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为翟玉忠先生著作《国富策》书影

编者按：本文作者是原洛克菲勒公司投资顾问，纽约廖氏投资咨询公司总裁，《金融战争：中国如何突破美元霸权》的作者廖子光（Henry C.K. Liu）；作为资深金融家，廖先生对《国富策——中国古典经济思想及其三十六计》一书作了高度的评价：“翟玉忠先生此书对于唤回人们对中华传统经济思想的关注做了重要贡献。”该书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0年1月出版，韩文版由韩国The SOUP Publishing Co.于同年出版。

中华文明对人类早期经济学的贡献普遍地为世人所忽视，为纠正这一偏向，翟玉忠先生在《国富策——中国古典经济思想及其三十六计》一书中作了非常重要的研究工作。

西方世界公认的最早的经济学著作是希腊哲学家色诺芬（430~355 B.C.）的《经济论》，该书论述农业和家庭管理。但更早三百年，春秋时的管仲（770~476 B.C.）已经开始讨论系统性的富国政策，而不是简单地讲家庭管理。

西方关于功利主义的第一本书可以追溯到英国哲学家边沁（Jeremy Bentham，1748~1832），其思想源于希腊的享乐主义哲学，他的《道德与立法原理》（1780）认为人们自然寻求将快乐最大化，将痛苦最小化。对于边沁来说，功利主义不仅是对人们行为原因和结果的诠释，而是一种道德标准，是对自利行为的辩解。这是西方文化的特征，与中国人“和”的观念恰成对照。

另一方面，先于边沁著作千年前编辑的《管子》将政治经济作为一种道德教化，同时强调法家治国（不能被误解为西方那种过分简单化的、静态的法治观念）。

社会科学不能脱离道德哲学的观点是中国哲学的一个关键因素，在新自由主义和市场原教旨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崩溃的今天，这一点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