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题记:此文是白求恩在晋察冀根据地所写的散文。白求恩同志不但是一位伟大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还是一位名医和杰出的艺术家。除了医术高明，他还拍摄电影、写诗歌散文，在绘画上也有相当造诣。白求恩在中国抗日战场上时，就在美国和加拿大报刊上著文介绍中国抗日战争和他在中国抗战的经历，向西方世界传递中国抗战的声音并为抗战募捐。在奔赴西班牙战场时，白求恩还曾兼任过战地记者；他在中国战场上也撰写了大量的散文、报告文学、书信和日记等等。这里刊发的是译者王海龙教授最近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善本手稿部发现的被珍藏的白求恩手稿原件的内容，它们是第一次被译成中文。今年是中国抗日战争爆发80周年纪念，也是白求恩奔赴中国支持中国抗战80周年纪念。我们希望用这样的形式来让我们的人民记住那血与火的日子，缅怀这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对中国人民的伟大贡献和永恒的爱。
山涧里的医院 （1938年8月15日—23日）
在地图上你根本找不到这个小山村，它太小了——只有百十家农户。一条清澈的山涧小溪流过这隐藏在翠绿山峦间的小村，人们就住在岸边泥土糊造的屋子里。这条山涧源于一条峡谷深深滹隙的底端，这座陡峭的山峰横贯南北。从峡谷望西看，我能眺望到山西河北的省界交际线。二三十里外，蜿蜒万里的长城攀爬向它的绝顶。我们再穿过这儿，走向另一座山的边际，这山顶直抵云霄。如果你在地图上找，你会发现河北省五台山，还有阜平县。这小山村就隔在二者道路之间。 我这里说是“道路”，其实就是条骡夫小道。它差不多十英尺宽，路面崎岖得就像老天爷最初造它时的那个模样。昨天，我们骑行了九十华里，从早上八点直到晚上五点，——在马鞍上整整耗了八个小时！医院就设在一座菩萨庙里，这庙掩映在柳枝和松林深处，坐落于路旁乱石堆垒的高台上（难道这种美幻、令人渴想的场景不会激发你的宗教心灵产生奇异之感吗）。 这庙里仍有和尚——是真正的和尚，我一天三次听他们嗡嗡地念经（简直太像圣公会教堂的情形了），也听到他们的敲锣声和钟声。不时隐约传来那种刺鼻的焚香的气味，有点怪怪的甜，又掺杂着露天天井里的花香在氤氲里飘着。不一刻儿，陡然又爆响起战士们洪亮的革命歌曲声。有一首歌，听起来简直就像在呐喊，歌词是： “没有枪 没有炮 敌人给我们造……” 这种歌声紧跟着悲戚的嗡鸣“大慈大悲的菩萨，求您保佑”。唉，在这个世上，所有我们相信的众神和“大人”们，都救不了他们。现在，他们必须想法去自己救自己。 庭园里满满的鲜花盛开着。巨大的粉色荷花，像丰腴的贵妇刚刚用过丰盛的午餐而有点娇喘微微慵懒不可支，耷拉着它们硕大的头。这花头肥硕得足有一个橄榄球尺寸，施施然摇曳在黝黑的荷花瓮的四周。天竺葵、玫瑰、野风信子花和草夹竹桃等等用浓艳的色彩装点着门庭的路径。柑树的低丛层上满满悬挂着等待晾干、折成方块清洗过的绷带纱布，像是满树盛开的白玉兰花。几头猪和狗在睡觉。那些轻伤号们在庙廊台阶上或坐或睡，伸展着略显笨拙、缠着绷带的伤胳膊伤腿在静卧。护士们穿着白围裙在碎步疾走。仁慈而温暖的太阳在蓝天上开始西坠了。云横穿山巅，慢慢地行进，像是在进行一场壮丽的游行。金色的空气中满是幼鸽的咕咕声，林间的风送来了远处溪流窸窣的咕哝。 庙院的四周是我们的病房。这里过去是和尚们的寝室和香客的宿处。现在到处躺满了伤员。他们都睡在泥土砌的硬邦邦的“炕”上，下面仅铺着薄薄的一层稻草。这些伤号们仍然穿着他们的旧军装，经过长年的日晒雨淋，它们褪成了不灰不蓝的颜色。伤兵一共七十五个，大都十八岁左右，大的有三十六岁。他们大部分是这个月负伤的。人们从北部山区和东部的平原通过陡峭崎岖的山路把他们移到了这里。其中有的从六十里路外送来，折断了手臂和腿，伤口洞开着，大都感染甚至坏死了。 病房狭窄，黑黝黝的。所有的采光仅靠白纸裱糊的窗子透过来的些许光线。炕占了房子的大部，伤员们一个个紧挨着躺在那里。有时候一溜要躺十五个人。这“炕”其实是个暖灶，在冬天，底下烧火，它高出泥地约两尺左右。当然，这里没有床垫、没有床单、没有枕头，只有麦秸草和用陈年棉花絮的一床薄被。他们或蹲或躺在那里，像是动物园里不幸的猴子。其中有的用毛巾蒙着头来防范像片片云雾般的苍蝇，有的则用他们暗黑且忧郁的眼睛凝视着这个世界。 他们中间萦绕着轻微但持续的呻吟声，没有止痛药减缓他们的苦痛。其他人则平静地坚忍着。有些伤号还只是孩子。从他们忧戚和光滑的脸上看不出他们刚刚经历过暴力和死亡；虽然知道恐惧，但他们内心充满了生的勇气，这让他们向死而生。但是当我因治疗而不可避免弄疼他们时，他们会无助地哭泣，满眼含泪像不知所措的孩子。 我曾经试图说服一个十八岁的孩子截掉他的伤腿，这条腿已经被子弹打得稀烂，毫无希望挽救了。但是他坚决不肯。为什么呢？因为他说，如果截掉了腿他就再也不能打日本鬼子了。最后我答应他我会给他配上一条假腿而且替他在司令员那里找一个仍然能打鬼子的工作，他才同意了。他高兴得就像是我给了他一个大大的生日礼物。 【上面写于1938年，8月15日；下面的部分续写于1938年，8月21日，晚上八点】 我今天做了一天的手术，简直累极了。一共十例手术，其中五个是大手术。第一个是脑颅受创，脑子都露在外面了。我不得不移除了四块脱落的骨头和伤者前额骨部分。他是一个团级的首长，我真希望他能够活下来。今天晚上，他看上去情况很好，恢复了神志，没有进致瘫痪的迹象。 虽然我累坏了，却感到长久以来我从没像此刻这样快乐过。我很满足。我现在做的是我想做的事业。我为什么不快乐呢！你看看我幸福的源泉是怎么来的吧：首先，我的工作是如此之重要，我从清晨五点半就开始工作，每一分钟都扎扎实实地一直干到夜里九点。人人都需要我。而且还不止这些——能满足我资产阶级虚荣心的是，他们时时把需要我挂在嘴上。我有厨子，有自己的服务人员，自己的房间，还有一匹日本高头大马和鞍辔。我没有钱，但我不需要钱。我需要的所有的东西都供给我了。我在这儿没有什么愿望没被实现。大家对待我就像对待一个好战友；他们待我很仁慈，非常礼貌，这不难想象。 能生活和工作在这样一群同志们当中，我感到无法估量的幸运；他们认为共产主义就是他们的全部生命而不仅仅是说说或偶尔想想而已。他们的共产主义信仰是简单和深挚的，这就像是本能反应，植根于他们的下意识里；就像是肺在呼吸、肠胃在蠕动、心脏在跳动一样。这些同志们的激情源于他们的共产主义信仰——布尔什维克。他们宁静、坚强、睿智而且坚忍，有着绝不动摇的乐观主义精神，又高雅又残酷、又苦又甜、不自私、意志坚定，他们的恨永不平息，而他们的爱可以拥抱整个世界。 【下面内容续写于1938年，8月22日】 又是静悄悄的一天。今天只有三例手术。两例是骨折，一例是摘除眼球。其中的一例骨折手术需要输血。中国人对输血非常紧张。刚开始时，若想在医生和护士们中间找到献血者可真是难极了。直到后来我亲自献了血，让他们看到这不会产生任何不良后果才能说服他们献血。现在，已经没有任何这样的问题了。 【下面内容续写于1938年，8月23日】 截掉了腿的孩子和那位团长都恢复良好。我现在高兴极了。可是我有一个手指发炎了——在这些很脏的伤口中没有手术手套进行手术，你很难避免这类感染。这是这两个月里我的手第三次感染发炎了。 游击队员们个个是好汉。他们不是一般的战士，而是“穿着军装的工人”。八路军战士的平均年龄是22岁，而游击队员中很多人都三十多岁了——年龄最大的有三十九到四十岁的。他们大都是大个头，六英尺高，有着刚毅黝黑的脸庞、行动安静且果敢，气态上则意志坚定充满勇气。跟他们一起工作，真是使人愉快。我给他们包扎好伤口后，他们站起来，头低至腰地深深向我鞠躬。有一次，一个小孩子的父亲竟然跪在我的脚下向我磕头致谢…… （本文是白求恩写给他一位加拿大友人的信，介绍了他在中国抗日游击区战斗的艰难岁月。题目为译者加。——在这封信里，他描写了当时晋察冀前线医院缺医少药的境况和战士们不畏困难誓死杀敌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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