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首相迪斯累利（Benjamin Disraeli）曾在其1847年的小说《唐克雷德》（Tancred）建议维多利亚女王迁都印度：“女王应该集中一支强大的舰队，并与她的全部王室成员和上流精英一起出发，把帝国的所在地从伦敦迁往德里。”对此，德国宪法学家卡尔·施密特如此评论：“他预感到，英国这个岛屿不再是欧洲的一部分。它的命运不一定非得与欧洲联系在一起。它可以就此启程，改变其作为一个海洋性世界帝国的首都的位置。这艘船可以在这里起锚并在另一个地方抛锚。这条巨大的鲸鱼，利维坦，可以游动起来，找寻其他的海洋了。”

    169年之后，英国人民通过一场公投，决定脱离二战之后形成的欧洲联盟。而在西方国家中，英国又是最早公开宣布支持中国组织的亚投行的。这似乎进一步验证了施密特对英国的三个比喻：船，鲸鱼，利维坦。作为岛国的英国很难被固定在一个地方，它需要时刻保持游动状态，以寻找更适合自己生存的海域。

    但是，在这场公投中，我们又可以发现这条船、这头鲸鱼、这个巨大的利维坦内部发生的惊人分裂。英格兰地区各个选区遍布着反对欧盟的声音，但伦敦地区以及少数与欧盟联系密切的大城市则是例外；而整个苏格兰几乎都是支持欧盟的。公投结果出来之后，伦敦一片哀叹，而苏格兰民族党（SNP）人也很快宣布，他们将寻求第二次苏格兰脱英的公投机会。这个一度拥有无敌的海军、控制海上贸易、海外遍布殖民地的“日不落帝国”，现在不仅失去了它的帝国，就连本岛的统一，也都是在吃力地地维持。
 
    这背后，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历史进程？它告诉了我们什么关于陆地与海洋的秘密？
 
海洋霸主的崛起
 
    自从诺曼征服以来，英国王室在欧洲大陆长期拥有领地，并且积极参与欧洲大陆霸权的竞争。但是，跨海投放兵力，始终具有极高的成本，随着欧陆国家战争能力的提高，英国的劣势逐渐显示出来。1558——1560年加莱战争之后，英国失去了欧洲大陆最后一块领地。参与欧陆争霸战的巨大开销，迫使都铎王朝君主出售前不久从天主教会那里没收来的土地，从而导致了英格兰绅士阶层的崛起，后者在17世纪成为议会势力的社会基础。16世纪，都铎王朝末世君主伊丽莎白一世退出了大陆霸权之战，而改为在欧洲大陆维持离岸平衡，同时，积极发展英格兰的海军力量，并借助海盗力量来打击自己的对手。
 
    1588年，英国摧毁对手西班牙的“无敌舰队”。这并没有让英国马上成为海上霸权，但帮助了荷兰人在17世纪摆脱西班牙人的统治，从而崛起为新的海上霸权力量。荷兰人是军事技术的革新者，凭借强大的海军拓展商业网络，组建了强大的特许公司。但是，与英国相比，荷兰的地缘政治环境要差得多。作为欧洲大陆的一部分，荷兰需要投入大量兵力，防卫一条很长的大陆防线，并努力维持欧洲大陆上新生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内部平衡，而这对他们的力量本身是一种消耗。而英国因为自身的海岛地位，无需这种资源消耗，在其欧洲竞争对手将力量和资源锁在国内用于大陆争霸战的时候，英国却在为海外扩张输送力量和资源，对海洋的信心也逐步增长。荷兰人格劳秀斯在1609年出版《海洋自由论》，英国人塞尔登(John Selden)则提出“海洋封闭论”予以驳斥。但当英国人的海上力量达到一定强度之后，他们抛弃了塞尔登的“海洋封闭论”，采用了格劳秀斯的“海洋自由论”——因为被主权所分割的海洋对于一个弱国的自我防卫可能是有利的，但会束缚一个海上强国对外开拓的手脚。

    1688年革命对英国而言，是一次重要的道路选择。英王詹姆士二世是法王路易十四的追随者，代表着法国式的大陆绝对主义国家的发展道路。 革命废黜了詹姆士二世的统治，随着“议会主权”的确立，英国的商业阶层在政治体系中获得了更大的影响力。这是一个让债权人更加“放心”的政权，它能够以较低的利率，从国际金融市场上借到钱，支持自己的战争与冒险。在新政权之下，伦敦的金融实力也在不断增长，最终在18世纪赶上了阿姆斯特丹，将荷兰的资本不断吸纳过来。同时，在与法国的海外殖民与贸易竞争中，英国不断取得胜利，无论是在北美，还是在南亚次大陆，法国人都节节败退。
 
    在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后，英国与欧洲大陆的旧君主们结成同盟，扑灭革命。1815年维也纳会议形成的“维也纳体系”，其核心是英国、俄国、奥地利、普鲁士与法国五强统治（pentarchy）结构，但英国与俄国实际上居于霸权地位，俄国是最强的陆地帝国，而英国则是最强的海洋帝国，殖民地遍布世界各地，维系着一个庞大的贸易体系，而伦敦则是这个庞大的贸易体系的金融中心。可以说，英国凭借自己海上力量的积累，在大陆事务中已经建立起极大的话语权，成为以“大国协调”（concert of powers）为特征的维也纳体系中举足轻重的力量。但与奥、俄、普不同，英国已经在海外拓展中获得了很大的甜头，将主要精力放在海外殖民地和商业的拓展上，不参与欧洲大陆领土的争夺，仅维持离岸平衡，并保证英国海军和商船航行的安全。其中的典型就是在奥斯曼土耳其衰退所造成的“东方问题”上，英国防止任何大国单方面改变巴尔干半岛的现状，并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支持土耳其对抗俄国，在埃土战争中支持土耳其对抗穆罕默德·阿里。
 
    殖民扩张对于英国的资本原始积累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没有殖民扩张的条件，我们很难想象第一次工业革命会在英国爆发。英国是这次工业革命的领头羊，也是最大受益者。这次工业革命的结果是英国变成了“世界工厂”，进一步强化了英国在全球贸易体系的地位。大量原材料被运到英国，加工后的成品则被运到庞大的殖民地市场进行倾销。英国以丰富多样的治理机制控制着遍布世界各地的殖民地，海军、货物贸易和金融，将“日不落帝国”联系为一体。

危机与衰落
 
    但是，这个体系内部，潜藏着走向今天这样的内部碎片化的病因。经过17世纪革命，稳定下来的是一个与王朝世袭制结合的寡头政体，在1832年议会改革之前，选民人数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不到2%。与其他国家相比，统治这个帝国有产阶级（以伦敦的议会精英为代表）已经相当资本化与商业化，其利益与英国的海外殖民体系紧密关联在一起。他们的首要兴趣在于以帝国的统治机器来保障自己的商业利益。
 
    统治是需要成本的，而伦敦的殖民统治与巴黎相比，其显著特点就在于偏好各种节省成本的间接统治形式，只要能够获得合宜的利润，帝国的政治精英们宁可“统而不治”，只是在商业利润需要的情况之下，他们才有动力推进改间接统治为直接统治的努力。而当殖民地的抵抗造成过大的保有成本的时候，他们经常是宁可放弃土地，在其他地方寻找补偿。这带来的是维护帝国意志的孱弱。18世纪，帝国的政治精英们就是在精心计算之后放弃了北美殖民地；二战之后，他们也是如此放弃了一个又一个海外殖民地。
 
    这个庞大的帝国让其精英阶层充满自豪，从而也缓和了英伦三岛内部的整合问题，但许多隐患仍然不断积累下来，得不到解决：
 
    第一，在“联合王国”的政治结构下，苏格兰与爱尔兰都保持着自身的民族认同，存在向分离主义转化的可能。

    伦敦在18世纪初通过贿赂苏格兰贵族和议会，实现了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合并，苏格兰议会取消。但19世纪欧洲大陆勃兴的民族主义也影响到了苏格兰，苏格兰出现了以“自治”为诉求的民族主义组织。至于爱尔兰，从中世纪以来就长期受到伦敦的残酷压迫。在法国大革命鼓舞下，1798年爱尔兰爆发反英起义，遭到英国无情镇压。1845年至1850年爱尔兰发生大饥荒，人口锐减了将近四分之一，而伦敦对此反应冷漠。19世纪下半叶，爱尔兰自治运动风起云涌，并进而在一战之前发展成为武装革命。
 
    对王室的效忠，英语的普及，与天主教国家的战争所激发的新教自觉，共同的帝国事业，这些因素加起来，能够在本土臣民中制造出某种共同的身份认同，但这种认同很难得到清晰的官方命名。与族群构成比较简单的德意志第二帝国相比，大英帝国打造自上而下的“官方民族主义”（official nationalism）的难度要更大，它很早就已经成为一个领土遍布全球的帝国，统治着形形色色的族群，为所有这些族群打造一种民族主义是不可能的，但仅仅以不列颠和爱尔兰为基础来打造民族主义，则会对殖民地产生排斥效果。只要帝国能够维系各族群上层精英的联盟，它在“官方民族主义”上的模糊并不是太严重的问题。但是，当帝国霸权衰退，无法吸引各族群精英的忠诚之时，它们固有的民族与区域认同就会冒出来，形成强大的离心力。
 
    第二，英国工商业精英们很容易从英国的殖民体系中获得利益，但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英伦三岛自身的产业整合——当把任何资源从殖民地转运到伦敦，转手一卖就能发大财的情况之下，谁还有动力老老实实地在本土办工厂，积极应用新科技，推进产业整合？
 
    英国通过殖民扩张和第一次工业革命所形成的既得利益结构，导致其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逐渐落后。实际上，英国仍然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第一发源地，但却不是最大的受益者。新机器的出现，使得铁路和内河航运业得以勃兴，从而增加了陆地上的流动性。身处中欧，缺乏海洋权力的德国深耕其国土，发展出强大的产业集群，其先进的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将工厂里的技术革新与学者的科学研究结合在一起，支持了持久的知识创新，而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发源地英国，工匠们的技术革新和牛津剑桥的高等教育一直以来是两张皮。美国迅速引进了德国的高等教育经验，凭借辽阔的国土、庞大的人口以及比英国更为优越的地缘政治环境，发展出了19世纪最大规模的工业。而英国的投资者们仍然享受着殖民体系的红利，热衷于利润极大的海上贸易。到二十世纪初，美国与德国两国的经济总量，先后超过了英国。
 
    在回顾历史的时候，施密特将大英帝国的危机追溯到了机械时代的降临：“…… 此时利维坦由一条巨大的鲸鱼变成了一台巨大的机器。事实上，这是某种异乎寻常的质的改变。机器改变了人与海洋的关系。那类曾经在海洋上创造过辉煌的大胆的人丧失了其原来的重要性。那些勇敢的海员在帆船上所取得的成就，高超的航海技术，对于某种类型的海员的严格培养和筛选，所有的这一切在现代化的、机械化的航海工具面前都相形失色了。” 施密特固然没有更细致地解释两次工业革命对英国影响的不同，但他正确地指出，新机械的发明，使得建构海上力量的门槛不断降低，从而将削弱原有的海洋帝国的优势地位。我们可以看到，近代早期的航海家中难寻中欧德意志地区居民的踪影，但是，在普鲁士统一德国之后，凭借着迅速崛起的重工业，在威廉二世时期，德国已经拥有了一支实力相当可观的海军。而马汉1890年发表的《海权论》也深刻影响了美国政府的海军决策，带来了美国海军的迅速崛起。
 
    德美两国的崛起，使得1815年奠定的“维也纳体系”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败。在欧洲内部，德国对英国霸权发起冲击，虽然两次都未能击败英国，但成功地削弱了后者的力量。然而，“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美国在很大程度上成为胜利果实的收割者。西方内部的战争带来的另一个影响是，非西方被压迫民族获得了自我解放的机会。二战结束之后，大英帝国分崩离析，各殖民地纷纷独立或被英国入侵前的原主收回。英国的工业与贸易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广大殖民地，帝国的瓦解对于经济的打击是极其沉重的。而帝国瓦解对不同地区产生不同经济影响，也成为了喂养分离主义的素材。
 
    海军的力量是海洋帝国的标志。1953年，在伊丽莎白二世加冕之时，英国举办了一次规模盛大的国际阅舰式，在这次阅舰式上，我们仍然能够看到英联邦国家所拥有的8艘航母，显示着这个衰落的海洋帝国庞大的家底。但很快，在1957年，美国在弗吉尼亚的汉普顿锚地（Hampton Roads）举办了一次规模更大的国际阅舰式，17国共110多艘军舰参加了阅舰式，宣示谁才是新的海上霸主。
 
“去工业化”与离心力的增长
 
    即便在丢掉绝大多数海外殖民地之后，英国仍然称得上一个相当出色的工业强国。20世纪50年代，英国5000多万人口中有近900万人从事制造业，另有90万人是煤矿工人。在英国的工业基地中，我们可以找到工业重镇伯明翰与曼彻斯特、格拉斯哥、南威尔士和苏格兰的工业带、东米德兰，今天“去工业化”的伦敦在那时候也是工业重镇。英国GDP三分之一来自制造业的贡献。英国在1950年的出口贸易占到全球工业品出口的四分之一，超过当时德国、法国和意大利出口额总和。
 
    但是，好景不长。英国工业很快遭遇到了所谓“英国病”的侵袭，经济陷入“滞涨”状态。“滞涨”有外部因素，如70年代的油价上涨向下游各行业的价格传递，也有内部因素，如福利开支的增长、工会的强势所造成的对改革的抗拒。大萧条后盛行西方世界的凯恩斯主义药方在面对“滞涨”的情况，陷入运转不灵的状态。
 
    在这一背景下，1979年撒切尔夫人上台，大力推进私有化、削减福利开支和打击工会的改革。“滞涨”貌似被控制住了。但马上带来的一个后果，却是英国制造业的全面衰落。英国政府原本手里掌握着不少优质的国有企业，私有化之后，由于相应的产业利润率比较低，私营企业家们纷纷将其关闭或转手卖掉，未能经营下去。 改革对不同地区的影响差异也比较大，苏格兰重工业的衰落远比英格兰更显著，民众失业率迅速上升，但保守党政府却砍掉了许多社会福利，由此在苏格兰引发了民众对于保守党政府的普遍不满，进而成为苏格兰民族主义的天然养料。

    与此同时，保守党政府于1986年出台了《金融服务法》，放松对金融业的管制，金融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大大上升。然而，金融业能够吸纳的，通常是少数受过较高教育的人群，而将大多数人口排除在外。而这导致了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拉大。乐施会（Oxfam）2016年9月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英国成为发达国家中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占人口总数1%的富豪的财富数量是最贫穷的1/5人口拥有财富量的20多倍。数据表明，大约63.4万英国人的财富总和是该国1300万最贫困人口财富总和的20倍。
 
    在法国大革命前的旧制度下，是绝对主义王权导致巴黎不断扩张；在当代英国，是金融立国的政策导致伦敦不断膨胀。伦敦代表着发展和繁荣，但其代价是，周边的城市，尤其是工业城市，一个接一个走向衰败。伦敦金融城是一个离岸金融中心，它服务的是遥远国度的经济，它与英国本国的实体经济的联系都是很弱的。住在这里的社会精英们关心与他们自己利益息息相关的遥远国度，却越来越难于理解他们那些就业困难的同胞们的所思所想。
 
    虽然看起来都像是“亲欧”势力，苏格兰民族主义者们和伦敦金融家们的想法却非常不同。不少苏格兰人对撒切尔夫人充满怨念，认为正是前者的邪恶政策，摧毁了苏格兰的工业城市，使得苏格兰成为缺乏发展希望的地方，伦敦城为一个吸纳资源的无底洞，吸走苏格兰的精华。苏格兰独立，从发展道路上，意味着要与伦敦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划清界限，采取更倾向于社会民主主义的立国道路。而伦敦金融家们的亲欧，是因为他们与欧盟的业务联系。尽管他们对许多来自欧盟的金融管制政策非常不满，但如果英国脱欧，造成的结果就是许多金融业务离开伦敦，奔向巴黎和法兰克福。因此，在“脱欧”大局已定的情况下，他们更期待于“软脱欧”，尽可能保持英国与欧盟原有的互联互通成果。
 
    同时，伦敦金融城也需要瞄准新兴工业国家，开拓新的金融业务。2015年英国积极加入亚投行曾经让许多人大呼意外。在“脱欧”公投之后，英国迅速与中国达成了“面向21世纪全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共同意向。有人惊呼英国 “脱欧入亚”。但也许我们需要确立一个观念：英国早就是一个亚洲国家。 在帝国时代，它在亚洲拥有大量殖民地；在后帝国时代，它仍然是一条能随时起航、寻找新的海域的船。只是，在它的流动性里，既潜藏了它的成功之道，也潜藏了它的危机。
 
余论
 
    纵览古今帝国的嬗变史，我们总是能看到，一个时代的取胜之道，可能很快会在时势变迁之后，成为阻碍革新的因素。历史上英国作为海洋帝国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诸多隐患。它的精英阶层的利益很早就全球化了，并根据全球市场的潮起潮落来配置自己手头的资源，以获得自身利润的最大化。但由此形成的既得利益结构，使得大英帝国缺乏迅速推动工业升级，并在英伦三岛内部推进进一步的经济与政治整合的动力。在帝国的实力仍然较强的时候，这还不足以构成严重的问题。但是，当其他国家迅速升级工业，并转化成强大的军事实力的时候，英国的帝国霸权不可避免地受到挑战。当帝国已成明日黄花，原来因为帝国强大而被掩盖起来的问题，更会进一步暴露出来。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二战之后，英国仍不乏加强内部整合的机会。但是，撒切尔夫人的改革，造成了英国工业的衰落和伦敦金融城的畸形发展。经济结构的变化，进一步激化了英国内部的地域和族群矛盾。这次英国“退欧”公投以更为直观的方式向我们展现了这种内部分裂。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英国必然会走向分裂，英国的当政者仍然有机会寻找一条适合英国的工业发展道路，为中下层人民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只是，在“去工业化”之后，试图“再工业化”，谈何容易！
 
    出于对近代中国“走向海洋”挫败经历的反思，当代中国产生了不少海洋帝国的倾慕者。“好古”是一种难得的雅兴，但如果变成“刻舟求剑”，就会给实践带来损害。从英国衰落的历史进程来看，自从第二次工业革命以来，新机械的发明使得陆地的人和物也能够获得一种更高的流动性，而人类对航空与航天领域的开发，更使得海洋这一地理因素对于国家发展的重要意义，已经从其巅峰时刻明显下降。新的海洋霸权美国在冷战时期提出“空地一体”军事战略，在冷战之后又提出“空海一体”，充分显示出了新的空间革命对原来的陆-海格局所带来的新的冲击。近代中国在海洋力量的竞争中远远落后于列强，但新中国在对“制空权”与“制天权”的争夺中，已经跻身强国之列，这为对国土的深入开发（如高铁与高速公路的修建）和对海洋的经略，创造了战略空间。90年代以来，在互联网这一重要性与日俱增的“虚拟空间”的开拓中，中国也已据有一席之地。一言以蔽之，需要在一个复合结构中思考海权，不低估其重要性，但也不夸大。
 
    在今天，中国的海上货物贸易规模已经达到世界第一，但与此同时，中国在货物贸易中的利润仍然相当微薄。能够赚取超级利润的霸权国家，首先依靠的是对产业链的掌控力——牢牢掌握高端研发和产业标准制定环节，利用知识产权形成垄断保护，从利润中抽取最大的一份，而产品的实际制造者只是赚取一点辛苦钱而已。值得欣慰的是，经过六十多年的奋斗，中国已经拥有世界上最完整的工业体系，工业产品也不断向价值链的上游挺进。但这是一个如同逆水行舟般的艰难过程，其中潜藏着许多陷阱：比如说，金融业的畸形发展，会否阻碍工业升级的大局？在工业升级的过程中，“机器换人”会否带来制造业岗位的大量消失，从而对中下阶层的就业造成显著影响？当一个社会跌入陷阱，连“共同富裕”的愿景都无法维系时，各种离心力也就会加速上升。

    在2016年的“退欧”公投中，伦敦人愕然发现他们与周边地区民众的对立，英格兰的多数民众看到了自己与苏格兰人的对立，这种对立暂时还不会阻止英国这条承载了6000多万人口的船调整航向，驶向适合它的海域，再徐图进取。但这个星球上有什么新海域，能够容纳一条承载了十四亿人的方舟呢？（本文原载于《文化纵横》201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