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法家网站第五次编辑例会于2017年9月23日下午14：00——18:00在陶然亭公园北四平园举行，会议由总编辑翟玉忠主持，与会人员有有内容总监付金才、编辑魏智猛、总编助理王越、国家机关公务员段志辉先生、北京大学在读博士任建峰先生等数人。

新法家网站中英文总编辑翟玉忠老师做了《内圣外王大道是人类文明的最高形态》的发言。大道为什么会在中国出现？过去一万年中，是人类进步最快的时代。人类文化在过去一万年中发生了巨大的变革。由于青藏高原很难跨越，因此170多万年前欧亚大陆已经“东西相揖别”，青藏高原以西形成一个文化系统，青藏高原以东形成一个文化系统。

西方人写的历史，包括所谓的全球史，大历史，实际并不公平，还是以欧洲为中心。比如海洋史大多从地中海写起，绝不会从太平洋开始写，但太平洋近代以前在航海史上极为重要。我们八千年前就有独木舟，可能已经适合远洋航行。

和大西洋不同，太平洋是个通途，导致世界出现两个大的文化板块，一个是环太平洋板块，一个是亚欧非板块，中国真是位于天下之中，它是两大文化板块的交汇区。在大约4000年前，冶金术、骑马术、小麦等传到了中国，这些文明因子进来后同本土文化发生了大碰撞，这种撞击的结果是产生了中原文化，经过夏商周三代的提炼，春秋战国时期内圣外王的大道得到了阐释——人类文明道统形成了。

西方青铜冶炼技术一到中国就中国化了，青铜器不再以工具、兵器为核心，而是以礼器为核心。中国吸取了西方的技术，但是人文，还是按照自己的道路发展的。

最近一次东西文明大碰撞主要1840年之后开始的。这这次和4000年前不同，因为西式大学教育体系进来了，它不断扩展，导致中国文化概念体系，全部的精神要素都是西方的——现在许多国学家也在用西方学术肢解国学。

历史视野和角度十分重要！我们的历史观一定要立足于青藏高原——人类文明自然的原点就是青藏高原，找到原点就能观察整个人类文明。

 付金才老师做题为《道的展开——道、名、法、德》的发言。他指出：

 道作为中华文明最高层次的范畴，可以从两个角度来把握，一是总体宏观的层次，道涵容一切、高度实证与抽象、又能落实于显示实践的。一是从分层展开的角度理解道，这样更便于从学理逻辑上把握道的含义。西方文化的最高范畴是哲学——哲学原意是“爱智慧”，哲学只是获得智慧的方法，有方法不见得有智慧，爱智慧不见得拥有智慧。西方哲学在某种意义上说，与大道智慧无关，只是在讨论争辩认识方法。

 因为东汉以后佛教与道教的发展与普及，人们在讨论和认识道时，主要着重于从内圣角度入手，而佛道二教内圣发达，却开不出外王，导致二教在外王方面的萎缩。而作为道法文明成就的战国秦汉时期的黄老之学背景中的道既有内圣又开出外王，南怀瑾先生称之为内修外用。若从学理逻辑的角度认识黄老之学背景下的道的含义，我们可以将道展开，从道名法德四个层次来理解道。

关于道的论述，一般重视内证方面的论述，如六祖、老子等，他们把修证最高的境界，用语言描述出来了，那个就是道。但是这种描述你不修证，你不知道。中国对道的理解，除了内证方面，还有逻辑上的，用逻辑表达道。中国先哲在表达道的时候，还把道用在政治上——一个国家各个阶层共同的心愿，理想的状态是什么，那个状态就是道。

修行的最高境界叫道，达到那个境界叫悟道或证道，在黄老之学中治国的最高境界也就是治国的理想或目标可以称之为道。居于最高层次的理想、目标要一层层推演展开才能落地，与社会实践发生联系，指导社会实践。即使儒家的最高目标治国平天下也要通过正心诚意修身齐家等具体实践才能实现。

怎样实现治国目标，让理想变为现实，需要方法。不要将法单纯的理解为法律，法还包括政策、策略，包括制度的建设，所有的这一切都叫法。为什么用这个方法而不用其他方法？在道与法之间有一个必要环节是名，简单的说名是对实现道的方法的论证。

中国人的史观，极为宏大。一个社会的变革，其变革的深度、广度越高，对社会现状改变的程度越大，遭遇到的阻力就越大，人们接受起来越难。要说服人，宏大历史观的论证很重要。孔子整理《尚书》从尧开始。战国的政治家改革家们则提出了比尧舜更早更长久的史观，比如上古、中古、近世等类似的历史语汇，在《商君书》和《韩非子》都出现了，史观越宏大，论证变革的大趋势更有力，事例也越丰富。除了从历史变迁角度论证变革方法的必要性。黄老之学还从人性情的角度——即西方的人性论——来论证实施变革的必要性。性情论是黄老之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性情论不是片面教条的规定人性是否善恶，甚至回避人性是否善恶的问题。黄老之学对于不可把握的人性采取规避的态度，重点从人情入手论证社会变革。性是未呈现未表达的，既然未呈现也就无法定义。人情是已经呈现的表达的，是可观察可把握的。只要表现好，本质上是什么也就不重要了。人情简单说来是指人的行为表现，法治能让人表现好就用法治，教化能让人表现好就用教化。而从事实来看，教化的作用远不如法治，所以要实行法治。历史观、性情论、文明论等都是用来论证变法必要性的，这些都属于名—即对变法必要性、可行性的论证。

以名的论证为支撑，采用相应的方法治理国家也就顺理成章了。《毛选》中论证“术”的东西很少很少，里面讲“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讲红色政权为什么能长期存在等等，讲战略性的东西，最后得出结论，我们中国是有希望的。这些论证就属于名的层次，是为理论能说服人。

佛教常用的一个词“功德”，这个功德更接近于道名法德中“德”的原始意思。功就是贡献；德，是说你为社会做贡献不是别人强迫你做的，是你发自内心愿意做的。天地之大德曰生，应该将这句话理解为宇宙天地最大功能效用是孕育万物，若翻译成宇宙天地最大的道德是生化万物，虽然也通顺，但明显有些矫情。所以德不是现代伦理学意义上道德的含义，而是功能效用。治国理政、进行变法给人民带来物质和精神层面的收获，满足了人民各层次的需求，有利于社会整体的现实和发展，这就是德。

道、名、法、德这四个层面都是中国文化固有的范畴，把这四个梳理一下，用这样四个词，就可以把中国文化中最高范畴“道”说清楚。西方一直是人神二元论，人神对立。中国也有神，但神不至上。中国人的提升或进步是一个序列，周敦颐提出一个简单的，士、贤、圣、天，这个境界人人可以做到。人格层次、境界提升，靠什么提升，靠道。道不脱离人而存在，境界越高，道行越大。你要是无道，哪来的人格？很多经典都有这个次第，《大戴》、《荀子》、《黄帝内经》、《庄子》等都有。

 中国人说人人都可以成佛，中国人可以接受。但在国外，人人可以成为上帝，接受不了。

与会者就付老师发言做了热烈的讨论。段志辉先生指出，道、名、法、德是同一个东西。人最重要就是找到自己的位置，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就找到了自己的的性，找到了自己的中，如此你的“名”——人格就生成了。名实无分别，不得不说而已。名就是知道自己的性命，看到什么样的事值得坚持，找到自己的中，到法的时候，自然而然就折两用中，之后自然而然就有个结果——德，分别是应该的，分别之后还要回来。 

他还就人类社会结构的演变作了精辟的阐释，指出其演变规律是——“并存而继起”。一个民族今天的发达，恰恰说明过去的落后，同样，你当今的发达，可能变成以后的落后。不是说人类社会一进入某个时代，所有国家民族都进入那个时代。那人类这个种族就完了，必须要保持并存而继起的结构，这个种族才能永葆活力。所以不应认为西方搞了现代化以后，我们就要跟着学，那样就把人类推入死亡了。奥巴马也说，照搬美国的发展思路，那人类就完了。所以不可能同一，可以统一，但“同则不继”。拿这个历史观去看，很多事情就可以坦然去面对了。客观的看待中国的先进与落后。

    会议还讨论了新法家的编辑工作。翟老师指出，建中立极，这是国家稳定的根本，要作为我们网络宣传方向。在采编工作中，要看到历史发展的“势”，要明白我们自身的定位与意义，在根本问题上不妥协，坚守我们自己的根，方向不糊涂；我们的原创力量不足，编辑们要加强学习和积累——能力和智慧在自己的愿力和行动中，会慢慢出来的。 

 24号上午道法学行班也在四平园举行。由翟玉忠老师主讲，付金才老师副讲，集体学习《黄帝四经·六分第四》 

首先徐光宇老师做题为《中国富强的战略方向与下层基础》的发言，他指出：

 基层村长自由度太大，老百姓拿他们没办法，国家必须把基层组织起来，控制起来。农业时代，生产在小范围，男耕女织，对外的交流并不多，内部生产环节都是自己完成的。现今社会，地域的管理已经不合适，往往进退失据。农村基层乱套，很大程度上是基层民主乱搞起来的。一些村霸，敢用各种手段把选票拉过来。信息社会，要用新的方式治理基层——以产业链的形式展开。 

以传感器制造为例，为了控制污染，全部关闭小作坊，而这些小作坊开模价格低，机动灵活，关闭后忽视对小企业创新活力的保护。要由一条条产业链去管，反而清楚了。无论将来出什么事情，每个产业链条都不能中断——包括关键环节的一些人要保护；旧的地域化管理已经不行了，产业链管理是地区的，一旦某个环节打断了，整个链条就完了。 

美国控制全世界的产业链是非常有效的。为什么中国没有全控制住？毛主席给我们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培养了数以千万计的理工科人才，各个产业链自己基本建立了。但全球其他地方基本都被控制了。如无人机，新能源汽车等可以建立各种创新试验区，划出地域随便试验，不能都堵死收紧。 

国家竞争不仅是产品的竞争，更重要是机制的竞争。很多历史性，全球性的问题，都是产业链打乱带来的。改制下岗，很多工厂的服务功能取消，企业成本看似降低了，其实是把成本推给社会，推给每个人。

  集体学习《黄帝四经·六分第四》时，对于《六分》整篇的主旨和对当今时代的启示，翟老师首先提出： 

“位”这个概念极重要。一个民族的学术和思维方式和纯粹理性形式相关，什么是最纯粹理性，是数学，它最能反映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研究中国文化思维方式，一定要从不同民族的数学思维方式开始。比如欧洲学术以欧几里得为核心，罗马法也是以公理推理出来的。比如私有是神圣的，这时罗马法的基础。 

中国数学延伸出 “位”的概念，这和欧几里得几何学完全不同。从数学到伦理到政治，那是基础。修身与齐家不分，治国平天下内外不分，内和外是连着的。位不同，社会责任就不同。 

《黄帝四经》是君人南面之术，讲“治官”。“治官不治民”是对的，纲举目张，法家传统观念就是如此——因为等到治民时已经乱了，成本高的不得了。 

中国治理三个特点，政教（这里“教”指教化而不是宗教）合一，军政合一，政经合一。张文木讲过，日本二战为什么垮掉，就因为政府控制不住军队。

经济问题本质上是政治问题，生产资料在谁手里的问题；现在最危险的是政教两分，大学是西方的教，政是中国的政，有严重的内在张力；毛主席支部建在连上，就是把军政合一制度化了，高明！

付老师进一步补充说：从宋朝理学兴起，政教开始对立。北宋政治上的宽容，对知识分子的尊重，反倒成就了知识分子的放纵和堕落，他们随便攻击政治，逐渐成为（所谓）士大夫气节。本应政教合一，教化服务于国家，但他和国家对着干。南宋时的黄震说，两宋“民穷、兵弱、财匮、士大夫无耻”，就是说知识分子无耻。当政教不合一，教化独立出来的时候，大多知识分子是堕落的，而且堕落的有理。

    大家得出结论：建中立极，政教合一，军政合一，政经合一是国家稳定的根本——要作为我们网络宣传方向，大事不能糊涂。这三个，其中一个不行，就断一条腿。

接下来，大家共同学习了《六分》各小章节，大家积极发言，深化了对看似平常的《六分》的认识，其中蕴含着不易察觉的至常至深的大原则。中国的平天下不是去占你的资源，而是要和世界人民共享文明的成果。“兼负载而无私也，故王天下”，是中国治理国家的最高境界。中国人也说上帝，但常用的是“天地”，中国人对于天地精神的效法和模仿，是把它作为一个生命去效法，去感受天地对万物的功能。治国领导者有“天地”境界就可以王天下。

本次会议期间，翟玉忠先生的部分发言已经整理成《革命性、普世性、根本性——再论新法家是什么》一文，刊于新法家网站和微信公众号。（文/魏智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