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为北京大学韩毓海教授即将出版的导师三部曲之第一部，第一章“马克思的滑铁卢”。】

要避免使马克思主义沦为教条，就必须对马克思这个人采用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马克思说过：“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是他们表现自己生命的一定方式。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命，他们自己就是怎样”。

卡尔·马克思，生于1818年5月5日——你只要记住“一巴掌又一巴掌，打得资本主义呜呜哭”这句话，就记住了马克思的生日。

马克思是德国人吗？这却是个问题。

因为“国民”这种说法，乃是法国大革命的产物，它意味着“主权在民”，严格地说就是：主权来源于“民族-人民的集体意志”（collective national-popular will），而它的理论基础，当然就是卢梭的《契约论》。

但是，在法国大革命之前，欧洲并没有这样的主权概念，当然也没有国民的概念，即使在卢梭的《契约论》里，“国民”、“臣民”、“公民”和“人民”也是混用的，长期以来，在欧洲，国家是属于家族的，例如霍亨索伦家族、哈布斯堡家族、斯图亚特家族、波旁家族。家族的联姻会使两个国家合二为一，而国王再生下几个孩子，一个国家又分封为几个国家，国家的疆域和名称是不断改变的，老百姓也没有什么民族意识和主权意识，因为国家是家族的附属物。

实际上，迟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世界上主要的政治共同体形式还是帝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波斯帝国、莫卧儿帝国、中华帝国、俄罗斯帝国，遍布欧亚大陆的是“帝国”，而不是“国家”。

帝国之不同于民族国家，首先是因为帝国的主权在君主，在于君主的继承权。在帝国里，只有“臣民”，没有“国民”。

马克思的家乡也是帝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元293年，马克思的家乡特里尔成为罗马帝国的西部副君——马克西米安的驻跸首府【1】，公元962年，又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的属地，1356年，特里尔大主教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的七大选帝候之一，因此，特里尔人就是神圣罗马帝国的“臣民”。

                      特里尔 马克思故居 图/新浪博客

世界上第一个被“国家”击溃的“帝国”，就是神圣罗马帝国，尽管在被拿破仑的武力解散之前，即早在《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签订后，它已经极为松散了。因此，伏尔泰方才说它“既不神圣，也不罗马，更不帝国”。

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神圣罗马皇帝利奥波德二世的妹夫——法王路易十六被推翻，而利奥波德二世的妹妹，法国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被法国共和政府处决，1793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愤而组织第一次反法同盟，对拿破仑宣战。但是，第一次反法同盟迅速失败了。

1794年8月8日，拿破仑的军队开进特里尔，1797年特里尔成为法国萨尔省的首府，1806年神圣罗马帝国灭亡，特里尔作为莱茵联邦的一部分，正式并入法兰西共和国。

特里尔人的“臣民”地位，便是因神圣罗马帝国为拿破仑所推翻而彻底终结。

特里尔人就是这样第一次获得了“国民”身份，这同时意味着他们成为了“法国人”，而马克思一家也就是这样，通过成为法国人，由“臣民”变成了“国民”。

在19世纪的第一个15年里，欧洲所发生的最重大的事件就是拿破仑战争。什么是拿破仑战争的意义呢？作为法国大革命的延续，拿破仑战争的意义在于：它以对自由、平等、博爱这些现代价值观的认同，既摧毁了对于家族的认同，同时也摧毁了宗教的权威。

欧洲帝国背后的支持力量是教皇，即宗教的权威。而“拿破仑运动”破除了宗教的等级制，拿破仑在莱茵地区的改革，尤使备受歧视的犹太人的社会地位得到了较全面的改善。

在此之前，犹太人的居住地受限制，选择职业也受限制。为了获得居住权，他们必须向选帝候、修会和地方贵族缴纳“保护金”和“新年献捐”。而且，犹太人过去是不能从政、当兵，不能从事律师这种职业的，拿破仑来了，这些禁令以及苛捐杂税被废除了。

拿破仑的解放法令还规定犹太人应遵守公民姓氏规范，在从军和从政时，要用家族名字而不是父亲的名字来称呼自己——因为历史上，大部分犹太人是采用“父亲的名字加前缀”的方式，来作为自己的姓氏的。而这也就是卡尔·马克思的父系祖先并不姓“马克思”的原因——马克思的爷爷，全名马克思·列维（Marx Lewy），即叫马克思，姓列维，而马克思的大伯则叫塞缪尔·马克思，他叫塞缪尔，姓马克思，马克思的父亲的全名则是亨利希·马克思——实际上，这个家族只是从马克思的父辈起，才根据《拿破仑思考法典》选择了“马克思”作为成员的姓氏。

特里尔的英俊少年卡尔·海因里希成为了“马克思”，这并不是天然的。正是拿破仑的解放法令，使特里尔城的犹太人作为“公民”，能够享受与法国人一样的权利，能够平等地从事各种社会职业。这种解放之于犹太人，与20世纪60 年代美国民权运动之于有色人种的意义完全一样。

在成为法国公民之后，马克思的父亲亨利希，满怀“翻身做主”的激情，密切配合担任特里尔犹太教拉比的大伯塞缪尔积极投身新政权的工作，而且，兄弟俩还积极响应拿破仑对犹太人的号召：放弃放贷，参加公职。

1813年初，马克思的父亲亨利希，来到法国人开办的科布伦茨法学院学习罗马法系，在那里从事《拿破仑法典》的研究，科布伦茨法学院专为培养新的法律体系下的从业者而设立。1914年，亨利希回到特里尔，准备成为执业律师。但在当时，要成为执业律师，除了阶层和宗教限制外（这种限制已经被拿破仑破除），还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法学院毕业，二是有资产的保证。而对亨利希来说，前两个条件已经满足，剩下的一个也由他的母亲艾娃做主，极为圆满地解决了。

1814年，亨利希与来自荷兰的新娘罕丽达·普勒斯堡（Henriette Presburg）结婚，新娘的姓氏表明，她所出身豪富的家族原本来自匈牙利（普勒斯堡市，即今天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发），这个家族于18世纪定居荷兰，并从那里崛起，至今依然显赫，而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正是这个家族创办了著名的荷兰飞利浦公司。

新娘罕丽达的到来，为亨利希成为执业律师创造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她带来了极为丰厚的嫁妆——8100荷兰盾的现金和大量陪嫁，以至于直到数十年后亨利希过世，这一家还有68条床单、69块装饰大桌布，餐巾手帕和毛巾不计其数。

他们的婚姻可谓硕果累累，而这当然不仅是指财富。因为在不到11年里，这一家迎来了9个孩子，分别是：大卫、索菲亚、卡尔、赫尔曼、罕丽达、露易丝、艾米丽、卡罗琳和爱德华。卡尔·马克思是他们的第三个孩子，在马克思出生那一年，这家的长子大卫不幸夭折了，于是，卡尔就成为这一家实际上的长子。

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出身于一个富裕的资产阶级家庭，卡尔·马克思备受父母疼爱，正是这样的家庭背景，使马克思接受了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极为昂贵的贵族式教育。

1815年初，雄心勃勃的亨利希先生看起来万事俱备 ，这个时代的幸运儿即将成为执业律师，但极为不幸的是，历史在这一刻仿佛给他开了一个大玩笑，一场巨大的事变，把这个蒸蒸日上的家庭置于了命运的十字路口。

1815年6月，拿破仑在滑铁卢战役中被英普俄联军组成的第七次“反法联盟”打败了，反法联军顺势攻入了法国领土，莱茵地区从此沦为普鲁士的殖民地，而马克思一家获得不久的“国民”地位，再次岌岌可危，他们沦为了殖民地的二等公民，亨利希的律师梦，一瞬间变得仿佛遥不可及。

          电影《滑铁卢战役》剧照  图/豆瓣电影

在危急关头，亨利希做出了几乎一百八十度的转变，而这类似于一个卑屈的选择，为了继续他的执业律师梦，亨利希不得不改宗了普鲁士的国教——新教，这个犹太拉比的弟弟不得不出卖了自己的信仰，因为时势比人强，如果不能当律师，他刚刚组建的幸福家庭将遭遇严重的经济困难，而此前的一切努力也将付诸东流，而他除了做最后一赌之外，已别无选择。

好在，普鲁士当局接纳了这个及时改宗的“良民”，也许普鲁士当局的目的，是希望利用这个改宗的犹太人来治理特里尔的天主教徒。而对马克思家族来说，一切终于有惊无险，亨利希就是这样当上了执业律师，从此进入了普鲁士公务员的行列。而他对殖民当局的建议是：把《拿破仑法典》作为普鲁士莱茵殖民地的法律保存下来，这样方才有利于政权顺利交接，而他的这个建议也被殖民当局当作“投名状”所采纳。

就这样，在追求理想生活的道路上，亨利希可谓坚忍不拔，他先是成为了一个法国人，一个拿破仑皇帝的忠实支持者，然后又不得不成为了一名普鲁士人、一位新教徒。

进入普鲁士公务员序列的亨利希，他此后的人生，完全可以用康德的名文《什么是启蒙》来描述，他的人生，完全就是这篇名文的写照。因为在这篇名文中，康德这样概括说：所谓启蒙，就是在行动上服从，在思想上独立，在职业上恭顺，在灵魂里自由。而作为普鲁士治下谨小慎微的公务员，作为一个成功的执业律师，亨利希正是这样一位康德式的启蒙主义信徒，沿着康德指出的启蒙道路，他最终跻身于特里尔首富的行列。

不过，恭顺富裕的公务员也有失态的时候。

1834年1月25日，亨利希偶然在俱乐部的酒桌上喝得太嗨，于是，他便与15名会员在赌场放声高唱革命歌曲波兰国歌，随着情绪越发高涨，他们不断起立，反复演唱《马赛曲》的德文版，并拍打酒桌，挥舞三色手帕，一时仿佛大革命重现，此举立即被一名普鲁士军官举报，事后虽勉强搪塞过关，但却在当局留下了案底。

当我们讲述马克思的生平时，首先必须思考的是：卡尔·马克思是在滑铁卢战争之后出生的，而那个时候，他的父亲刚刚避免了一次人生的滑铁卢。

而当父亲“酒后吐真言”事件发生时，卡尔·马克思已经15岁了，一年半之后，这位英俊少年就将从贵族学校特里尔中学毕业。毫无疑问，这一轰动特里尔全城事件，使马克思对自豪地顶着司法委员会委员、受人尊敬的父亲获得了重新认识，正是这位平日里圆滑谨慎的父亲，从小教他背诵伏尔泰和卢梭的著作，并始终在家里自称是“法国人”，这件事也毫无疑问地深化了马克思对普鲁士当局的认识、对于新教徒的认识，使他能够将新教、国家和资本联系起来思考，将教皇、罗斯柴尔德家族和普鲁士联系起来思考，并通过这样的思考，来反思滑铁卢战役这一改变历史的重大事件。

这种思考，随后将在马克思著名的毕业作品中初露端倪，并且毫不夸张地说，从此开启了他一生那伟大的工作，当然，这是当时的亨利希所不可能预见的，亨利希只是明确地意识到：这个博学的儿子，并没有辜负自己昂贵教育的付出，尽管他的儿子不想当律师，更不想当公务员，而是要立志献身于“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工作的事业”。

彻底改变了马克思家族命运的滑铁卢战役，在欧洲金融资本历史上扮演着重要地位，实际上，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也真正开启了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症候窗口”。

家庭的滑铁卢与历史滑铁卢如此重合，对于历史的研究者来说，这是不能轻易放过的。

欧洲金融的历史，起码可以追朔到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后圣殿骑士团的产生——这是一个为十字军筹措战争经费的武装教士组织。1147年，圣殿骑士团跟随法国国王路易七世率领的十字军东征，他们一方面负责保管教会的各种物品文件，一方面负责押运战利品，更主要的，则是为国王收税、付账、印钞、追债，为十字军提供给养，为王室提供贷款，当然，他们要收取18%的“管理费和利息”。

随着十字军东征的步伐，圣殿骑士团创立了第一个横跨欧洲的金融网络。

而全面继承了圣殿骑士团事业的，当属罗斯柴尔德家族。

1744年，迈耶·阿姆谢尔·罗斯柴尔德出生于法兰克福，他错过了十字军运动，但赶上了欧洲30年战争的“美好时光”，迈耶毕生为之骄傲的事业，同样是建立起一个庞大的金融网络，以为神圣罗马帝国境内彼此混战的诸侯提供战争借贷，垫付赔款，支付军需。

当然，在迈耶毕生的财富中，最珍贵的莫过于他的5个儿子，迈耶一共有19个孩子，这实在算是个奇迹，其中的5个儿子：阿姆谢尔、所罗门、内森、卡尔曼和詹姆斯长大后分驻欧洲各地，各自经营家族金融网点，形成互联互通。作为银行家，他们也很幸运地赶上了拿破仑战争的“美好时光”——其中，最具冒险精神的三子内森负责伦敦的家族生意，也正是这个人，决定了滑铁卢战役的胜负。

                  迈耶和五个儿子们 中间为内森·罗斯柴尔德

杰克·卡希尔在《教皇与银行家：一部借贷文化史》一书中揭示了：1814年，欧洲最大的银行家梅耶·阿姆谢尔·罗斯柴尔德的第三子内森（Nathan）是如何通过担任“反法联盟”的财务官，集全欧的资本之力与拿破仑的共和革命相对抗的。卡希尔说，“历史学家现在还在疑惑，为何这个不满40岁的商业银行家，不久前还只是个小纺织品出口商，居然成了从拿破仑手里拯救欧洲的人。”

众所周知，第七次反法联盟的总指挥是英国陆军元帅威灵顿公爵，但是，内森的哥哥所罗门却从不这样看，他这样说，“我在伦敦的弟弟才是总指挥，而我则是他的陆军元帅。”

滑铁卢战役的重大历史意义在于：它是一场金融资本家支配的战争，开辟了资本与国家联合统治的模式。

这是因为，当战争开始之前，英国的财政已经完全破产了，威灵顿报告说，他不仅不能出兵，而且连家门也不敢出，“因为公债的债主门正在门口索要该还给他们的钱”。而内森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上任财政官，他利用家族的走私渠道，为联军筹措军需，利用家族银行网络，把欧洲的硬通货聚拢到伦敦，他使伦敦成为吸金之所，伦敦金融城由此诞生，而战争的天平就是这样倒转了。

关于滑铁卢战役一向有许多传说，其中就包括内森在战争胜负已见分晓时辞别战场，闯过风高浪大的英吉利海峡一路狂奔回家，大肆购买正在崩盘的英国股票，因为他知道“反法联盟”战胜的消息会极大抬升英国股票的价格。据称，他此举将1.35亿英镑收入囊中。

罗斯柴尔德家族被英国王室授予勋爵，这个家族与伦敦金融城一起，成为英国的象征。

普鲁士虽侥幸赢得了战争，但财政却因此破产，遂不得不求助于罗斯柴尔德家族【2】，而后者发放贷款的条件却是以普鲁士皇家领土为抵押。

历史仿佛又退回了起点——国家依然还是家族的，只不过是新的金融贵族，代替了旧的土地贵族而已。

实际上，比起开启、创造了现代银行制度的圣殿骑士团和意大利的美第奇家族【3】，来自法兰克福的罗斯柴尔德家族还算是迟到者。早在1513年，当尼科洛·马基雅维利【4】撰写《君主论》这部西方社会科学的奠基之作时，他就已预见到了什么叫“资本家（族）的统治”。而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就是靠替罗马教皇收取和管理十一税起家的，时值意大利银行家美第奇家族获得了佛罗伦萨的统治权，马基雅维利敏感于这种全新的统治形式，于是，他把美第奇家族称作“新君主”。而三百多年后，卡尔·马克思把这个“新君主”称为资产阶级专政，马克思说，在那里，国家已经沦为了“管理整个资产阶级共同事务的委员会”。

                  美第奇家族与佛罗伦萨  图/中国国家地理

无论圣殿骑士团、美第奇家族还是罗斯柴尔德家族，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作为教皇的理财人而崛起，作为宗教战争的军需筹措者，而建立了遍布欧洲的金融借贷网络。

这证明了马克思一生中最重要的发现之一：欧洲的教会是一个经济体系，而且也是一个金融借贷体系——当然也是个战争体系，更直接地说，是一个为战争服务的金融借贷体系。正是在这个体系中，深刻地埋藏着现代资本主义的起源。

我们做这样的说明，就是为了解释，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体系的批判，何以是从对宗教的批判起步的，毫无疑问，这种批判是马克思的独创，这种独创性表明，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起源的认识，马克思对于经济学的理解，与包括恩格斯在内的社会主义者们，完全不同。

马克思的家乡特里尔，居民以天主教徒为主体，而其东部与信奉新教的普鲁士接壤，北部则是加尔文教徒聚集区，马克思则出身犹太拉比世家。宗教就是“他们的活动方式”，“是表达他们生命的一定的方式”。宗教，决定了马克思的成长环境。

而马克思正是通过揭露宗教的经济性质，来展开他的宗教批判的。这就是马克思学术工作的起步，也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的起源。

这表现在1843年的《论犹太人问题》中，在这篇文章中，马克思指出，基督教是贵族阶级的经济学，“基督教国家只知道特权”，而犹太教则是市民社会的经济学，因为犹太教追求的人权就是私有产权，“自由这一人权的实际应用就是私有产权这一人权”。

更为重要是，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深刻地揭示了新教革命的实质，这无非就是把宗教的虔信，转变为是信用，把信仰的学说，变成了信用的学说，而资本家，就是那些掌握了社会信用的人——这是马克思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

在那里，他这样惊世骇俗地写到新教：

的确，路德战胜了虔信造成的奴役制，是因为他用信念造成的奴役制代替了它。他破除了对权威的信仰，因为他恢复了信仰的权威。他把僧侣变成了世俗人，是因为他把世俗人变成了僧侣。他把人从外在的宗教笃诚中解放出来，是因为他给人的心灵套上了锁链。

而在次年撰写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进一步指出：新教，作为一种关于“信用”的学说，实质上就是资本主义的国民经济学：

信贷是对一个人的道德作出的国民经济学的判断。在信贷中，人本身代替了金属或纸币，成为交换的中介，但是人不是作为人，而是作为某种资本和利息的存在。-----在信贷关系中，不是货币被人取消，而是人本身变成货币。或者是货币和人并为一体。人的个性本身、人的道德本身既成了买卖的物品，又成为货币在于其中的物质。构成货币灵魂的物质、躯体的，是我的个人存在、我的肉体和血液、我的社会美德和声誉，而不是货币、纸币。

众所周知，青年马克思是通过对宗教的批判开始他的思想的，而他的结论是：宗教是一种经济学。而在他的壮年，他进一步指出，资本主义是一种拜物教。可见，离开了马克思对于宗教的批判，就不能理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同样的，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就不能深刻地理解欧洲的宗教传统。

离开了欧洲的一定的活动方式，一定的表现他们生命的方式——马克思后来将之概括为生活-生产方式，我们怎么能够真实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呢？

中国的经济学家之所以不能真正理解西方经济学，就是因为他们不能将西方经济学理解为西方人的生活-生产方式的表现，因此，他们也就不能真正地、具体地理解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对于作为“经济学的宗教性”的批判性理解，可以简单地概括为：基督教（天主教）是贵族特权的经济学，而犹太教、新教和加尔文教是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具体地说，犹太教所提供的是私有产权的学说，新教则是关于信用的学说，加尔文教使良心成为数字化、可计量的，而资本主义经济学的实质，则是把数字化的信用进一步货币化、证券化，因此，所谓资本，无非就是货币化的信用。

提出“马克思究竟是哪里人”这样的问题，其实也是为了思考“什么是现代国家”这个问题，是为了思考“民族国家”与“人民共同体”——“自由人的联合体”之间的区别——这一重要问题。

现代国家主权来源于“民族-人民的集体意志”（collective national-popular will）,那么，为什么要在“民族”与“人民”之间加一个破折号呢？简单地说，这就是在提示国家的阶级性质。因为“民族”（nation）这个说法，原本是指地方贵族议会，而不是指人民。议会，首先是由地方贵族构成，而后由资产阶级构成。那么，第三等级、资产阶级和贵族能否代表民族、能否代表人民呢？而这个“破折号”所给出的，正是意味深长地提示，它提示着：法国大革命只是开启了现代政治共同体，但是这个共同体中却隐含着国家与民族、资产阶级与人民之间的矛盾。而卢梭的《契约论》则是通过将“臣民”、“国民”和“人民”混同起来，掩盖了“国民”与“人民”的根本区别。

在欧洲政治史上，深刻地揭示了这一内在矛盾的，是共产党人安托尼·葛兰西。他指出，如果说，在“帝国”的框架里，所谓“民族”其实就是指地方性的资产阶级的话，那么，意大利的资产阶级上层就既不代表意大利民族，也不代表意大利人民，因为他们是“国际化”的，是站在国际资产阶级一边的，他们往往倒是意大利民族和人民的敌人。

而最天才地论述了这一问题的，则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毛泽东。毛泽东在1925年撰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指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分为两个部分，其上层是买办资产阶级，他们是帝国主义的帮凶，另外一部分代表民族利益，是人民团结的对象，旧民主主义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人民团结资产阶级进行革命，因此，我们方才说：新民主主义国家就是“民族-人民的集体意志”的体现。

什么是社会主义革命呢？社会主义革命，就是通过解决现代国家内涵的“民族-人民”、“资产阶级-劳动人民”之间的矛盾，建立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人类共同体，建设社会主义国家，不等于建立民族国家，这意味着，社会主义革命的目标，不是建立资产阶级与人民群众“共和”的国家。

法国大革命之所以是“未完成的革命”，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就因为它建立的是民族国家、资产阶级国家，而不是人民国家，不是真正的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拿破仑的战败，不过是从法理上宣告了大革命理想的告一段落。

正是在人类历史滑铁卢的转折点上，马克思一家由法国人变成了普鲁士人，当马克思进入特里尔中学时，他毫不犹豫地将法语作为了自己的第一外语，而当他获得博士学位之后，他就立即带着自己美丽的新娘离开了普鲁士，奔向巴黎。

卡尔·马克思，从此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为了大革命未竟的理想—-批判地扬弃民族国家，而去追去人民共同体，自由人的联合体。

康德希望成为世界公民，而马克思则从此成为了人民革命的伟大导师。

滑铁卢，不仅发生在1815年。

在中共九大预备会议上，面对设国家主席的争执，毛泽东这样感慨万千地对林彪说：国家主席，我不当，我建议你也不要当，如果非要设，可以让董老当，让陈永贵当，让工农兵当。

后来，有人竟然说：毛泽东就是这样，抛弃了他出生入死的战友和兄弟，沦为了孤家寡人。他们说，那就是毛泽东的滑铁卢。

但是，这不正是24岁的马克思的选择吗？那一年，风华正茂的卡尔·马克思抛弃了自己的灿烂前程，告别了富裕的家庭和亲爱的爹娘兄妹，独自远行，他从大革命失败的地方起步，从拿破仑倒下的地方重新出发，从人类历史的滑铁卢出发，去追求人民解放的事业。

当然，他并非独自远行。因为追随他的，还有世界上最勇敢、高贵、美丽的女性，人生得一知己，足矣！

他们就是这样上路，就是这样波澜远行。

                       《燕妮与马克思》插画

1815年，拿破仑在布鲁塞尔南部的滑铁卢战败。

1848年，马克思在布鲁塞尔发表《共产党宣言》。

那个人已经从圣赫拉拿岛再次逃脱，他现在正在回家的路上。

尼采说：瞧啊！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