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改开以后的史学研究明显有两种不健康的学风，一是史学研究的碎片化，大量研究者沉浸于毫无意义的繁琐考据，纠缠于细节问题而不识大体。一是以文明史观替代政治史观，消解中国文以载道、经世致用的史学传统。老一代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史学思想和著作是纠正现在史学不良学风的一剂良药。

范文澜，字仲沄，1893年出生于浙江绍兴。191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后赴日本留学。1921年回国后在津京等地大学教授中国文学。1925年出版《文心雕龙注》。1940年奔赴延安，任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主任等职。1941年编著《中国通史简编》，1945年执笔《中国近代史(上册)》。1948年担任华北人民政府委员和中原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前身)校长。1956年当选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1969年当选第九届中央委员。

范文澜先生是我国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尤其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受到史学界的广泛钦佩和敬重。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丰富的人生经历、宏富的史学著作及博大的学术思想，可以视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一个缩影。今天重温范老的著作和学术思想，再次感受其诸多教益和启示，尤其是他在历史研究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自觉意识和勇于求真、求实的学术品格。

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开拓马克思主义史学

20世纪中国史学取得了辉煌成就，“新史学”思潮激荡，其中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壮大，特别是沿着创立和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方向前进，是20世纪中国史学最有意义而又影响最为深远的内容。范文澜先生不仅熟练掌握各种史料和经史典籍，还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有着较为深刻的理解，他运用唯物史观，深入研究中国历史贯通性问题，同时，对历史评价作出精到论述，深刻揭示历史问题的本质。他的学术思想以及宏富的史学著作，为新史学研究提供了许多理论上的参照和依据。正是凭借这一杰出贡献，奠定了他在20世纪中国史学上的重要地位，并且形成了他鲜明的学术个性。

范文澜先生在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方面的开拓始于延安时期，在此之前他走的是“追踪乾嘉老辈”的传统学术道路。抗战爆发后，他参加了新四军，在这场伟大的民族解放运动中，结合火热的革命斗争逐渐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思想。

1940年初范文澜抵达延安，主持中央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工作，与毛泽东相见并亲切交谈，其马克思主义思想得到进一步升华，并接受了主编一部中国通史的任务，这就是1941年著成的第一版《中国通史简编》(延安版)。这部著作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要著作。

《中国通史简编》在写作方式和指导思想上都受到了毛泽东思想的影响。因为这一时期正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重要时期，毛泽东在当时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论持久战》《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重要文章，对范文澜的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有着很大的影响，他用心体会“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在撰写中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另外，范文澜还运用发展的、联系的、辩证的观点，揭示总结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事物进行全面的研究，在行动上和思想上坚决摒弃教条主义的作风以及主观、片面的思想方法。1941年，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延安版)的《序》中开宗明义即强调要把握社会发展的基本法则，推动社会顺利地向一定目标前进，必须深入地研究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通过了解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的共同性和特殊性，掌握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推动社会顺利地向前发展。

《中国通史简编》系统地提出了对几千年古代社会阶段划分的见解，以后长时期关于古史分期中影响很大的西周封建说一派，即以范文澜为主要代表。该书深入而成功地分析和描述了各个时代的特点，主干清晰，有血有肉，对历史上进步的人物作热情的肯定和赞扬，对于独夫民贼的罪恶作了有力的揭露，并且重视古代史与近代史的连贯，深刻地分析了近代中国的命运是孕育于明清时期的多种社会矛盾和因素演变的必然结果。

1942年，延安开展整风运动，在全党范围内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反对危害党内的错误思想路线，同时提出了正确的对于中国革命性质的路线、方针、策略以及前途的新思想。在中共中央学习组的一次会议上毛泽东作了关于“古今中外法”的讲话，站在马克思主义者党史研究的角度，提出了研究任何问题，都要把问题放在一定的时间、一定的空间、一定历史条件下去研究，根据研究对象所处的历史过程去研究的基本方法。这引起了范文澜的高度共鸣，他指出，毛泽东所提倡的“古今中外法”言简意赅，是辩证分析思想方法的精髓，是发展地、联系地、全面地运用唯物论和辩证法。随着范文澜在延安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毛泽东思想的深入接触，其马克思主义思想认识进一步提升。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思想认识的提高，范文澜对《中国通史简编》进行了重新修订，至1965年共出版了4册，完成了五代以前部分。修订后的《中国通史简编》以范文澜运用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分析中国历史进程而升华出来的观点作指导，叙述了各个时期的历史状况、社会特点、事件和制度、源流和变迁，肯定人民大众是历史的主人，又相当充分地反映了特殊历史人物的活动，恰当评价其功过，以充分的篇幅记载少数民族，对传统文化作了精到的分析。他站在新的时代高度，继承中国古代史家优良传统，怀抱崇高使命感和责任感，续写了中国传统“通史家风”的又一华章。

《中国近代史》(上册)于1945年在延安著成，与《中国通史简编》(延安版)联系紧密，可看作是范文澜通史撰述的一个组成部分。该著造端宏大，材料新颖，依据大量中外文献资料加以分析，系统地论述近代社会的基本矛盾和演变过程，侵略与反侵略、爱国与卖国的激烈斗争，恢复了近代史的本来面目，帮助人民认清帝国主义和卖国势力是造成近代中国积贫积弱、灾难深重的根本原因，激发人民进行英勇斗争，推翻阻碍中国社会前进的敌人和腐朽势力。该书完成至今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相关领域的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上已经有了很大拓展，但范文澜所揭示的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在今天依然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受古文经学熏陶，继承乾嘉考证路数

范文澜先生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宝库奉献了《中国通史简编》《中国近代史》(上册)等重要著作，这是他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努力摆脱旧学影响、艰辛探索的成果。尽管如此，旧学尤其是经学在范文澜的史学中依然占有重要位置，并且深深影响了他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史学。

范文澜于1893年出生于浙东绍兴，自幼受到极其严格的经学训练，不可能不受到浙东史学的影响。浙东史学善综合、重博通，十分看重史学的“经世”功用。全祖望、万斯同、章学诚究心史学，在钩稽故实的同时，折射出史学的致用功能。范文澜身上那种强烈的政治使命感应该说与浙东史学强调“经世致用”是有一定关系的。

1914年，范文澜考入北大国学门，师从黄侃、陈汉章、刘师培等著名学者。“以研究音韵、说文、训诂为一切学问之根，以综博考据讲究古代制度接迹汉代经史之轨”。在这种学术氛围中，年轻的范文澜亦深受熏染、沉浸其中。他曾回忆道：“我在大学里，被当代大师们谬奖，认为颇堪传授衣钵，鼓舞我好自为之，勉求成立……追踪乾嘉老辈，成为全部生活的惟一目标。”此间，范文澜受黄侃影响最大。黄侃是国学大师章太炎的高足，在日本东京留学时师从章太炎，学习小学、经学，颇得章氏之法，在音韵训诂、传统经学方面卓有成就。由于这样的师承关系，范文澜此时治学，承乾嘉诸儒之遗绪，讲究无徵不信，广参互证，尤其擅长文字训诂，辨析古义。北大毕业后，范文澜先后著成并出版《文心雕龙讲疏》《群经概论》《正史考略》《文心雕龙注》等，无不表现出征证详核、考据精审的特色，广受学界好评。

《文心雕龙讲疏》是范文澜在南开大学任教时所编教材，是在黄侃《文心雕龙札记》基础上进一步扩展而来。当时也在南开大学讲课的梁启超对《文心雕龙讲疏》作了极高的评价，说：“其征证详核，考据精审，于训诂义理，皆多所发明，荟萃通人之说而折衷之，使义无不明，句无不达，是非特嘉惠于今世学子，而实大有勋劳于舍人也。”其后，范文澜又在《文心雕龙讲疏》基础上详加考校，撰成《文心雕龙注》。

1933年出版的《群经概论》，是他全面论述经学的著作，主要论述十三经的一些基本问题，包括各经的名称、作者、卷(篇)数、传授过程、各经的性质，并对历史上关于该经长期聚讼不休的焦点进行辨析，其中包含大量的经学学术史的知识，反映了范文澜深厚的经学造诣。到延安后，范文澜用唯物史观对经学进行了重新认识，这主要体现在1940年他为延安新哲学年会所作的讲演《中国经学史的演变》中。演讲高屋建瓴地勾勒出了中国经学演变的脉络，并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经学的基本问题进行了论述。范文澜早期的经学观点是倾向古文经学的，而在《中国经学史的演变》中，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阶级斗争理论、唯物辩证法对经与经学进行了新的理论认识。范文澜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经学演变过程的梳理是极其精到的，摆脱了今、古文家派的狭隘观念，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精神，在经学研究的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1963年，范文澜再次讲经学形成《经学讲演录》，谈了四个问题，即经学的开始、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争、宋学、明清经学，基本上反映了他对经学发展史的分期认识，点出了经学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该文提出了很多精彩的观点，注重从政治、经济、学术等综合因素来论述一个时期经学的特点及其产生之原因，且大量运用比较的方法和辩证的方法来解释经学的特点及其变化，跳出今古文家法的圈子，力求公正评价经学家。

经学是范文澜治学的一个重要领域，他在经学领域的精深造诣在他的史学活动和通史撰述中都有印迹，从而使其史学具有鲜明的学术个性。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必然带有中国民族的特点。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在中国生根、发芽、结果，一是因为它适应了中国社会的需要，二是它与中国本土的社会文化根基有相通的思想因素。而中国本土的社会文化根基则根植于经学之中。范文澜正是凭借其良好的经学素养和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基，将民族特点与马克思主义有机融合在一起，从而为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作出重大贡献。

努力倡导优良学风，捍卫历史学的科学性

范文澜走过了由国学家到马克思主义学者的道路，这在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中具有典型意义，从学术上来说，他经历了20世纪中国史学由前期到后期这一具有重大意义的转折。从1925年到1931年，范文澜先后撰成《群经概论》《正史考略》《文心雕龙注》，此时也正是历史考证学在史坛上盛行之际，而到了三四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史坛上崛起，并显示出具有构建新的学术体系的理论和实力，50年代以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全国范围内确立了主导地位，范文澜则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壮大期和发展期的代表人物之一。20世纪中国史学面临着探索和形成史学的民族特色的重要课题，要求在构建史学理论体系和史书表现形式两个方面形成中国作风、中国气派。范文澜之所以能在这一伟大的历史进程中作出杰出贡献，一方面在于他具有深厚的传统学术根底，善于吸收传统文化中具有科学性和民主性的成分，包括朴素唯物主义、朴素的辩证法、大同思想、民主思想等，而这也是他后来接受唯物史观和从事创造性史学研究的基础;另一方面在于他理论上的坚定性和捍卫历史学科学性的勇气。

在史学研究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自觉意识和严格的要求，是范文澜史学风格的一个重要特点。撰写《中国通史简编》(延安版)之前，范文澜在理论上是作了充分准备的。除了研读马列原著和毛泽东的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外，他还尝试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中国历史阶段的分期，在1940年写成了《关于上古历史阶段的商榷》一文，阐述了他的西周封建说主张。他明确地提出史学研究的根本任务，不仅要说明中国历史进程符合唯物史观创始人指出的人类社会共同经历的阶段，而且要全力总结出这种共同规律在中国历史上表现出来的特殊性。这实际上是范文澜在延安和新中国成立后史学工作总的指导思想。

1959年，范文澜在一次演讲中谈道：“学习马克思主义要求神似，最要不得的是貌似。学习理论是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处理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学了之后，要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联系起来，也就是把普遍真理和当前的具体问题密切结合，获得正确的解决。问题的发生新变无穷，解决它们的办法也新变无穷，这才是活生生的富有生命力的马克思主义，这才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得其神似。貌似是不管具体实践，把书本上的马克思主义当作灵丹圣药，把自己限制在某些抽象的公式里面，把某些抽象的公式不问时间、地点和条件，千篇一律地加以应用。这是伪马克思主义，是教条主义。”他这里的“神似”是马克思主义，“貌似”则是教条主义。这样的比喻既形象，又深刻。他强调要下苦功夫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反复指出摘引经典著作的字句、贴标签式生硬套用的做法的危害，指出它是科学工作的大敌。例如他有关汉民族形成的分析和论断，获得了学术界的普遍赞同，就是把普遍原理和中国历史特点相结合的成功范例。

范文澜先生终身努力倡导并实践优良学风，捍卫历史学科学性突出表现在坚决反对教条主义。1954年，他撰写修订本《中国通史简编·绪言》的一个根本指导思想就是反对教条主义。在该文中他严肃地批评教条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的生动原理变成毫无意义的生硬公式”，批评“把历史描绘为没有人参与的(或者说没有人的能动性)各种经济过程的平稳的自行发展，把历史唯物主义变成经济唯物主义，而生动活泼的人类历史可以用几个公式造成了”的极其错误的做法。1956年，他在《“百家争鸣”和史学》一文中就史学界如何坚持实事求是、扎实钻研的学风和反对教条主义不良倾向的问题，作了深刻而精辟的阐发，并以足够的土地、农具和技术之于农民的关系来比喻充分的史料占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熟练运用之于史学工作者的关系，可谓形象贴切。1957年，他在《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的讲演中特别谆谆告诫要使史学研究走向健康发展的大道，首先必须大力破除教条主义。“只有反对教条主义，才能学会马克思列宁主义。不破不立，只有破，才能立。”1959年以后，他针对当时高校和学术界相当流行的“以论带史”、空洞地套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术语、不要史实，把历史进程的生动内容变成生硬公式的推演的错误倾向，一再发表讲话和撰写文章，提出严肃批评。1961年，他发表《反对放空炮》的讲话，严肃地指出史学界存在着离开史实、忽视史料、抽象地空谈理论的学风不正的严重问题，强调踏踏实实进行科学工作的重大意义。反对教条主义，并与之作坚决斗争是范文澜史学的鲜明特色，也是他在史学研究上取得卓著成就的一个重要原因。

范文澜立足于中国历史实际，以其丰厚的传统学术素养，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运用精熟的唯物史观原理，撰成了具有高度学术价值的史学名著。他抓住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运用唯物主义观点看待历史，评价历史，在新史学方面颇多见解。他的唯物史观，为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历史指明了方向;他所提倡并亲身实践的实事求是的学风是留给后人的一份极为宝贵的思想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