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法家编辑例会部分与会人员合影）

新法家网站第七次编辑例会1月27日下午14：00在陶然亭公园北四平园小区举行，会议由翟玉忠老师作了《新法家网站2017-2018年度工作报告》，他指出，随着翟老师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资助课题《平天下的技术：纵横术研究》的完成，他用14年的时间（2004-2017年）复活的孔子四科之学已成规模。他们是:

德行科：《礼之道：中华礼义之学的重建》（2014年）；《性命之学：儒门心法新四书阐微》（2014年）。

政事科：《国富策：中国古典经济思想及其三十六计》（2010年）；《国富新论》（2013年）；《中国拯救世界：应对人类危机的中国文化》（2010年）；《道法中国：二十一世纪中华文明的复兴》（2008年）。

言语科：《正名：中国人的逻辑》（2013年）；《平天下的技术：纵横术研究》（2018年）。

文学科：《斯文在兹：中华文化的源与流》（2014年）；《人类文明的基因：人类二元观念与世界文化的分野》（2017年）。

翟老师指出，西周礼乐制度已经崩溃，不可复建。建基于其上、经孔子整理的《诗》、《书》、《礼》、《易》、《春秋》早已不适应时代发展。在我们的时代，孔门四科能够避免“五经”和宋以后重心性的“四书”的空疏弊端。所以，今后的编辑工作中，重点不是四书五经，而是孔门四科。

荀子是孔子之后，最后一位吞吐百家的大儒，他“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兴坏”（《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言黄老意”（《汉书•艺文志》）。不仅培养出李斯这样一平天下的法家人物，对传播“五经”亦居功甚伟。“孔荀之道”比宋以后推崇的“孔孟之道”更能表达中国文化内圣外王的内涵。

    目前一些所谓“儒家”，其本质是“反孔灭道”。讲内圣，多空谈仁义；讲外王，干脆将西方三权分立披上儒家外衣——对于这些反孔灭道的小人儒，最好的办法，就是恢复孔子学团的本来面目！告诉世人，传习经典的“文学”——儒家不过是博大的孔门四科之一。

2017年，另一个可圈可点之处是翟玉忠先生《人类文明的基因：人类二元观念与世界文化的分野》（图文版）正式出版。这本书在国内外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付金才老师做了题为《奠基、滞涨、复兴——中国文化史的分期问题》的发言。他指出，文化分期问题非常有必要。学术界一般将文化史研究作为学术问题，这不仅是学术问题，更是现实政治问题、人生问题。纯粹的学术从来不存在，没有启蒙运动，哪来法国大革命。学术为现实政治与人生提供思想，是对时代的引领。中国文化史的分期，张岱年、方克立二位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化概论》与冯天瑜等主编的《中华文化史》影响较大。

首先，两部著作的文化分期是参照中国断代史与特定时代的历史文化特征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的。这种分期明显存在唯历史主义现象。文化分期先是历史哲学问题，然后才是历史问题。两书在分期上缺乏历史哲学的深度和广度。

其次，二书的文化分期对于1840年以来中国文化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对于2002年十六大明确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使命的精神没有进行充分的思考。

第三，两书的文化分期深受西方中心论的影响。雅斯贝尔斯主要根据基督教文化和中断的埃及、印度古文明，将公元前800年-公元前200年作为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雅斯贝尔斯在论证轴心时代时，也参照了中国历史在这段时间所取得的成就。但是雅斯贝尔斯在文化指标上只是突出了原创性的经典文献。事实上中国秦汉的政治制度、文化政策和原创性经典对中国后世的影响并不逊色于先秦的经典文献。以上三个问题都是我们在重构中国文化史分期应该慎重考虑的。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认为重构中国文化史分期，不应坚持唯历史主义观点。坚持唯历史主义会犯经验主义的错误。应该秉持立足新时代和展望未来的务实宏大视野来回望历史，形成我们的历史哲学，对文化史进行重构，以通古今之变。

经与会同道切磋探讨，初步确认以下的结论：从远古到公元前一世纪，为中国文化的第一期——可称为奠基期；从公元一世纪到到十九世纪为第二期——可称为滞涨期；从十九世纪至今为中国文化的第三期——可称为复兴期。

付老师进一步指出，这次复兴是全面彻底的复兴，实现复兴的主体是中国共产党，原来的复兴是某几个人，比如玄奘、鸠摩罗什，不是组织行为。这次是组织行为。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道法文明本质上是一样的，马克思主义对中国文化的最大贡献是将实现道法文明的领导者和主体明确了。这是中国奠基期的道法文明没有解决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认为，实现道法文明的领导者是中国共产党，实现道法文明的实践主体是以工农为核心的无产阶级。毛泽东说：“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放眼全球，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能够生根、成长，与中国的社会现实和历史文化特点密切相关。从历史文化特点上说，道法文明是中国人民能够接受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最为重要的文化背景。这是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急需开拓的新领域，让马克思主义不仅和中国社会的实践相结合，还要和中国的道法文明相结合。在某种程度上说，这是事关意识形态领域通古今之变的关键工作。

在资本主义仍然占据世界文明主流的背景下，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仅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更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的发展，这是在探索实践人类文明的最有希望的崭新文明，与资本主义有着本质的不同。所以打天下、建立新中国是革命，建设新中国，发展新中国同样是革命。中国人民不但肩负着实现民族复兴的使命，同样肩负着探索人类文明的使命。任重道远，这就要求我们以革命的勇气和胸怀从事民族复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业。

此外，还有来自基层的同志分享了有关基层组织建设的现状和感想，丰富了大家的视野。它使我们接触到一线基层运作的实际情况，深刻认识到新法家工作的重要性。

1月28日上午9：00，道法学行班第六次会讲在四川省人民政府驻北京办事处天府龙芽茶空间举行。会议由翟玉忠老师主讲，付金才老师副讲，集体学习《经法•论第六》。

翟老师指出，现在都讲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来源于文化自觉，而文化自觉来源于文化基础。中国文化基础已经散裂不全，我们整理“孔门四科”，融汇经子，折衷百家，目的是奠定坚实的文化基础。除此之外，还要通过宣传，让人们具有充分的文化自觉，这是一个长期的工作。所以，文化基础、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是一贯的。现在，社会上很多人把文化自信变成了一个口号，这很有问题。

《经法•论第六》集中论天、人之道，以及天道与人道，内圣与外王的转换关系，对于我们认识中国文化内圣外王一以贯之一特点十分重要。

整体上，本篇前半部分论天道，后半部分论人道，中间的“轴”讲平心平天下是怎么做的。这个逻辑与《大学》是一样的。《大学》是普适的教育，类似“显教”，《黄帝四经》是给政治家写的，所以先从政治开始。朱熹他们开创了一个以禅解儒的坏头，到现在不可收拾了。我们要扭转这个状态，“止”不是止观。

本篇后面讲到名，名分的确立要符合万物的自然类别、属性，大道法于万事万物之自然。文中说：“名自命也，物自正也，事自定也。”这里命名、正物、定事存在着前后一贯的联系。名家是中国文化、社会伦理，治国理政的重要基础。我们把名法之学恢复了，这是历史性贡献——言语科分为两种，一是论述正名，二是纵横术，我们都整理出来了。

中国文化中，“天人合一”不是空话，古人说的“天”，指的是一个重要的概念，是大公无私的象征。共产党激活了西汉以来隐而不彰的天道。

付老师指出，中国文化的“形而上”就是天地。西方一开始是神，然后是理性，康德提出了一系列的范畴，说这些范畴是不可讨论的，是整个理性逻辑的起点。比如时空、数字、时间等一些列范畴，是规定性的，好像公理一样。中国的公理在哪？就在于我们对天地的理解，同样是天，既是理性的，也就是人道的，它又是神道的，比如“天行健与地势坤”，这是理性的。但我们也祭祀，比如祭祀五岳，祭祀天、地，都是神道的，但是理性高于神道。所以，神道的和人文的一点都不冲突，它能在一个合理的架构中存在，《二十五史》中的“礼志”多讲祭祀天地、日月、山河五岳和历代圣贤圣王等。

汉以后，中国政府一直处于被污名化的状态，读书人强调以道侍君，言外之意君主虽然代表国家，但君主不明大道，道在读书人手里，读书人又代表地主的利益。污名化中性的政府，目的是防止国家调整各个阶层的平衡，让地主想干什么干什么。古代地主说的“民”其实就是他们自己，《盐铁论》对此已经辩论的很清楚了，然后他们用孔子、孟子的东西来论证“民为本”，论述“不与民争利”，其实就是国家不能与地主争利。现在资本力量大，想让国企退下来，也是同样的思路。所以我们读书思考和实践要清醒，古今面临的问题没有实质性不同。

与会者接下来对《论》篇逐段进行学习讨论。

会议还讨论了网站建设与微信的编辑工作的注意事项，与下一阶段编辑工作的着力点， 以及拓宽宣传渠道、创新宣传方式的问题。会议也客观分析了当今面临的各种困难，鼓励大家坚守下去。这既是个人的成长提高，更是要对社会和历史负责，无愧于自己的人生和这个时代。（文/魏智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