒传。德国著作家用正相反的态度对待了法国的不信神的作品。他们在法文的原文下面添进了自己的一套哲学胡说。例如，他们在批评货币关系的法文原稿下面添上了“人性的异化”，在批评资产阶级国家的法文原文下面添上了所谓“抽象普遍物的统治的废除”等等。

这种用自己的哲学辞令赝造法国理论的戏法，他们叫做“行动的哲学”，“真正的社会主义”，“德国的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哲学论证”等等。

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文献就这样被完全阉割了。既然这种文献在德国人手里就不再表现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斗争，于是德国人就满以为自己克服了“法国人的片面性”，就满以为自己不是坚持真实的要求，而是坚持对于真理的要求，不是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而是代表人性的利益，即一般人的利益，这种人是不属于任何阶级，并且根本不存在于现实界，而只存在于哲学冥想的渺茫太空。

这种德国的社会主义曾把自己那一套笨拙的小学生作业看得极为郑重庄严，并且大言不惭地加以吹嘘，现在它却渐渐失去了它那种自命博学的天真了。

 德国的特别是普鲁士的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和君主专制的斗争——简短些说，自由主义的运动——已愈来愈严重了。

于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就有了盼望已久的机会，把社会主义的要求同政治运动对立起来，因循惯例地诅咒自由主义、代议制国家、资产阶级的竞争、资产阶级的出版自由、资产阶级的法、资产阶级的自由和平等，并且向人民群众大力鼓吹，说什么在这个资产阶级运动中，人民群众不仅一无所得，而且还有失掉一切的危险。德国的社会主义恰好忘记了，法国的批评（德国的社会主义不过是这种批评的可怜回声）原是以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和与它相适应的物质生存条件和相当的政治机构为前提的，而这一切前提当时在德国正是尚待争取的。

因此，这种社会主义就成为德意志各邦专制政府及其一班随从——僧侣、学监、顽固守旧的容克和官僚顺手抓来吓唬那来势汹汹的资产阶级的一个稻草人。

因此，这种社会主义不过是德意志各邦专制政府用鞭子枪弹给德国工人起义苦头吃的时候所加的甜味罢了。

 既然“真正的”社会主义就这样成为德意志各邦政府手中用以对付德国资产阶级的一种武器，那末它同时也就成为直接表现反动的利益，即表现德国市侩的利益的一种手段。在德国，16世纪遗留下来的、从那时起经常以各种形态再三出现的小资产阶级，是现存制度的真实的社会基础。

保全这个小资产阶级，那无异就是保全德国的现存制度。这个阶级胆战心惊地从资产阶级的工业统治和政治统治那里等候着自己无可幸免的灭亡，这一方面是由于资本的集中，另一方面是由于革命的无产阶级的增长。在它看来，“真正的”社会主义能够一箭双雕。于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就象瘟疫一般地流行起来了。

德国的社会主义者给自己的那几条干瘪的“永恒的真理”披上这件用思辨的蛛丝织成的、绣满辞令花彩和浸透甜蜜温情之泪的神秘外衣，只是使他们的货物在这班顾客中间增加销路罢了。

同时，德国的社会主义自己也渐渐地认识到自己的使命就是要充当这班市侩的堂皇的代表。

它把德国的民族标榜为模范的民族，把德国的市侩推崇为人的模范。它给这班市侩的每一种丑行都加上一种奥秘的高尚的社会主义的意义，使之变成一种完全相反的东西。它既然一贯到底，就公然来反对共产主义的那种“横蛮破坏”的倾向，并且肆口扬言，说什么它自己是不偏不倚地超乎任何阶级斗争之上的。所有现时在德国冒充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作品而流行的东西，除了极少数的例外，都是这一类卑鄙龌龊、令人萎靡的作品。

                           2．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

资产阶级中间有一部分人要想把社会的疾病治好，以求巩固资产阶级社会的生存。

这一部分人中间有经济学家，博爱主义者，人道主义者，劳动阶级生活改进派，慈善事业组织者，动物保护会会员，禁酒运动协会发起人以及形形色色的微小改良主义者。这种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甚至被制定成一些完整的体系了。

我们且举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一书为例。

社会主义的资产者要保全现代社会的生存条件，但又不要有这些条件必然产生的斗争和危险。他们要保全现代社会，但是不要有那些使这个社会发生革命和陷于解体的因素。他们只愿有资产阶级而不要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看来，资产阶级统治着的世界当然是最美好的世界。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把这一种安慰人心的观念加工，制定成或多或少完整的体系。它号召无产阶级来实现它的体系，走进新的耶路撒冷，其实它只不过是要无产阶级始终停留在现今的社会里，但要他们抛弃把这个社会看成是一种可恶东西的观念。

这种社会主义还有一种比较不完整、但是更为实际的形式，它力图使工人阶级对一切革命运动持否定态度，硬说能给工人阶级带来好处的并不是这样或那样的政治改革，而仅仅是物质生活条件即经济关系的改变。但是，这种社会主义所说的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变，绝对不是只有通过革命才能实现的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消灭，而是一种行政上的改良，这种改良是在这种生产关系的基础上实行的，因而丝毫不会使资本和雇佣劳动间的关系有所改变，至多也只能替资产阶级缩减它的统治费用和简化它的国家事务。

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只有在它变成仅仅是一套演说辞令的时候，才算给自己找到了最适当的表现。

自由贸易！——是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保护关税！——是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单身囚室！——是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这就是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唯一认真说出的最后一句话。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归结起来就是这样一个论断：资产者之为资产者，是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

                           3．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这里我们且不谈在近代一切大革命里代表过无产阶级要求的文献（巴贝夫的著作等等）。

无产阶级试图在普遍激动的时代和推翻封建社会的时期直接实现自己阶级利益的一些最初尝试，都不可避免地遭到了失败，这是由于当时无产阶级本身还欠发展，同时也是由于无产阶级解放所必需的物质条件还没有具备，因为这些条件只是资产阶级时代的产物。随着这些初期无产阶级运动而出现的革命文献，按其内容来说，不免是反动的。这种文献所鼓吹的是普遍的禁欲主义思想和粗鄙的平均主义。

本来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体系，如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人的体系，是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尚未发展的最初时期出现的，关于这个时期，我们在前面已经叙述过了（见“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

 这些体系的发明家们虽然曾经看出阶级的对立，看出统治着的社会本身内部的破坏因素的作用，但是他们没有看出无产阶级方面的任何历史首创作用，没有看出无产阶级所特有的任何政治运动。

既然阶级对抗是随着工业的发展而发展的，所以这些发明家同样也还不可能发现无产阶级解放的物质条件，于是他们就去探求那应该能够造成这种条件的社会科学、社会规律。

这样，社会的活动就要由他们个人的发明活动来代替，实现解放的历史条件就要由幻想的条件来代替，无产阶级逐步向前组织成为阶级的进程就要由按照他们臆想出来的方案组织社会的努力来代替。在他们看来，今后全世界的历史都归结为他们那些社会计划的宣传和实现。

诚然，他们也意识到他们在这些计划中主要是拥护工人阶级这一受苦最深的阶级的利益。在他们的心目中，无产阶级只是作为这个受苦最深的阶级才存在的。

可是，不大发展的阶级斗争形式以及他们本身的生活地位，却使他们自以为是高高超出这种阶级对抗之上的人物。他们要改善社会一切成员的生活，甚至连那些处境极优的成员也包括在内。因此，他们总是不加区别地向整个社会呼吁，甚至主要是向统治阶级呼吁。根据他们的意见，人们只要理解他们的体系，就会承认这种体系是建设最美好社会的最优良的计划。

因此，他们拒绝一切政治行动，特别是拒绝一切革命行动；他们想用和平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并且企图通过一些细小的、当然不会成功的试验，用实例的力量来为新的社会福音开拓道路。

这种幻想的未来社会方案，是在无产阶级还处于很不发展状态，因而对本身所处地位还抱着一种幻想的时候产生的，是从无产阶级希望社会总改造的最初的充满预感的激动中产生的。

但是，这些社会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著作也包含有批判的成分。这些著作抨击现存社会的全部基础。因此，它们提供了启发工人意识的极为宝贵的材料。它们关于未来社会的一些积极的结论，例如消灭城乡之间的对立，消灭家庭，消灭私人发财制度，消灭雇佣劳动制，提倡社会和谐，把国家变成单纯的管理生产的机关等，——所有这些原理无非都是表明消灭阶级对立的必要，但是由于这种阶级对立在当时还刚刚开始发展，它们当时所知道的只是这种对立的最初的无定形的模糊表现。因此，这些原理也就还带有完全空想的性质。

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意义，是与历史的发展进程成反比例的。阶级斗争愈发展和愈具有确定的形式，那末，这种幻想超出阶级斗争的意图，这种用幻想办法克服阶级斗争的态度，就愈失去任何实际意义和任何理论根据。所以，虽然这些体系的创始人在许多方面也曾经是革命的，但是他们的信徒却就总是组成一些反动的宗派。这些信徒无视无产阶级在历史上继续向前发展的事实，还是死守着他们的老师们的一些陈旧观点。所以，他们一贯地一再企图削弱阶级斗争，调和对立。他们还在梦想用试验办法来实现自己的社会空想，梦想创办单个的“法伦斯泰尔”，梦想建立所谓“国内移民区”，梦想创立小“伊加利亚”即创立袖珍版的新耶路撒冷，——而为了建造这一切空中楼阁，他们就不得不去央求资产阶级放软心肠，解囊施舍。他们渐渐地堕落而与上面讲过的那些反动的或保守的社会主义者成为一丘之貉了，不同处只在于他们更为一贯迂腐，更加狂信自己那一套社会科学能奏奇功异效罢了。

所以，他们就忿怒地反对工人的一切政治运动，认为这种运动只是由于盲目地不相信新的福音才发生的。

在英国有欧文主义者，在法国有傅立叶主义者，前者反对宪章派，后者反对改革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