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节选自葛兆光教授发表于《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的论文《名实之间——有关“汉化”、“殖民”与“帝国”的争论》，主要讨论了对清朝开拓边疆问题与西方学术界不同得看法。

最近二三十年里，由于全球史成为历史学界的一大潮流，相当多的欧美历史学家，提出了一个对中国史相当有挑战性的说法:东方的大清帝国对边疆的政策，和西方即英、法、西、葡、荷等帝国的对外政策是一样的。

从全球史的观点来看，大清王朝对西北的开疆拓土，以及对西南的改土归流，不仅与同时期的英、法等殖民地事业没什么两样，都是“近代早期”(Early Modern)特别是 18 世纪全球殖民主义浪潮的一部分。

所以，濮德培(Peter Perdue)说:“清朝的扩张，其实也是十七至十八世纪全球史的组成部分。在这一历史时期，几乎在世界各地，新兴的统一帝国都通过对外军事征服方式来扩大领土，而移民、传教士和商人则紧随其后。”而且，大清帝国与奥斯曼帝国很相似，它们都统治了很多的民族和广大的疆域，只是两个帝国结局不同，“它们都在 19 世纪末陷入崩溃境地，但奥斯曼帝国的疆域分裂成为几个民族国家，而清帝国则被整合为单一的国民政权”。

他认为，大清帝国对西部的征服，如果作为一个全球史的事件来观察，那么，那个时代的 Central Eurasia 还不是大清帝国以及后来中国的边缘省份“新疆”，各种来自中国、俄国、印度和欧洲的宗教、贸易辐辏于此，在地缘上看，它更是俄国、准格尔、大清三个帝国之间; 同样，脱开以中国立场界定“中心—边疆”的观念来看，西南苗彝也只是被大清帝国所殖民的地域和族群。美国学者何罗娜(Laura Hostetler)的《清代殖民事业:前近代中国的人种志与图像学》以及乔荷曼(John E． Herman)的《云雾之间:中国在贵州的殖民，1200 ～ 1700》，讲的就是大清如何把西南苗彝族群逐渐变成编户齐民，把西南地区正式纳入大清版图的这样一个故事，他们的书名中，都 不 约 而 同 使 用 了 “殖 民 ”( Colonial  或 Colonization)这个词。

清帝国对西北的平定是“征服”吗? 对西南的改土归流是“殖民”吗? 再说得久远一些，古代中国对于周边异族也是“殖民”吗? 

中国学者会觉得，近代以来，中国一直受帝国主义欺负，差不多已经成了半殖民地，结果你们还说我们是“殖民”? 但我以为，应当理解他们用“殖民事业”这个词，是另有历史观念与学术背景的。如果我们不在价值意义上评论“殖民”的功过是非，而只是把“殖民”当作一个全球史过程，似乎这也无可非议。

通常，中国学者首先会沿袭古代中国“大一统”的历史观念和“中央—边疆”的视角;其次也会受到晚清以来“五族共和之中国”与“中华民族是一个”这种国族意识的影响;再次，甚至还会残留古代“华夷”与“文野”的历史记忆和文明进化论。因此，总觉得这些“苗彝”本来就是中国之边缘，“变其土俗，同于中国”本来就是“进于华夏”，仿佛是从野蛮变成文明。甚至还会认为，古代中国的汉族与非汉族，主要也是“平等基础上的互助关系，这是民族关系发展的主流”。

但是，“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古代中国就深谙此理，开疆拓土的帝国何尝如此温柔敦厚? 被征讨的“蛮夷戎狄”固然被杀戮得很惨，去讨伐的军人同样死伤无数。中唐杜佑就在《通典·边防》中痛心疾首地检讨盛唐的扩张。他说，仅仅是天宝年间，哥舒翰远征吐蕃，两万人在青海岛上，“不能救而全没”；安禄山在天门岭讨伐奚与契丹，“十万众尽没”;高仙芝远征石国，在怛逻斯川“七万众尽没”;而杨国忠去打阁罗凤，“十余万众全没”，前后“没于异域数十万人”。

就连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范文澜，也不能同意这种政治化的说法。1980 年初，《历史研究》发表了他写于1962 年的遗稿。在这份没有发表的遗稿中，他就说古代帝国统治下的民族与国家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完全依靠力量对比，大小强弱之间，根本不存在和平共处、平等联合这一类的概念”。

这就像古文献中所说的，“命将出师，恣行诛讨”，“搜山荡谷，穷兵罄武”。以清代贵州“改土归流”为例，清王朝军队在镇雄“连破四寨，斩首二千余，尽焚其垒”，在威远、新平“冒瘴突入，擒斩千计”，在清水江和丹江“潜舟宵济，扼其援窜，突捣其巢”。

这种所谓“文明化”过程，毫无疑问就像“殖民化”过程一样，并不只是莺歌燕舞，而是充满了血与火。让我们回到清王朝是否“殖民”的问题上来。应当注意的是，近年来由于全球史背景下的历史新解释，在国际学界非常流行，这种全球史研究推动了一个新潮流，这个新潮流包括有关中国边陲的历史学和人类学研究。

而这些有关中国边陲的研究通常有两类：一类是讨论中国现在的边疆地区是怎样被整合进帝国的。用他们的话说，就是那些西南地区的苗彝是怎样被“殖民”，清朝是怎样“征服西南，进行殖民，实现主权控制”。换句话说就是，这些原本由“土司”自主管理的“蛮夷”区域，是怎样渐渐成为帝国直接管理的“中国”的; 另一类是从人类学、民族志的角度，重新认识那些华夏边缘的异族，他们是否从人种和文化意义上，就与内地汉族有所不同? 他们是否由于“他者”才逐渐产生“我者”意识，并逐渐形成自我认同的族群? 他们在那个时代是否并不认同“中国”或“满蒙汉”帝国? 也就是说，他们试图通过这种研究，来讨论民族的“本质性”和“建构性”问题。

那么，清帝国“殖民”说有没有道理呢? 我个人以为，一半有道理，一半没有道理。为什么说一半有道理呢? 因为，这里确实有可以引起我们反思的死角。18 世纪前后，世界上各个帝国“你方唱罢我登场”，奥斯曼帝国和莫卧儿帝国虽然处在衰落之中，但俄罗斯帝国却逐渐向东向南侵蚀，而大清帝国却迅速崛起，并且向西扩张。过去曾经横行海上的葡萄牙、西班牙帝国虽然衰落，但欧洲的大英帝国却在向东方扩张。正是这种扩张，逐渐引起了各个帝国的挤压和碰撞。挤压和碰撞的结果是：有的帝国萎缩，有的帝国衰落，有的帝国崛起，有的帝国膨胀。这当然是后话。但是，18 世纪中叶大清帝国恰恰在扩张的巅峰状态中，乾隆一朝所谓“十大武功”，其实就是清帝国在“殖民主义扩张”中。

清代中国边陲的一些区域，并不能说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历史上中国四周的疆域不断变动。过去，中国学者撰写中国史，常常会提及西汉设酒泉等四郡，张骞通西域，李广利一直远征到贰师城(今吉尔吉斯斯坦)，也会提及张骞试图经云南通身毒，诸葛亮南征擒孟获，当然更会提到大唐帝国在四裔的开疆拓土，似乎这些地方很早就已经纳入中国版图。其实，古代中华帝国的疆域不断移动与变化，正如我所说的，很多地方一直到唐宋时期还是化外之地，未必就是真的“中国”，更不必说收缩了的宋代和明代——清代直接继承的是明代——西北西南的很多地方，都不在“禹域”之“内”。所谓“西域诸国”，在明代就连敦煌也已经不归中国管辖，“嘉峪关外即非吾土”;所谓“千洞百蛮”，云贵的苗彝，基本还是由土司管理，和内地府厅州县这样编户齐民的政府管理是有区别的。清代把西域拓为“新疆”，在云贵“改土归流”，帝国在边缘族群的地区派驻军队，设置机构和官员，大量兴办学校，征收齐民的赋税，使这些地方逐渐“从异域到旧疆”。 在全球史上来看，确实也可以称之为“殖民事业”。

那么，为什么我说“殖民”这个说法还有一半没道理呢? 这是因为当历史研究者使用 colonization 这一概念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被来自西方的“殖民”概念引发某种误解，觉得清王朝对于西北、西南的殖民，和英法西葡等西方国家对亚非拉的殖民，无论性质、目的与方式都一样。之所以我不能无条件接受“殖民”这个概念，是因为我无法简单地把这一“殖民”和那一“殖民”等量齐观，把大清帝国和西方列强在亚洲、澳洲、非洲和美洲的征服当作同一个“殖民”。以“改土归流”为例，应当注意到，明清两代的措施，基本上是：

(1)设置官吏，把边陲之地与内地一样“郡县化”;

(2)征收赋税，使异域之民等同内地一样作为“编户齐民”;

(3)兴学设考，让殊方异俗逐渐改造同于内地文化。

因此，以欧洲近代英法西葡荷的殖民来跟中国明清改土归流进行对比，要看到有三个不同。

第一，是跳出本土远征海外，还是从中心向边缘的逐渐扩大;

第二，是为了掠夺资源，还是纳入帝国;

第三，是保持宗主国与殖民地的异质性，还是要逐渐用汉文化把蛮夷同质化。

所以，我很赞成西方学者能在全球史的新背景下，看到中西历史确实有相似相近之处，但我也一直在提醒，西方学者也许应当注意到它们之间的差别。正如 Lee Byung Ho 在其博士论文 Forging the Imperial Nation 所说，中国从明清到近代的国家意识的转变，并非从过去的“文化主义”转变成后来的“国家主义”。他认为，中国和欧洲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模式，如果说欧洲模式是 Colonial National(殖民国家)，那么，中国则是 Patrimonial Imperial(世袭帝国)，从清王朝到现代中国的民族政策，其实仍然延续了后帝国时代(Post-Imperial)的一贯思路与做法。

（作者简介：葛兆光，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及历史系特聘资深教授：文章来源：《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