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的康生）

中共党内情治谍报高手，大家印象里是：周恩来、董必武、康生、叶剑英等。不了解这点，很难明白历史上叶剑英从未直接领兵作战却被封为元帅，很多人以为他是靠一、四方面军会师时那份真假难辨的电报。

当年，莫雄在庐山把国民党第五次围剿红军的全盘计划偷出来交给了项与年，而项与年拿板砖把自己拍伤，他还敲掉了自已的四颗门牙、装成乞丐、穿越重重封锁线，把这一关系到革命全局的重要情报及时送到瑞金，亲自交到周恩来手中，可以说是救了整个中共中央与红军。若论功行赏计酬他们俩人又该凭什么位置？解放后莫雄无非是给了个广东省政协副主席的虚衔，项与年是辽宁省监察厅副厅长，酬功仅此而已。

周恩来、董必武所指挥的杰出间谍战，现在已被暴露得七七八八，大部分为世人所熟知。而康生的情报生涯却是到现在也鲜为人所知，留下的蛛丝马迹，仅是他在上海特科掌管暗杀行动的三科（比如处决顾顺章一家）。其实，1932年后，康生赴苏联任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副团长时，每天上班的单位就是共产国际情报部。在情报方面，康生确实有着理论与实践都非常丰富的“特别工作”经验。

台湾那边的资料记载中共方面三个在苏联受过正规政治保卫与谍报训练的大特务，分别是康生、程一鸣、路鹏（很少人知道这个化名，原中共南京特委军委书记路大奎，叛变）。延安时期什么西北公学，枣园训练班，七里铺训练班，全是使用康生撰写的《特别工作建设》教材，军统那边的教材《情报学》是程一鸣编写的。

康生社会经验丰富，知识渊博，他上的课生动活泼又富于启发性，让受训学员们心服口服。康生比起戴笠，无论是个人才华还是组织手段，高得不是一筹两筹，否则怎么解释在整个抗战期间，康生能稳坐中央社会部部长？继而内战开始，解放军从节节胜利到最终胜利，不如说是秘密情报战的胜利；而奠定内战时期情报工作的基础，恰好是抗战初期就开始积累的布局。

康生死后被清算老帐，一算就从延安整风开始算起。说他迫害好人，罪恶累累，那是今天的说法，当年可没这样认为，延安整风中的肃反不可能完全肃错，不过这是另一篇的内情。

1956年台湾军情局悼念戴笠死忌10周年，蒋介石伤感地对在场的大小特务说：“戴雨农同志不死，我们今天不会撤退到台湾”。蒋这句话信息量很大，起码可以有三层意思。其一、戴笠工作能力强，防共与保密工作做得好，他如果没死，可以防止及破获中共地下党渗透；其二、戴笠不死，军统就不用内乱，在国共内战中就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其三、戴笠单线掌握着中共方面许多关系的名单，这些名单上的人随着他的死亡而失去联系。这三层意思里，我相信后者。单线进行联系的特务，事关性命，惯例是没档案可查，卧底为了保护自己，只认人不认组织。等于说有些打进中共内部的特务，蒋也不一定知道，不是戴笠不信任蒋，而是防止蒋身边的人有问题（事实上问题很严重）。其实就算蒋知道名单，在戴死后派人去联系，关系人也不一定肯接头（谁敢说只有一个沈之岳？）。

如果以为延安大规模的肃反与审干，还有解放后屡屡绷紧的反特审查，全都属于空穴来风，归咎成党内斗争的故意整人，那就是毫无敌情观念了。以康生的情才心智，他会在没有任何过硬情报的依据下，仅凭臆想就敢在延安搞抢救运动？那不把中央书记处的几位大佬当成泥俑木偶？他死了几年后，说他是害人成瘾的贝利亚式反革命，开除党籍，撤销悼词。这和他生前的盛誉反差巨大，可见其与党内人士积怨颇深。

康生一个胶南张家的二少爷，文质彬彬的一介书生，凭着良心与正义感投身革命，和谁都没冤没仇，整谁不整谁，看不出是源自私怨。他只不过是患了小知识份子的左倾革命狂热症，结合早期在上海特科经历，对危害革命的叛徒特务痛恨尤深。加上保卫工作的职业习惯，久而久之这种警惕就变成了多疑。

为康生念悼词的是叶剑英，为什么是他念而不是别人？是不是有什么历史渊源？翻查历史资料，没想到叶剑英还有一个很少公开的职务“中共中央社会部、中央情报部第一副部长”，第二副部长才是李克农，第三副部长潘汉年。

1975年康生死的时候，还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光荣的反修战士。也许他生前曾流露过相关的意思，他最出彩最无愧的人生历程，不是早年在上海滩的血雨腥风，也不是晚年在党内的政治角斗，而是抗战时期，作为一个普通中华儿女，他为国家效力的光荣。而见证他这个时期卓越工作的三个战友，李克农已驾鹤西游，潘汉年在监狱里渡过了他最后的岁月，好在叶剑英还活着，自然要他来念悼词，就如刘伯承的悼词只能是邓小平念的一样。

按照一般党史资料所留下来的印象，康生是搞理论和党建工作的阴险文人，叶剑英是纯粹的军事大员，只有李克农才是专业搞特工的业务人才。按照这个说法，岂不是外行领导内行从延安时期的社会部就开始了吗？而康生与叶剑英两个人不都成了挂名不管事的混饭吃的家伙。问题是，谁会把如此实权实职的机要部门，当成人大政协？如果他们俩不是挂名出任，而是名符其实的有职有责，那么问题就随之来了，他们凭什么出任这个职务？具体负责什么工作？有过什么工作成就？

这么多问题想必很不好回答，他们在隐蔽战线上的身影，即使是几十年后的今天，看起来还是云遮雾绕，若隐若现。但我相信，他们俩人维系着隐蔽战线上最为精彩绝伦的往事肯定令后人追逐，康生就算了，他可能没有翻身解放的机会了，很多原本该属于他的功劳佳话，被挂在了他的组织领导名下。但是，叶剑英从来没有彻底倒过招牌，身后哀荣更盛，为什么从来不见他在秘密战线上的具体功劳呢？

我试着分析一下原因。其一、他的公开身分比社会部更隐蔽，虚挂其名，方便参阅情报，协调社会部与总参的军事工作；其二、他在社会部的角色相当于军统里面郑介民的业务职能，只是负责军事方面的谍报；其三、他掌握的工作，在今天仍然还没解密，而没解密的原因，是不是对今天仍然有影响力，还在有效地发挥作用

有人说叶剑英在情治工作方面只是周恩来的助手，这话对也不对。周恩来在许多时候，是带着叶剑英飞这飞那的搞统战，但对民主花瓶派的统战是统不出多少直接的一线军事情报的。当时叶的公开职务是八路军的参谋长，主要的业务还是在军事谍报方面。只能说，叶参座的工作也在周公的领导范围内，他们多年来，工作上配合得很好，时间甚至可以追溯到大革命时代的“南昌起义”前夕。

“南昌起义”事败后，叶剑芵继续潜伏在张发奎的部队里，接着再搞了个“广州起义”，可惜又失败，叶参座只好跑路去了苏联留学，有理由怀疑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特别班就读的时候，一放暑假去的是“契卡”进修别的什么科目，比如情报训练或参谋作业训练。

1949年后，叶剑英坐镇广东，港澳的统战与情报工作，全归他领导和指挥。这时，他广泛地利用了当年在粤军中的经历，与老同事，老朋友，老相识，老同学，老关系，老乡亲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上世纪50年代后，大概许多在港澳的统战对象与情报关系，就是这样建立的。80年代后，叶剑英倦政，把这部分工作与人脉关系移交给二儿子叶选宁手中。

叶选宁以四年军龄，跃升少将，出任总政联络部副部长，这里面当然有叶帅的余荫，也有特殊的历史原因。那时刚刚改革开放，中国急需海外的资金与技术，而吸引外来资金与技术的群体，百分之九十来源于广东华侨。华侨里面，客家人又起码占三分之一多，为了做好海外客家人的工作，只能让叶选宁代表老子出面。没办法，外面的大阔佬们只认在50年代初因为关照他们的叶剑英，他们念这个情，只认叶家人。

总政联络部是个情报部门，在叶选宁将军入主之前，工作效果平平，叶将军加入后，利用海外关系，立即让总政联络部活跃了起来，工作成效令人张口结舌。最为成功的操作，便是安排吕正操的秘密访美，去夏威夷见张学良，动员张回国定居或者一游。吕将军早年出身于东北军讲武堂。在张学良手下担任过副官队长，是张学良的亲信。张不愿意回来，但向吕表示，很怀念当年在西安对他搞统战策反的叶参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