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二十年，如甲午战前，中国也忽然失去了对朝鲜问题的主导权，中朝之间的战略协调基本没有了，主流舆论不乏邀请美国放手解决“朝核危机”的声音，比之李鸿章之首鼠两端，更等而下之了。

2015年10月25日，我在首都各界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65周年大会上做了一次题为《中朝关系千年历史的几个基本结论》的发言。我在发言中指出，纵观中朝关系千年历史，我们可以得出几个基本结论——

第一、自新罗统一以来，只要朝鲜半岛没有出现强大的第三方，中朝之间就始终是友好的;

第二、如果半岛出现了强大的第三方，中国就一定要干预。无论英明神武如唐高宗、懒惰不作为如万历皇帝、颟顸昏聩如慈禧太后、李鸿章，都是如此，这和地缘政治有关，和朝代或政权的意识形态性质无关;

第三、“唇齿相依，唇亡齿寒”是中朝关系的本质。中朝关系是不对等的，朝鲜为“唇”，中国为“齿”。唇亡齿寒，但齿若亡，唇仍可无恙。比如继新罗而起的高丽王朝，就历经唐朝灭亡后的五代十国、北宋(北方为辽、金、夏)、南宋、元朝等几个朝代，取代高丽的李氏朝鲜，也经历中国的明、清两朝。这种不对等关系带来第四个特征——

第四、中国必须通过保卫朝鲜来保卫自己的安全。一旦中国无力或无意保卫朝鲜，则中国自身的安全立刻就会成为问题。

其实这四点结论也可以概括为一个结论：朝鲜的安全就是中国的安全。

甲午战争后中国遭受日本长达半个世纪的侵略，是中国无力保卫朝鲜的结果。朝鲜核危机发展到今天这种极为棘手的状态，是中国在1992年中韩建交后无意保卫朝鲜的结果。

半岛无核化是中国想要的，但通向半岛无核化的道路必须要经过一个名叫“朝鲜安全关切”的转弯点，否则是无论如何也走不通的，更重要的，这会使中国变得更加不安全。

中国如果在这个问题上有清晰、透彻的认识，并采取果断措施维护朝鲜的安全，如唐朝、明朝和新中国初年所做的那样，就可以在这个方向上为中国赢得几十年、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和平，反之，如果首鼠两端、患得患失、心存侥幸，就可能给自己带来重大灾难。在这方面，晚清和李鸿章的教训非常值得汲取。　　

李氏朝鲜本是中国藩属，除了中国，不愿和其他国家来往。在19世纪70年代，朝鲜一直厉行锁国政策，曾击退法美舰队入侵，并在全国各地竖立斥和碑，上面写道：“洋夷侵犯，非战则和，主和卖国，戒我万年子孙”，体现出朝鲜坚持闭关锁国的决心。朝鲜也因此被西方称为“隐士之国”。

1873年，日本试图用与朝鲜通商的方式打开朝鲜门户，朝鲜不予许可，后来在日本的连续威逼之下，回应通商要经过清廷同意。于是，日本政府派特使到清廷询问此事。而此时清廷掌管“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恭亲王奕䜣竟然认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匆忙间回答日本特使说：“朝鲜国政，我朝素不与闻，听贵国自与理论可也”。日本大喜过望，再度派特使赴朝要求通商。而朝鲜一方面对中国关键时刻抛弃朝鲜感到绝望、痛恨，另一方面又害怕日本的报复，终于在1875年与日本订立通商条约。

1880年，清朝一些有识之士试图挽回局面。驻日公使何如璋致信代替奕䜣主持清廷外交事务的李鸿章，认为朝鲜自古为中国藩属国，如今更是中国抵御日本的屏障，朝鲜一旦落入日本控制，中国必感“唇亡齿寒”。他提出，清廷不仅不应该放弃朝鲜，还应该重新确认朝鲜是中国藩属，在朝鲜设常驻办事大臣，再度主持朝鲜外交。而李鸿章却回答说：如果我们私下里来维持保护朝鲜，尚且可能进退自如。如果明目张胆提出朝鲜归我保护，一方面朝鲜未必总是听话，另一方面各列强将可能把矛头都指向中国，如此一来，“他日势成骑虎，深恐弹丸未易脱手尔。”

要占便宜又害怕粘包，李鸿章的首鼠两端，不仅使中国再度失去了对朝鲜事务的主导权，而且为甲午战败埋下了祸根。

自此之后，列强不再承认中国是朝鲜的宗主国，肆无忌惮地逼迫朝鲜签订各种不平等条约，而朝鲜也不再对清廷能够保护其主权和安全抱有任何希望。

但是，失去列强承认与朝鲜信任的清廷却又无法彻底不管朝鲜事务，因为中朝之间的地缘政治关系过于密切，过了鸭绿江，一路向北京，整个辽西平原无险可守。因此，1884年，朝鲜内乱，清政府趁机出兵，试图恢复对朝鲜的影响力，但早就把“征韩”作为既定方针，并准备以朝鲜半岛为跳板入侵中国的日本也趁机出兵。于是，1885年，李鸿章与伊藤博文在天津签订条约，约定一旦朝鲜有事，中日两国需要派兵前往时，必须先知会对方。

这一条约可谓既懦弱又霸道，集首鼠两端之大成。说懦弱，是因为李鸿章居然承认了日本对朝鲜拥有和中国同等的干预权；说霸道，是因为李鸿章和日本签订这样一个事关朝鲜命运的协定，竟事先不知会朝鲜，更未和朝鲜协商，完全罔顾朝鲜感受。

1894年3月，朝鲜发生东学党之乱。朝鲜国王李熙在清廷驻朝商务专员袁世凯怂恿下请求李鸿章派兵镇压。5月，清军1500人入朝，而得到中国外交知会出兵的日本也急遣海军护送5000陆军入朝。中日两国在朝鲜形成了重兵对峙之势。

李鸿章这时又想起朝鲜为中国的“藩属”了，于是照会日本，说什么“藩属有乱，卑词乞援，而上国有应代靖乱之责任”，但日本也派重兵前来，却毫无理由。因此，日本应该撤军。但日本却不理这一套，因为李鸿章曾对伊藤博文亲口承认朝鲜根本不是中国藩属国，只是一个“与万国平等之自主国”(正常国家关系，明白?)，现在却“复申言朝鲜之世为中国藩属，于法理无据”，日本绝不允许中国独揽朝鲜事务的处理权，“重兵既发，有进无退”。

这个时候，最让李鸿章尴尬的是，由于朝鲜对中国“按天津之约知会日本出兵”感到不满，觉得被中国出卖，同时又被日本相对于中国更为优势的兵力所震慑，竟提出让中国首先撤兵。李鸿章尴尬之余，便提出与日本同时撤兵，但日本不仅坚持不撤，反而继续从国内调兵增援。到5月底，汉城、仁川日军已达万人，并尽扼战略要冲。甲午之战尚未打响，中国已经在道义上、外交上、军事上均处于下风，败象尽显。

甲午之战，中国不仅彻底失去朝鲜，而且还被迫割让台湾，赔款两亿三千万两白银，耗费重金打造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此后中国有海无防直到新中国成立。东北门户洞开，日本进出如入无人之境，以后则是九一八事变和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几乎完全沦为日本殖民地。

让人觉得可恨又可怜的是，甲午战后，清廷居然又对日本重新发生幻想。1898年，清廷派黄遵宪出使日本，总理衙门撰写国书，开头为“大日本国皇帝”，光绪帝字斟句酌，又提笔在“大日本国皇帝”前加了“同洲同种同文最亲爱”九个字——“最亲爱”该算是“夫妻论”的前身吧？只是这位“最亲爱”已经把灭亡中国作为既定国策了。

历史当然不能假设，但不妨“复盘”以推利害。如果清廷认识到朝鲜的安全等同于中国的安全，坚持朝鲜是中国藩属，并在军事上把保护朝鲜安全作为战备基础，则不仅不会在道义上被朝鲜鄙视，对日外交上处处被动，而且战争爆发后，能够利用朝鲜半岛的多山地形，有效消耗、迟滞日军，使战争转入持久，如此则人少国穷的日本必败，中国近代史或能被改写。

梁启超说：“中日之战，起于朝鲜，推原祸始，不能不谓李鸿章外交遗恨也。”

回过头想一想，新中国立国之初，毛泽东主席力排众议，决定派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击败美国后后又和朝鲜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实际上把朝鲜安全纳入中国保障的范围内。这个格局之伟大，几人能知？

毛主席的决策和安排在甲午之败的反衬下，显得震古烁今，是为中华民族万世开太平！

最近一二十年，如甲午战前，中国也忽然失去了对朝鲜问题的主导权，中朝之间的战略协调基本没有了，主流舆论不乏邀请美国放手解决“朝核危机”的声音，比之李鸿章之首鼠两端，更等而下之了。

李鸿章覆辙不远，后人当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