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饶宗颐，生于1917年，原籍广东潮安，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荣休教授，现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法兰西学院铭文与美文学院外籍院士、西泠印社社长。著有《殷代贞卜人物通考》《敦煌本老子想尔注校笺》《词籍考》等；本文由郑炜明教授笔录整理，原载《人民日报》2017年08月16日第24版。

    最近有年轻朋友，不嫌我老朽，一定要我讲几段我自己的学术思想。我一向觉得自己渺小，学问亦不专精，可谓“无家可归”，现在的这些礼遇，实在愧不敢当。终因未能推辞，只好拉扯略谈两三点，命门人郑君炜明代为整理成文，以表达一下愚见，岂敢以为必是？

　　有客问有关近年国学的热潮好不好这一问题。我说当然好，提倡国学或多或少会带起学习中华传统文化的风气，那么大家就必须读几本书，这当然好，起码比不读书好。我一向提倡的理想是全民多读书，多学文化特别是中华传统文化。我相信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全民读书越多，越对世界各种文明有兴趣，越对自己的历史和文化有准确的认识，有理性的自信心，这个国家就会越加富强，这个民族就会更加优秀，这样才是真正的中华文化复兴。

　　现在国学潮流的问题是人为的问题，我简单提两点意见。一、部分传播国学的人本身的问题，以偏概全，明明只懂一点易学，却把易学无限扩大成国学的代名词；又或只懂一点宋明理学，就把理学放大至俨然已成国学的全部，这样下去很不妥。推广国学，不能偏颇，不应哗众取宠。二、讲国学，不能只讲思想。经史子集四部未可偏废。我从学生提供给我看的资料中，发现现在不少讲国学的朋友，实际只偏重古代某一小部分的思想而已，而且还不是按严谨的思想史来讲，颇有些随心所欲，游谈无根，按一己主观意思无限发挥，殊不笃实。

　　我个人对国学作为一门学科，有一点提议，咱们不能垄断这个词，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学，我们在中国可以自称为国学，但长远考虑也许叫华学更佳。华学者，中华文化之学也。中华文化早已全球化了，宋以后开始中华民族移居海外的人极多，现在世界各地都有华侨。请问要研究华侨史、华侨文化的话，算是外国史还是中国史？可以纳入国学范畴吗？华学的话就没有疑义了。这个观点，我上世纪90年代初已见诸文字，也不是我首创的。

　　关于新经学，我在北京大学百年纪念论坛上演讲时已提出，当时老朋友季老（季羡林）还在，一起交流得很好。该文也早在上世纪初就发表过了，大家可去找来一读，便知我本就并无任何迎合潮流的动机。当时文章中已说到我国需要新经学，这与期待中的文艺复兴息息相关。我的新经学其实内涵更近于中国的古典学这一概念，指的是对中华文化中的经典著作的研究和提倡。我更建议我们应该议定一批涵盖儒释道三家的经典著作，所以道家的《老子》是经典，释家的《坛经》当然也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经典；同时新经学中的经典范围，更应该是涵盖四部，文史哲艺不分家；现在想来，甚至还可以扩大至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各民族，如可考虑把一些兄弟民族的经典列为中华民族的经典之一，也可酌量兼顾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一些经典。这个工作是我国迎接真正的文艺复兴所必须认真做而且必须做好的。对此，我有非常固执的愿望和期待。每个国家都应该有自己的经典，由学术界议定，然后重点研究和提倡推广这些经典，从而重塑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我以为这是中华民族团结进步的当代经世大业。

　　最后略谈研究方法。王国维先生有二重证据法，大意指以传世材料结合地下出土材料，以考证上古史实。我从1982年起，即已提出三重证据法，特将王先生二重中的地下出土材料分成甲骨和不带刻文的文物两种。后更吸收了杨向奎先生和门人郑君炜明的意见，发展成五重证据法。简单说是分为甲：直接证据1.实物（考古学资料）；2.出土文献中带刻文的如甲骨、金文、简帛文献、碑记文献材料等等；3.传世文献，如历代经典材料等等；乙：间接证据4.民族学、人类学资料；5.异邦同期应予以比较的古史资料。最初我只以此方法研究夏代或我国上古史地，现在想来，或可扩充至研究文史各领域。至于上面提及的传统国学研究方法，其实是大多数当代国学者现都忽略了的乾嘉朴学方法。我国在学术史上早已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持之以恒的国学研究方法：辨伪、辑佚、目录、版本、校勘、训诂（文字、音韵）、考据、笺释等学。这些传统小学的研究方法，我看非常科学合乎学术原理，绝不可丢弃，只有老老实实经过这些貌似枯燥的程式性工作，得出来的理和论，才会让人感到踏实，才会有真正价值，才会有说服力。现在太多说法，其实形同虚设；把经典古籍束之高阁，不用踏实的研究方法，只顾一知半解地奢谈义理，无限自由发挥，岂是治国学之道？

　　好了，讲了很多了。这是个提倡务实的好时代，国学也好，华学也好，生逢其时，真正是有机遇也有挑战，成败都在我们如何处理。我老了，已无能为力了，但还是顽固地坚持不能放弃传统而较踏实的研究方法。看似很不时麾，但做学问就是求真、求是和求正，做人也是这样。时麾，会过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