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齐国法治思想的源头，有的学者认为肇始于虞舜之世，或者说始于伯夷时代，而较多的学者则认为起于姜太公封齐或管仲治齐，经读于晏婴为相，集成于稷下学宫的稷下先生们。齐地原多殷商旧部，姜太公初到营丘，就遭到“莱夷来伐”，继而又发生蒲姑勾结纣子武庚叛乱。姜太公击退莱夷、灭蒲姑之后，为了迅速稳定局面，不得不在推行周礼的同时，提出了符合当时、当地礼俗的改革政策，即：“因俗简礼”、“举贤尚功”、“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这样就冲破了西周以宗法血亲关系举人的传统，启用了当地一批拥护新朝的名人、贤士，把法治引入治国政策之中，这是齐国法治思想的萌发时期。

管仲继承太公基业，“修旧法，择其善者而业用之”（《国语·齐语》），提出“威不两错，政不二门，
以法治国”（《管子·明法》）的主张。他顺应历史潮流，发扬太公礼法并用的思想，制定了通货积财、兴鱼盐之利、“相地而衰征”、任用贤才、改革行政、军事组织机构等一系列富有法治色彩的方针、政策，最先举起了以法治国的旗帜。至齐景公任晏婴为相，晏婴虽然十分强调礼治，但对齐国以法辅礼的传统并没有丢弃，提出“饰法修礼，以治国政”（《晏子春秋·谏上》），所以，晏婴所辅灵、庄、景三君，虽皆为庸君暗主，但齐国的国势并没有很快衰败。

田氏代姜而有齐国之后，继续坚持了齐国以法辅德的治国传统。齐威王“修法督奸”，一次烹阿大夫及贪
污受贿官员70余人；启用邹忌、田＠①等一批贤臣名将，齐国大治，威慑诸侯，成为战国七雄之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齐国以其雄厚的国力、开放的政策创办了稷下学宫，百家诸子云集于齐都临淄，传经讲学，开中国百家争鸣之先河。他们“不治而议论”，齐国统治者从中选取有利于齐国发展的治术，为己所用。这是齐国君主建稷下学宫的深谋远见，但稷下先生们的活动却没止于为齐所用，而是在学术交流中，促成了道法结合、儒法结合、名法结合、墨法结合、兵法结合的新学。他们比较“礼治”与“法治”、争论“人治”与“法治”，从而促进了齐国法治的实践、发展。在稷下学宫“三为祭酒”的荀况，总成各家学说，形成了他以礼法论为主体的法律思想，构成了封建正统法律思想体系的框架，从此使中国法律思想走上了以礼为主、礼法结合的道路。

二

对比晋秦法治思想，齐国法治思想有其独具的优点和特色。概括地说，一般认为齐法家先驱管仲的法治思想均衡平和”，而秦晋法家则显得“偏面、激烈”。晋秦法家的阴术，显然不如齐法家的阳术结信、明义。

1、对待君权态度不一。齐法家与晋法家都主张尊君，但对待君和法关系的态度却有很大差别。齐法家强调
“令重则君尊”，“令尊于君”，把君权限制在法律之下或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要求做到“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管子·任法》）。晋法家则主张，“君尊则令行”，要君主独揽大权而不一定受法律的约束。这就使法律在君权以下，执行起来对君对民难得平等对待。

2、对于道德教化认识的不一。齐法家认为，人是有人性的，而人性又是可以通过教化改变的，故他们主张
“教训成俗而刑罚省”，“以力使”难服人心；“以德使”则“民归之如流水”。晋秦法家则主张，治理国家，“任其力不任其德”，“不务德而务法”，暴力就可使民惟君命是从。

3、齐“富民而治”的优越性是晋秦法家“愚民可治”所不及的。管仲主张：“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
知荣辱”。民的粮仓充实，衣食无忧才谈得上礼、仪、法度，否则，他们难免铤而走险，走向犯罪。与齐法家这种观点相对立的是晋法家的“愚民可治”，在他们眼里民被看成是如牛马一样任由驱使的动物，他们的温饱无需考虑，他们的冷暖更不用顾及，只让他们无知地照君主的意志去行动就是了。

4、对施行刑罚认识有差异。齐国法家认为，“刑罚不足以畏其意，杀戮不足以服其心，杀戮重而心不服则
上位危矣”（《管子·牧民》）。晋法家则不然，他们认为重刑可以预防犯罪，即所谓“以刑去刑”。

5、对农、工、商认识有差别。齐国重农又不弃商工，以“务本饰末”为指导思想，使农工商协调发展。而
晋法家却认为：“事商事，为技艺，皆以避农战也。”强农而抑工商，迫使工商户弃工商而从事农业。这样做的结果，必然会限制了国家经济的全面发展。

还有的学者，把齐国法治思想概括了十大特点：1.重法治而轻弃礼仪；2.君主主义而不强调君主专制；3.
治民牧民有着强烈的民本思想；4.重刑罚而不是重刑主义；5.重刑法的同时，也注重行政法、经济法、民法；

6.法、术、势三结合，仁义礼乐名法刑赏的综合治理而不是法律独尊；

7.强调法治为耕战服务而不抑制工商之业；

8.广开言路，听民议政、议法；

9.较早的提出了“法治”为结束割据一统天下服务的思想：“聚国而为天下”；

10.重视法理学的研究，形成了独特的法哲学。

还有的学者提出，齐国开放度很大的经济与坚定的法治思想相结合，“狱市并容”，才使得齐国、齐地经
济千年不衰。这一点很值得学界继续深入研究。

三

齐国法治思想，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特别是在春秋中后期奴隶制急剧向封建制转化之际，管仲辅佐齐恒
公，抓住时机，致力改革，在经济、政治、军政、行政体制各个领域，开展了自上而下的大幅度的改革。这要比各诸侯国新兴地主阶级先后登上政权宝座的时间早一二百年。至战国末期，齐国法治思想已影响及于列国，即便是主张法独尊的商、韩等，其法治思想的启萌也无不在齐。齐国法治思想不仅在古代有着广泛的影响，时至今天，其精华部分有些仍不失启示作用和借鉴意义：

1、“命顺民心则威行”。君主制法，必须顺乎民心社情。也可以说，顺民心社情的法，才能得到民的拥护
而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管子·形势解》称：“人主之所以令之则行，禁之则止者，必令之于民之所好而禁之于民之所恶。”“人主出言，顺于理则民受其辞。”这一观点，几千年来，一直被历代法家先后继承并发扬。

2、树立法律至上、法律神圣的观念。“以法治国”口号的提出，是社会大变革的产物，人类社会进步的标
志。由于其新生，在发展过程中难免有曲折、起伏、停滞甚至回潮，但却不可能逆转。齐国法家认为，治理国家，走上依法运作的道路，如同天体自然之运行，事在必然。管仲说：“天之常也，治之以理，终而复始……主之常也，治之以法，终而复始。”（《管子·形势解》）慎到说：“法者，所以齐天下之动，至公大定之制也。故智者不得越法而肆谋，辩者不得越法而肆意，士不得背法而有名，臣不得背法而有功……骨肉可刑，亲威可灭，至法不可阙也。”（《慎子·佚文》）治理国家，必须树立法贵于君、法高于亲、法是至高的、神圣的观念。只有这样才能防止以权压法、以情曲法、以贿枉法、以智乱法的弊端发生。

3、“法贵责上”，“刑贵诛大”，在法面前决不允许有特权存在。《管子·任法》载：“君臣上下贵贱皆
发（法）焉，故曰法。”“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之谓大治。”齐国法家清楚地认识到，国家立法，如果只有一部分人遵守，而另一部分人却可以不遵守，那法就难成为法，那就会引发社会混乱。从这个观点出法，齐法家特别强调了法对“贵”、对“大”的制约作用。也可以说，贵族和居上位的人依法办事了，平民百姓多数还是不会轻易试法的。“法贵责上”还有一层意思，就是对吏的制约，因为法是通过吏去贯彻执行的，所以吏必须首先守法，才能很好地执法。管仲主张，“明主治吏不治民”，就是这层意思。只有掌权者、管理者、为官者，一切在上位者不枉法、不曲法、不卖法，法就能得到正确贯彻执行。

4、实行法治，君主必须以身作则。在封建君主社会里，很难要求法对君主有多大的约束力。针对这一点，
齐国的法家特别提出：君主要做守法的表率。《管子·重令》云：“君主置法以自治，立仪以自正。”《六韬·逸文》载：“国之大失者，为上做事不法。”《晏子春秋》又载：“所求于下者必务于上；所禁于民者，不行于身。”君主这样做了，国人自会遵法、守法、而不犯法。

5、总结有法不依的历史教训，坚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的原则。齐国法治发展的历史说明，在改革的大潮
中，在社会“法治”历史的道路上，总会有人观望、逃避、敷衍、抵制甚至破坏，从而就出现了有法不依或执法不严，或破坏法治的问题。姜太公在总结殷商败亡的教训时说：“吾观其众，邪曲胜直；吾观其吏，暴虐残贼，败法乱刑，上下不觉，此亡国之时也。”（《六韬·发启》）荀况同样认为，齐闵王国破身亡，是因为不举义法，不信诺刑赏，不以法行政造成的恶果。商纣、齐闵王共同的历史教训就是有法不依，“任私而不任法”，或说是“立法而行私”。这个历史教训，历代有卓识的政治家无不引以为戒。

6、实现以法治国的大目标，必须有完善的监督机制。一个国家，总是有管理者和被管理者，有在上者与在
下者之分。管理或在上者，就是掌权者，要使掌权者正确实施法律，对他们须有必要的监督，以制约其不法行为。但在社会生活中，有的掌权者自觉接受监督，有的却抵制或破坏监督，因此这种监督必须形成严密的体制，才能确保监督的作用正常发挥。齐国法家十分强调对君和吏的监督，《六韬逸文》载，姜太公劝诫武王说：“强谏不可止，必亡；强谏知而不肯用，必亡。”并说：纣不是没有忠臣良将，是他不接受谏言才致国破身亡的。晏婴以多谏而闻名，齐景公说“夫子责我不遗寸尺”便可证明。他认为君主失去监督就会“聋喑”。《晏子春秋·谏下》载：“下无言则上无闻，下无言谓之喑，上无闻谓之聋。聋喑非害国家而如何？”《管子·君臣》云：“别而听之则愚，合而听之则圣。”齐威王悬赏求谏，争取民的监督，看来那时他已有一套下言上达的程序，是否可称为监督机制？由于他广开言路，虚心纳谏，所以使齐国出现了“大治”局面，强于诸侯。

《管子》还特别提出了对吏的监督，《重令》载：“亏令者死，益令者死，不行令者死，留令者死，不从
令者死。五死而无赦。”要求吏必须及时地、不走样地、正确地贯彻法令，若取消极态度或各取所需或留令不行或妄加修改就要“死无赦”。这样强有力的法律监督，确保了“令”的正确贯彻实施，从而使全国一致、上下一体、同心同德在法治的大道上前进。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月右加分

（作者：临淄区齐文化研究社、山东大学徐树梓、徐祥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