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学俊先生从《管子》《史记》《汉书》和四书五经等大量古典著作中叙述出一个中国古代“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故事，并尝试回答中华文明为何数千年绵延不绝，为何马克思社会主义诞生于西方，却在中国蓬勃发展等重大问题，为以往闻所未闻，确是惊人之作，不能不令人叹为观止。本人怀着极大兴趣一口气读下去，心中欣喜不已，自感此一发现具有关乎现实与中国未来命运之重要意义，于是乎荣幸之至，提笔为这一大作作序。

本人以为作者著作最为令人思考之点是，他的重新阐释包括两件大事，一是他叙述了一个两千多年之前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故事，二是饶有兴趣且有力地解释了春秋齐国乃至后世中国怎样避免了“资本主义”；由此两点无形之中引出一个不很鲜明却亦确切的启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原本是有天然联系的。

一、一个古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故事

【历史背景】作者开篇介绍战乱比战国时代严重之春秋时代，天下各国“市场经济”已逐渐发展。齐国开国元勋姜太公建国伊始，便实施发展工商业与出口导向市场战略，“市场经济”为最为发达之国。但这种“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的“资本主义”带来“大资本操控市场与金融，社会严重贫富悬殊，经济危机爆发，产生了“一国二王”，新兴资产阶级挑战王权现象，社会正发生根本的转折。于此种历史背景下，齐国宰相管子启动古代“特色社会主义”国策，与中国二十世纪“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发生的背景，无疑大相径庭。

【遵道为政应运而生】作者认为，春秋时代，“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社会形态正在取代封建社会，资本主义正在逐渐发展”。是在此时，管仲辅佐齐国君王齐桓公，继承了中国远古优良的政治传统与思想理论，并根据时代变化进行改革与创新，全面提出与实践了“以人为本”，“遵道为政”，人民至上，德治与法治并重，废私立公，贫富有度，共同富裕，实现人与自己身心和谐，人与人社会和谐，国与国和谐，文明与文明和谐，人与自然和谐，“道统天下”的道政。

【道政社会主义】作者判断，“以人为本”是对三皇五帝以来政治思想的根本突破与革命，为人类历史第一次发现“人”，把人作为国家根本而不是君王，也不是资本，这是人类第一个真正《人权宣言》。人民至上非君王至上是对“民本”思想的再上层楼，是提出的人类社会的终极价值观。作者将管子言“国之所以为国者民体以为国”解释为“主权在民”，将“正民之德民师之”理解为“君权民授”。

作者充分证明，两千多年前《管子》那里已有“尊重人权”，“满足人性需求”和“保护人民生命权”“保护人民自由权”“法有禁止不可为”“道无禁止方可为”，“保护人民产权和资本合法权益”“确保言论自由”、遵照“自然法则”“人人自由平等”等等思想。作者在《管子》中读出“齐国“道政”宪法核心为“以人为本”“顺应民心”“废私立公”和“以天下之财利天下之人”，以及“有众废私”“与天下同利”“人有、人营、人享”“消灭无产者，限制大资本，”和“贫富有度”，人人适度共同富裕的道政社会主义。

【改革开放，阻止资本主义兴起】作者揭示，管仲辅佐齐桓公“以人为本”，先富民，再治国，实施国家掌握货币主权，掌握土地等资源，建立盐铁等国有企业，依法保护公私产权，宏观调控市场的系列改革措施，纠正了齐国300年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克服了经济危机，抑制了大资本操控市场，繁荣了经济，消除了“一国二王”现象，成功阻止了资本主义兴起，与此同时，全面开放，天下招商引资，率先自建单边零关税国际自由贸易区，使齐国临淄成为国际贸易中心与金融中心。

在国际上，实施 “尊王攘夷”等基本国策，又通过九次国际峰会(“九合诸侯”)，制止战争，“实现天下和平”“解决战争遗留问题”“建立天下准零关税统一国际自由贸易市场”、实现了道统天下(“一匡天下”)。

【人与天调】作者发现，管仲特别坚持人类的生活方式与生产方式都要遵循自然天道，提出“人与天调”的生态文明思想，不可以违背“道”去掠夺自然，而应追求人与自然之和谐，建立永续生产经济模式。因此批评“虞舜与夏后氏有违天道，破坏环境的生产方式”，并建立了严厉的环境保护法规，采取了有效措施保护生态环境。

【“道政”政治经济学】最令人立刻生趣而惊异的就是“道政”居然也含“政治经济学”，即刻引人去发现它该是什么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学”，可如何与西方此说同日而语。

作者指出：管仲政治经济学认为，“市场是天地生产的财富积聚交易的地方，万民分工合作，交换获利的场所，这是发展经济的正道”(市者天地之财具也，而万人之所和而利也。正是道也——《管子•问》)，即市场是“富民强国的人间正道”。一种远非西方现代自由主义不择手段追逐“利润最大化”的市场经济，其市场的道德准则是“非吾道，虽利不取”。十分令人惊讶的是管仲也论述“市场价格机制”(市者，货之准也——《管子•乘马》)；管仲深知齐国大资本操控市场，控制物价，国家也无能为力，市场根本没有根据供求关系来配置资源，决定价格的公平机制(今则不然，民重而君重，重而不能轻。民轻而君轻，轻而不能重。《管子•揆度》)。因此他指出“市场机制”不会自动实现均衡，均衡是动态、暂时的(衡无数也)。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常固。(《管子•轻重乙》)市场错配会导致生产过剩与短缺的经济危机交替出现(“物适贱，则半力而无予，民事不偿其本；物适贵，则什倍而不可得，民失其用。然则岂财物固寡而本委不足也哉？夫民利之时失，而物利之不平也。”《管子•国蓄》)。市场也是社会财富分配方式，完全由市场配置资源必然形成资本决定分配社会财富根本原则，造成社会严重的贫富悬殊。

正如李学俊所阐述，管仲“道政”最英明之一的是他的“利出一孔、其国无敌”财政国策；即“经济权益由国家统一掌握，这样国家强大无敌”。“利出一孔”是解救国家危急特效之策，是反经济危机特效之策，是解决商人囤积居奇、操控市场、掠夺民众、错误价格之策，是“贫富有度”、共同富裕与社会稳定保障的根本条件。

【按劳分配】作者认为，马克思、列宁都以“按劳分配”“不劳动者不得食”为社会主义分配原则。管仲实施的“其积多者其食多，其积寡者其食寡，无积者不食”就是这一原则。因此，管仲是世界上首次提出这一原则之人。

【国家掌握社会财富最终分配权】管仲指出社会应该“贫富有度……贫富无度则失”，因此，“夫富能夺，贫能予，乃可以为天下”(《管子•揆度》)，才能实现共同富裕(富上而足下，此圣王之至事也(《管子•小问》)。所以作为一个重大原则，国家必须掌握社会财富最终分配权。管仲的“共同富裕”，不是绝对平均，而是适度差别，即“贫富有度”。因此，少不了通过市场革命，乃至怪招“缪术”分散贵族富豪财富，增加供给，均衡市场——一种温和办法剥夺剥夺者。在已经贫富严重悬殊，资本财富过度集中，贵族大夫、富豪、高利贷者大量囤积商品，窖藏货币，市场严重供给不足，商品短缺，物价高涨，流通不畅情况下，管仲一是建议用国家王权权威进行严厉的道德谴责，罢免富豪们爵位身份，限制其人身自由；二是使用“缪数”，促使高利贷者散财济贫；三是使用“轻重之术”分散富豪过度集中的财富。总之，需国家掌握“天权、地权、人权”三权主权，以确保人民共同富裕。所以管仲还提出三种措施：1)建立国家储备与信贷制度抵御各种风险、保障民生；2)建立福利保障制度：3)救济扶持无助的弱势贫困人群；救济困顿穷人与惩罚懒汉边疆戍边。中国在两千六百多年前就已经发生建立这样的制度以及福利，实在令人惊叹不已。

【管仲与亚当•斯密】作者严肃地批判西方经济学对亚当•斯密关于私人资本“自利利他”阐述的断章取义，说“几乎所有现代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与理论家，在论述市场经济理论的时候，都引证亚当•斯密关于市场‘看不见的手’的‘伟大作用’来描述市场的合理与完美。”管仲早就发现私人资本追逐利润时产生“主观为自己，客观利社会”的“自利利他”社会现象，他说：“商人对于国家并非无用之人。他们居住不挑剔其地，经营不择其国君，买进是为了赚钱，卖出也不会惜售。国家的山林等各种资源用来盈利，这样就使国家的税收增长，朝中上下(有了税收)都可以进一步消费，君臣的财币不会窖藏不动，都会去追求流动中的利润使市场畅通，而普通民众就因此有工作而得以有饭吃了。迁移城市扩建市场，也是促进贸易，解决就业的一种办法。“商人于国，非用人也，不择乡而处，不择君而使。出则从利，入则不守。国之山林也，则而利之，市尘之所及，二依其本，故上侈而下靡。而君臣相上下相亲，则君臣之财不私藏，然则贪动枳而得食矣。徙邑移市，亦为数一。（《管子•侈靡》）”。亚当•斯密两千多年后也发现商人这种“自利利他”现象，并作了相似描述：“他们通例没有促进社会利益的心思。他们亦不知道他们自己曾怎样促进社会利益。他们所以宁愿投资维持国内产业……亦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在这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们是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促进了他们全不放在心上的目的。他们不把这目的放在心上，不必是社会之害。他们各自追求各自的利益，往往更能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1】

管仲观察到这种自利利他现象，但认为并不是一条市场经济原则，从未认为私人资本和社会公共利益总是一致。他清醒认识到，私人资本常常损人利己，造成社会危害；资本没有祖国，在国家出现危难时刻，无良的资本家们不会为国出力，还会趁火打劫，大发国难财。作者指出，资本损人利己的现象也被亚当•斯密发现与大量论述。

作者全面系统阐述了管仲政治经济学，其内容包括政府职能与市场职能；国家掌握土地等自然资源，国有民营；建立战略产业国有企业；国家掌控货币主权，信贷支持民众创业；国家储备粮食物资；用货币、粮食与政策宏观调控市场；法律保护公私产权；激励资本发展经济，限制资本滥用权力；实施轻徭薄赋，收支向恒的财政政策；反对侈靡，实现适度消费政策；反经济危机时期实施刺激消费，增加有效需求；国家掌握社会财富最终分配权，扶持鳏寡孤独等弱势人群，绝不养懒汉的福利保障制度；实行职业教育，开发人力资源等等几乎现代经济学涉及的主要方面，实在令人惊叹，许多政策妙不可言，两千六百多年前居然有了如此全面系统的经济理论！中国真是，理论不自信都不可能。

【古代社会主义】作者在介绍齐国道政社会主义之后，为我们叙述了汉朝、唐朝、宋朝和明朝实施的某些社会主义政策与实践，并借威尔•杜兰所言“汉武帝……实施社会主义……中国至此，达于鼎盛时代”说明，是社会主义使汉朝达到中华文明的鼎盛时代，揭示了中国历史不为人知的另一面：古代中国原本是社会主义的故乡，早就阻止了资本主义；中国近代选择马克思社会主义符合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就是因为中华文明与马克思主义有天然的联系。

总之，基于齐国道政社会主义的成就，作者认为其达到古代中华文明罕见的高峰。

 二、“社会主义”同中国传统文化的天然联系

李学俊以解读《管子》等中国古代经典著作叙述了一个古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故事，同时将中华文明一直没有产生资本主义社会的原因，归结是由于管仲“道政”思想及其齐国实践后来成为中国主流文化内核的强大力量。由于本人的学术领域是比较中西哲学，且一直关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关系问题，由作者得出的两点，我即刻敏感地得到一个与自己研究相吻合的启示：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之间存在一种天然联系。

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天然联系梳理清楚，与把中国与社会主义的关系搞清楚是同一问题，其中有复杂、多重的内在关系，须进行分析。这是一个让人油然产生极大兴趣的问题，也是个充满道理曲折过程的问题；但是它是有一以贯之、大道至简贯穿联系的，是一个“一多二元”与“一多不分”的体系文化区分问题，可引领我们从“山穷水尽疑无路”，走到“柳暗花明又一村”，让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与中华思想文化的天然联系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所谓“一多二元”与“一多不分”是参照对中西思想文化传统高度概括提炼而得的文化体系结构；西方思想文化传统突出体现为“一多二元”、中华思想文化传统突出体现为“一多不分”体系结构。两个传统并非是二元分立，而是两个体系结构各在中西传统中体现为强弱不一，呈现为主流、支流不一；应该说：西方主流是“一多二元”，中国主流是“一多不分”。

“一多二元”有两个假想：“一”是像西方上帝那种角色的超绝外在唯一本源假想，“多”是“一”所决定、主宰的万物“个体”的假想；这样，“一”与“多”之间以及“多”内部之间，全是各自独立与冲突的二元对立单线单向关系；这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概念结构。

“一多不分”是人类经验的总结：“一”指天地自然万物构成一个整体的浑然而“一”；“多”指相互之间相系不分的万物；“一”与“多”之间以及万物“多”之间，不是严格边界分隔而是相续不分的，是“一”在“多”之中，“多”亦在“一”之中的互含关系。中华体系文化，以“一多不分”结构，恰是与“一多二元”形成鲜明对照，没有“西方上帝”超绝主义与“一切个体”的二元对立主义。

作者将管仲的“道政”思想及其齐国实践称为“中国古代社会主义”，并按照两千六百多年前的中国就已经是“选择社会主义”和“与马克思社会主义融合”的话语来叙述这个大故事；然而，我却用古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词。这是在此开始梳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天然关系的分析，需要首先对待的，这是用“一多二元”和“一多不分”对照方法才可讲清楚的。

春秋齐国管仲时代直至两千六百多年之后当今的中国，就是有一个“一多不分”体系的文化世代相承、延绵不断地延续着中华文明的命脉。“道政”的“道”，就是“一多不分”的“一”，就是宇宙万物因内在联系而不分；“道政”就是以这个“道宇宙观”为基点的“一多不分”治国理政，即所说“总观宇宙、遵道为政”。管仲所言“执一之君子执一而不失”“参与天地”“合于大道”，他的“宙合之意，上通于天之上，下泉于地之下，外出于四海之外，合络天地，以为一裹”，他的“大之无外，小之无内”等等，无不是“一多不分”体系之话语。“一多不分”文化体系结构的数千年大树结不出“一多二元”资本主义果子(无论于概念或是实在)，这是根本的原因奥秘。道理很简单，人的行为受头脑支配，作为中华民族头脑宇宙观、认知方法、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都是基于“一多不分”宇宙内在关系的，是如论如何想不出、更无闲心去假想“一多二元”一神主宰、人与人毫无人性联系、冲突不已的神话故事，做不出脱离人类经验的行为。因此，如用“一多二元”和“一多不分”对照方法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故事，我倒以为，与其说中国“社会主义”，甚至说两千六百多年前中国就有古代的“社会主义”，不如说“社会主义”原本是在“一多不分”文化体系结构意义上与中国传统是相近的。古代与中国当代“社会主义”都不是马克思主义概念初始意义的“社会主义”，而只不过是取其名而附其类似而已。

管仲的“道政”思想与治国之策毋庸置疑是“一多不分”结构体系上的果实，它类似“社会主义”，而不可直称为“社会主义”，原因就在于它早于“社会主义”提出时的相对性与历史性两千多年，彼此时间、空间、地域与条件环境都存在不可忽略的极大不同。管仲的“道政”可谓非中国传统不有的治国平天下方略。如果我们中国“一多不分”体系文化中的管仲“道政”直接称为“社会主义”，会在哪些重要方面上是不符的呢？首当其冲的，是在“市场经济”的概念上；作者提出“在繁荣‘市场经济’的同时阻止资本主义”的问题，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本质不同区别在“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与“生产资料国有的国家宏观调控混合式市场经济模式”之间。这就发生了一个由“转换内容”而造成的“概念改变”事件。“市场经济”概念本身的私有资本主义性质，是不能这样改变成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性质概念的，因为只有资本主义社会才会有“市场经济”与非资本主义社会的一般性自然市场之间的重要界限，这是不可混淆的。

我给作者从《管子》阐述出的中国古代“社会主义”，刻意加了“特色”二字，称其为“古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想突出它的中国思想文化传统“一多不分”体系结构，同时，要在考虑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是产生于西方与“一多二元”相对而有的一种“一多不分”体系结构之上，仍是要将二者分别开来。中国“一多不分”体系文化不一定是马克思“社会主义”的，而马克思“社会主义”的，一定是“一多不分”体系结构的，尽管人们常出于看其二者的某种类似点，将它们说为相同的东西，忽略其相对性、历史性的差别。此外，还必须强调的是，要是拿管仲所施行的“道政”古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策与中国二十世纪启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提并论，无疑这两个“特色”是大相径庭的。

首先，从两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被启动的社会背景看，如果按照李学俊所说，是在齐国“300年自由主义市场经济”背景，有了管仲“道政”思想及国策推行，则恰是在约三十年马克思思想意义的社会主义政治与经济状况下，有了“改革开放”和引进“市场经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很难明白，如果春秋时期管仲“社会主义”的“古代中国特色”，内容是真正的中国本身传统独具的“一多不分”文化体系“特色”，是去“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化，那么当代流行说法的“中国特色”，则是一种脱离中国“一多不分”文化体系结构，走向“市场经济”的“一多二元”文化体系结构的“西化”含义；这个“中国特色”恰恰是“去中国特色化”。所以，在中国两千多年历史跨度发生的这两个“特色”，不是同一个“特色”，一个是区别于标准社会主义的特色，染成资本主义的特色；另一个虽也是区别于现代社会主义的特色，却是原汁原味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体系的特色“一多不分”，这是我们在作者的管仲“道政社会主义”或者“古代社会主义”叙述中看到的。

应当说，把资本主义特有的“市场经济”用到社会主义社会来，在保证社会主义方向条件下，不是绝对不行，而是要看到这种操作的可能是特例性的，不是一般规律的。这种操作必须是谨慎的，深刻认真探讨的，而不像是刮风似地“大胆解放思想”的。这是因为，如果我们是要资本主义性质的“市场经济”作为“手段”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运作，有个严防、不可颠倒社会主义的目的与市场经济手段关系的问题；也就是说，“市场经济”作为手段的运作，必须是有限制的，因为在理论逻辑上，它是与社会主义相冲突的，将对它的运作置入可控制限度的范畴，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如果不将它放到可控限度之内，它推倒社会主义逻辑，改变社会主义目的，是顺理成章的。中国到今天还在很大程度上不被西方“光荣”地称为“市场经济”，说明到今天为止，尽管中国已经经历了剧痛的“转型”，仍然尚未达到西方所认同的彻底改变“社会主义”目的，完全变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地步。有西方人总结出“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两个概念，明显地挑明了，在“去中国特色化”上，中国仍未达到人家的“共识”。很清楚，“华盛顿共识”是西方“一多二元”文化体系的纯个人自由资本主义的，而中国的“北京共识”却仍然保留着“一多不分”体系文化的“中国特色”尾巴。

“去中国特色化”的“社会主义”，其实已长期在话语上不再针对资本主义而言，而是索性以“新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作为意识形态话语了。从马克思思想的“社会主义”话语向纯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话语的转变，恰是从糟糕的误读马克思思想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关系开始的，也即将一种“一多不分”意义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为不可分与相互作用的关系，误读为二者是二元分立的，硬是执着于对它二者之间单线单行关系的假想，这是在实际上已经开始了向资本主义文化的转向。所谓“初级阶段”理论，就是这种文化现象的概想，把二者分裂为先进上层建筑与落后经济基础形而上学的矛盾形态，把社会主义视为单纯是解决发展生产力的性质，悄然地由“一多不分”变为“一多二元”逻辑，由把人的作为群体而有的共同利益，向把人假想为“个体”而有的个人主义利益转化，所以，为“发展生产力”而引进资本主义性质“市场经济”，避而不谈它是为个人私利的竞争机制的性质；概念变化了，问题的性质随着也改变了，把名义上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改变为一个实质上发展个人自由主义逻辑的私人资本主义问题；以致毫不掩饰地鼓吹“产权明晰”的私有化，让历来“一多不分”体系文化的治国理政之策，被胡乱污染为一种社会性私有化的进程。可以说，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体系之所以变到如今天发生这样面目皆非、乱象丛生的境况，归根结底是从这里开始的——都是因为我们传统的“一多不分”体系文化，让西方资本主义“一多二元”的体系文化，搞成了个“四不像”。

其实，毛泽东领导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最切实地，是它的既是“中国特色”又是名正言顺的“社会主义”；没有别的，就是它与“一多不分”传统体系文化的一脉相承，也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一多不分”文化体系，二者本来是同一个深层文化体系的，只是在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相对性与历史性是现代的，即它的针对资本主义，针对个人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为什么？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究竟是在哪里与中国传统文化连接起来了？链接的逻辑是什么？首先，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本身就具有中国特色或有中国文化倾向，而本质上区别于西方主流文化传统、区别于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后形成的西方主流“一多二元”的个人自由主义体系文化。现在研究已追溯出马克思思想含有的中国学脉。张允熠指出，16—18世纪东学西渐过程中，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对包括黑格尔、费尔巴哈在内的著名欧洲哲学家和欧洲思想界以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深远影响。李约瑟也提出，辩证唯物主义渊源于中国，由耶稣会士介绍到欧洲，经过马克思主义者们一番科学化后，又回到了中国。德国古典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重要理论来源之一，其与中国哲学的血缘联系自然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容中的有机组成部分。马克思指出“中国哲学跟黑格尔哲学具有共同之点”，实际已经宣示他本人的哲学也与中国哲学具有“共同之点”。这共同之点是什么？马克思的“辩证法”是什么？就是我们现在说的“一多不分”。因此，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与文化倾向，就是世界观、认知方法、思维方式和崇尚观这四大文化体系元素的“一多不分化”。它与中国思想文化传统实现的联系之点，就是以无神论否定神仙皇帝的“去超绝化”“去形而上学化”，从西方主流的神性文化转向中国一多不分体系文化的以人为本，从人类经验出发、讲究实践，植根于生活；因为是生活和经验的，所以是天然的，是在这里同中国体系文化相通了。所谓“天然联系”就是区别于非天然、非联系，就是它的源自人类经验而非为形而上学抽象概想。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天道万物观，都是出自人的经验对自然世界的感悟而形成的认识，都不是出自西方上帝造物(或唯一绝对真理)前提的假设。说二者“天然联系”，除去说二者都产生于人经验，都不受任何人为的假设染指，这样的经验是天然的、自然的，同时也是说，由经验所产生出的，都是“人是互相联系的”这种认识。这点的共同，是天然性，是深层次精神的相通之处；二者因此而可沟通、可融通乃至结合。反之，如果认为存在一个绝对造物神(或唯一绝对真理)，把一切(包括人)视为“孤立个体、互不联系的”，那是假设的，非天然的，是从外在于自然、以概想强加于人经验的，相悖于天然的。所以，“天然联系”是两点，一是经验的，二是“人是相互联系”、社会性的。

马克思主义演变成为西方最能与中国对话的，是它自己经验这样的表述：“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且一切都在运动、变化、产生和消失。这个原始的、朴素的但实质上正确的世界观是古希腊哲学的世界观，而且是由赫拉克利特第一次明白地表述出来的；一切都存在，同时又不存在，因为一切都在流动，都在不断地变化，不断地产生和消失。” 无可怀疑，对这段话听起来最感到舒服的是中国人！为什么?因为此处提到的赫拉克利特，是属于古希腊比西方现代更接近中国“一多不分”的世界观。回归赫拉克利特，等于是在深层向着中华天道万物观贴近。

李学俊在《管子》等大量古典著作研究中叙述的“社会主义”故事，道出的其实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同管仲的“道政”思想与国策之间在“一多不分”宇宙观、认知方法、思维方式和崇尚观上的共同人类经验的天然联系。这一点是结出管仲“道政”硕果，是中国一直没有产生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原因，也是20世界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爆出惊天动地反响的原因。李学俊的大作《道政匡正世界》，是这一问题研究的绝好范例，热诚希望读者都来关注这个问题，加入作者开启的热烈讨论。

2015年11月26日北外西校区专家楼

（作者简介：田辰山，北京外国语大学东西方关系中心主任、教授。）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 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