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笔者的朋友圈里频繁转发某位著名学者的一篇奇文，题目是《独立人格、自由意志是何其重要！》 文中主要称颂了古希腊人的社会和精神，主导思想是：“这就是海的儿子希腊人。航海让他们体会到自由，殖民让他们懂得了独立。那么，经商的意义又是什么？学会平等。” 看完全篇，作为稍微研究过古希腊历史的人，笔者忍不住就某些论点探讨一下： 1. 文中说：“民主政治，还是寡头政治，或者贵族政治，都各自为政、自行其是。没有人能够凌驾于这些城邦之上，哪怕只是名义上的天下共主。希腊，是没有‘周天子’的。” 古希腊为什么没有“周天子”？因为希腊破碎的地形和古代有限的人力物力根本无法造就一个大一统的格局。
看看希腊地形图就知道，这是一个与中国几乎完全不同的地理环境，面积不大，山脉纵横，占到几乎三分之二的面积；而地形破碎，把有限的平地分割成一个个相互难以沟通的小区域。 笔者曾访到访过希腊，雅典、迈锡尼、德尔斐、奥林匹亚等等，主要的文化遗迹都去了。每从一个地方转到另一个地方，基本都是这座山到那座山，再转入一座山，路程需要三四个小时。这还是坐着旅游大巴车沿公路走，很难想象在古希腊人们依靠双脚需要多少时间。 分散的小平地无论是面积还是出产，都只能作为实力有限的城邦文明的基础，艰难的路程又增大了攻击的难度，所以希腊在古代一直只是一个地理名词，不像中国那样早早建立起了政令统一的商周秦汉朝代，因为在本土从未能诞生一个实力强到足以征服其它一切城邦的超级强权。而各邦独自为战的境况也使得古希腊内部征战不断，耗尽力气，最后被一个外来的强大敌手征服。 所以，没有“周天子”，是自然条件和生产力水平的共同结果，不是什么“没有人能够凌驾于这些城邦之上”，非不为也，实不能也。 实际上，虽然古希腊未能诞生一个一统天下的政权，但各个城邦之间的霸主之争从未断绝，尤其以雅典、斯巴达的先后上位为最。公元前五世纪，雅典操控提洛同盟，对入盟各邦勒索盟金，残酷镇压退出者，盟金份额和使用完全由雅典决定，各盟邦在军事、外交以及政治经济制度方面都得听从雅典的旨意，凌驾于各邦之上的“雅典帝国”已经成形了。伯罗奔尼撒战争后，斯巴达击败雅典，权倾一时；公元前371-370年，底比斯又击败斯巴达，执掌霸权。 历史证明，古希腊尽管从未出现过“周天子”，但是强权之争也从没停止过，城邦之间就算不是为了凌驾于他人之上，也是为了争夺更多的利益和资源。“自由、平等、自行其是”的理想国只能存在于某些人的幻想中。 2. 文中称“航海让他们体会到自由”，“经商的意义又是什么？学会平等。” 为什么要航海，因为希腊本土粮食不够多，北边陆地同样没有多余的粮食，只有航海向南，到盛产粮食的埃及去贸易，不然就饿死了。 希腊的山基本是石质山脉，土壤不多，很难生长种类繁多的植被，要么是灌木，要么是人工种植的橄榄树和橘子树，基本没有盛产粮食蔬菜的大片平原；尽管地靠地中海，但春夏植物生长期炎热干燥，缺水严重，所以希腊一直粮食不能自给。“据统计，公元前5世纪最好的年份粮食总产量不过45万麦斗，而当时雅典总人口约为33万人，年需粮食约为198万麦斗，粮食产量不及需求量的1/4，3/4的粮食需要从海外进口。”（顾銮斋：《论雅典奴隶制民主政治的形成》），所以注定它必须从外部得到帮助来解决自己的粮食问题。 和中国古代的自给自足、海外贸易仅仅是锦上添花完全不同，生活所迫是希腊航海和贸易发达的最基本动力，如果没有海外贸易，希腊就会死亡。而且平静的地中海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早于它的埃及一直是希腊的文明启发者和粮食等物产的供给者，古希腊从埃及、黑海等地大量进口粮食；而小亚细亚则是另一个文明引导者和重要贸易伙伴，实际上希腊学者也认为荷马史诗中的特洛伊战争其实反映了以雅典为首的希腊城邦和特洛伊争夺黑海贸易权的冲突。 
图片来源：作者供图 在航海活动中，贸易仅仅是一部分。古希腊的农产并不发达，除了有限的葡萄酒、橄榄油和畜牧产品，其实它没有足够的交换品用于获得粮食。如果某个个人或种群没有足够的力量来交换取得它急需的利益怎么办？答案没有别的：抢劫，或抢劫而导致的战争。 古希腊城邦供给的最基本方式之一，就是一直传承到十八世纪、并为欧美文明国家奉为英雄的行为：海盗劫掠。 从航海和贸易衍生出来的热门行业就是海盗，破产或犯罪的人最热衷于做这种无本买卖，它所带来的高额利润又抹去了商业民族心头的那一点点道德罪恶感，在古希腊的观念里，海盗也是一门很受人尊敬的行业。从这点上来说，号称文明的古希腊和被欧洲视为野蛮的蒙古其实是一丘之貉。 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记述，“在早期时代，不论是居住在沿海还是岛屿上的人们，不论他们是希腊人还是非希腊人，由于海上交往更加普遍，他们都在最强有力的人物的领导下热衷于从事海上劫掠。他们做海盗的的动机是为了满足自己贪婪的欲望，……实际上，他们是以此来谋得大部分的生活资料的。那时候，这种行为完全不被认为是可耻的，反而是值得夸耀的。 《荷马史诗》中大英雄阿喀琉斯曾说：“航海途中，我攻陷了12座都城，到达陆地后，我又劫掠了大约1座城市。我掠夺了大量的战利品，全都运回来交给阿特柔斯之子阿伽门农。” 另一位大英雄奥德修斯也不甘人后，得意洋洋地夸耀：“离开特洛伊之后，海风把我推到了基科涅斯人的伊斯马罗斯城堡，我捣毁了它，并杀了众多的市民，得到他们的妻子和数不清的财富。” 而涅斯托尔在招待外出寻父的忒勒马科时问他：“你们是为了生意出航还是任意远游像海盗那样？”问得顺理成章，回答得亦心平气和。 所以这位学者先生认为“航海让他们体会到自由”倒是完全没有错，因为大海没有国界，没有法律，也没有执法者。拳头大刀刃快的拥有几乎无限的自由，在广袤的海面上纵横追逐，所有的弱者都是他们的猎物，在悲呼和血腥里他们可以享受生杀予夺的绝对权威。 所谓的“平等是商业活动的前提”，首要条件是买卖双方的实力平等，他们的商业活动才能平等，除非有第三方提供强有力的法律保障。希腊需要维持和埃及的长期贸易关系，这时候双方的商业行为才能平等。伊斯马罗斯城堡肯定很希望和奥德修斯达成平等的贸易关系，可惜后者觉得换一种方式对他更有利，而且前者的反对无效。 3. 文中称“殖民让他们懂得了独立” 研究一下各色文件，古希腊殖民者的动机无非是： 1) 城邦内部政治斗争激烈，斗争中失败的集团在本城邦难以立足便纷纷外迁。像南意大利的列基乌姆邦便是由卡尔西斯的政治流亡者所建。 2) 当时工商业比较发达。工商业奴隶主十分活跃，他们为了寻求更多的原料和奴隶的来源而另辟新路，到外地建立商业据点。他们的商业据点逐渐形成城邦。 3) 社会贫富分化严重，在贫富分化过程中人债失地的农民，为了谋生，只得纷纷外流。 4) “过剩人口对生产力的压力”。在狭小的城邦范围内，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还满足不了更多人口的需要，“唯一的出路就是强迫移民”。如公元前七世纪后期，提洛岛大旱，七年无雨，居民被迫抽签从两兄弟中选出一人，到利亚的库列涅去殖民。 除了第二项，工商业者要赚钱，其它三项都是出于政治或经济原因迫不得已外出。 殖民的定义就是一个大国通过向海外大批移民，通过政治军事等手段获得不发达地区的占有权。殖民国的移民在殖民地大多比当地居民享有更优越优越的权力。殖民者到达目的地后，立即赶走或奴役土著居民，分配土地，推行奴隶制生产方式，建立起新的城邦。原殖民地本来有自己的文化、经济和政体，被殖民者侵占之后，被迫割让自己的利益，成就殖民者的“独立”。 就像希腊人的祖先之一多利安人，他们在公元前1200年左右入侵希腊后，毁灭了本土的迈锡尼文明，用暴力占有土地，一部分居民被赶走，另一部分连同土地一起成为移民征服者的财产。希腊本土的城邦建立过程，其实就是一个殖民与被殖民的过程，征服者的后代们不过是继承了这一传统而已。而深受希腊文明影响的欧洲、继而是美洲则把这一传统发扬光大。 “殖民让他们懂得了独立”，说这句话的人，一定是把自己定位在殖民者的角色上的，被殖民者的苦难不在他的理解范围之内。 4．文中说“独立自由，比荣华富贵更重要。”“经济独立的结果，是人格的独立；人格独立的结果，则是意志的自由。” 古希腊的体制是奴隶制的城邦文明，奴隶才是人口的大部分。其来源分为两种： 劫掠来的奴隶：包括把殖民地人口变为奴隶、战俘、拐骗人口等。 债务奴隶：贵族们通过土地兼并和高利贷迫使贫苦的农民、手工业者破产，成为奴隶，以人生自由和劳动偿还债务。希腊哲学家亚里斯多德充分揭露当时贵族统治的黑暗，他在《雅典政制》中指出：“贫民本身以及他们的妻子儿女事实上都成为富人的奴隶，他们被称为保护民和六一汉（因为他们为富人耕田，按此比率纳租，而全国土地都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如果他们交不起地租，那么他们自身和他们的子女便要被捕，所有借款都用债务人的人身为担保，这样的习惯一直流行到梭伦的时候才改变。” 梭伦改革取消了本土的债务奴隶，但反而导致劫掠外邦奴隶的扩大化。以最发达的雅典为例，总人口40万人中，奴隶20万，公民16.8万，外邦侨民3.2万。以那时人均寿命28岁计算，真正享有公民权的本邦成年男性，大约只有10%。 使用奴隶极为普遍，希腊人不认为奴隶有完全的人格，“奴隶是主人的财产”的观念深入人心，不可动摇。几乎所有文化名人，无论他是哲学家、艺术家、诗人或学者，全都使用奴隶。城邦虽然在公民内部实行民主，对奴隶仍是非常严酷的，而奴隶的反抗也日益激烈。雅典和斯巴达的奴隶都发生过大规模的逃亡，公元前494—468年的阿哥斯奴隶起义，公元前 412年雅典2万名手工业奴隶大逃亡，而公元前464—453年的斯巴达希洛特人起义则是古希腊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起义。 不知这位学者先生在颂扬古希腊人的独立精神时有没有想到占人口一半以上的奴隶们？不过，既然希腊的经济学家色诺芬在其著作《经济论》中是把奴隶放到财产中讨论的，亚里士多德也说过：奴隶是“一宗有生命的财产”，那么可以理解学者先生不把他们列入“人格独立”的范畴中，完全是得到了古希腊人的真传。 看到奇文开头的一句：“我们应该学习的希腊人”，笔者忍不住想，如果有那么一位英雄豪杰，大受学者先生的鼓舞，决定学习希腊人，付诸行动一把，先来半路打劫一下先生家庭的货物，再来殖民一下先生全家，所有人口充作奴隶，大半财产归自己所有，充分享受和发挥“独立、自由、平等”的真谛，不知先生是否还会大唱赞歌？ 老实说，现在中国有一种很奇怪的现象，作为历史上曾经苦难深重的国家和阶层的后代，反而无比积极地为当初的压榨者涂抹上金灿灿的圣光。如果祖上就是做海盗、殖民者和剥削者的，倒不奇怪。但祖上是受害人的，子孙的这种行为实在很难让人理解，难道得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以为人家是道德高尚的贵族吗？错了，人家只是比较精通如何藏好杀过人的刀子，擦净身上的血迹，收敛起狰狞的面容，用抢劫来的财富置办鲜亮的衣服，培养良好的仪态，编写光辉的历史，然后一边高呼“自由、人权”的口号，一边鄙视地斜你一眼：“呸，野蛮人！” （来源：观察者网 2017-07-09）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