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

编者按：随着人类整体文化水平的提高，随着影视等文化产业的发展，随着数字技术的普及，随着一神教的衰落，传统人文学科越来越难以满足人类对智慧的追求。不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传统人文学科的研究和传播基地——现代大学，逐渐被人们怀疑和质问，逐渐成为人类追求大道智慧的障碍。知识时代终结的丧钟已经敲响，奔向智慧大道时代的旅程悄悄起锚。到哪里去寻找智慧大道？雄踞东方的内圣外王一以贯之的道法文明不该在被忽视，因为道法文明蕴含着人类文明的希望。

世界范围内，人文学科的步步后退已是不争的事实。对此，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在华东师范大学举办的《语文之美，教育之责———第三届语文教育论坛》上说：“人文学科让大学充满‘灵气’，承载着学科本身之外的文化教育作用。这种时代背景下，综合大学的人文学者应该大声地、理直气壮地、有礼有节地说出人文学科的意义，并使人文学科变得重要起来。”

在陈平原看来，人文学科的课堂教学、评估模式以及教师人格魅力，都还有反思的空间。

人文学科逐渐边缘化是全世界的趋势

上世纪80年代，国内的人文学科正值“黄金时代”。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人文学科的地位步步后退，而在发达国家，人文学科也差不多在同一时期逐渐边缘化。及至2001年，互联网的兴起，给全世界的人文学科都带来了冲击。

“以前学生们都很膜拜人文学科教授，学生向老师提出一个问题，人文学科教授会告诉你这在《汉书》第几卷可以找到答案。而互联网时代数据库的出现，改变了以记忆为中心的人文学科，没有人再会佩服记录在脑海中的知识检索技能。”

陈平原教授说，这不禁让人思考，人文学科还有什么比其他学科更进步的地方？

2005年，许多大学的人文学科开始“突围”。

在陈平原看来，所谓的“突围”，就是让大学里的人文学科变得“有用”。不论是政府层面有什么决策还是社会上有什么热潮，人文学科就会立马冲上去说：“我也可以！”。

但，正是‘变得有用’的学科建设思路，伤害了人文学科的根基。

陈平原说：“人文学科与社会学科存在差异，谈城市建设、交通、大气污染等实际问题时，社会科学解决实际问题有强大的能力，人文学者最强大的解决方案应该是‘天人合一’，还能有什么具体的解决方案呢？”

在他看来，人文学科发展最主要的动力是学术，这是在上世纪90年代前的现象。而到1992年后，政府加大了对于人文学科的投资，人文学者可以支配的经费日渐增多，但大学学者的“趣味”却日渐淡化，强调思考、注重品味，擅长把玩的人文学，在这些学者“有用”的思想主导下，变得越来越僵硬、平淡、了无趣味。

陈平原认为，“学问中有人、学问中有精神、学问中有趣味，是人文学最大的特点。而今日看来，人文学的特点让人可惜。”

人文学科的日渐式微，也是世界范围内的发展趋势。去年6月，日本文部大臣下村博文给全日本86所国立大学下达指令———希望国立大学采取必要的步骤与措施，取消社会科学与人文学部组织或者转型，以便更好地满足社会需要。

起初，日本部分大学校长对此表示反对，但并没有撼动文部大臣此项政策的推行动作。今年1月，陈平原再次访问日本时与日本大学校长谈起这个政策，日本的大学校长解读说：“不是不允许国立大学兴办人文学科，只是不给经费，自行解决。东京大学、京都大学可以坚持，其余很多学校都在压缩名额，过几年就慢慢消失了。”

在陈平原看来，日本文部大臣的思路似乎可以理解———政府给国立大学的拨款，纳税人的钱，希望做有用的、实用性的知识。

在美国，人文学科发展较好的高等院校，确实也都以私立大学为主。

当然，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对于不同的国家而言，私立大学是否存在、地位如何情况各异。在当下社会发展背景下，参照国外发展的思路，人文学科退居较为边缘化的地位也是正常现象。

人文学者应该走出学科的“偏见”

陈平原认为，人文学科的发展路径与整个社会的大背景息息相关。对于学科发展的进程，个人力量无法逆转。那么，如何恰如其分地理解人文学科的变化，寻求人文学科发展的新规律，成为了人文学者应当思考的问题。

想要了解当代大学，必须先要理解学科文化。

陈平原说，人文学科的发展变化，除了政治的权威、市场的经济、大众的传媒等因素的深刻影响，还有一个被忽略的因素———社会学科的思路对人文学科也进行了改造。

“每个学科经过自己的发展，会逐渐形成自己的兴趣和兴奋点，一个学科出来的人，都有自己的‘偏见’。这些年来，学科文化的复杂性没有得到深刻的理解。”陈平原说。

整个学科发展过程中，某些学科占据主流，某些学科被边缘化，这是有发展规律的。整个“学科盘子”就这么大，哪些学科站出来、得到关注，其他学科就会被挤到边缘。只有理解整个学科状态，才能来讨论问题。

时下，在代际、文化、政治等分裂因素之外，“学科分裂”常常被忽略。不同学科的文化“分裂”，造成了同样具有深厚学科涵养的学者对同一事物的看法各异。

陈平原说，某种意义上，长期的学科训练导致了我们对世界的看法，努力走出自己学科的偏见，理解外面的大千世界，是人文学者必须做到的。

“人文学科所推崇的独立的精神、人文的思想，有迅速恢复的可能性。当下，参照国外的经验，人文学科退居边缘是正常的，人文学在中心反而不正常。在‘正常状态’中，在综合大学里，人文学者如何大声地、理直气壮地、有礼有节地说出我们的好处，某种意义上来说是让其他专业、不熟悉的专业也都能理解我们的价值。”

对于大学而言，人文学科的意义究竟何在？

陈平原给出了这样一个比喻：人文学科之于大学，就好比北京大学里的未名湖，华东师范大学中的丽娃河，是一所大学“灵气”之所在。人文学科，让大学充满诗情画意。

北大未名湖

1912年，蔡元培担任教育总长时曾立下规矩：大学以文理为中心，民国年间规定，文学院+理学院+第三个学院就可以成为大学。文理学院缺一，再多的学科也不能成为大学，只能成为学院。

王选在研发计算机激光照排时，时任清华大学校长的王大中院士曾说，“王选这种工作清华大学做不了，只能北大来做，因为这项工作本身不但是技术上的突破。没有一流的文科，单纯拥有一流的工科，清华大学也不能成为一流大学。”

而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许智宏说，为什么谈及北京大学历史时，讲述老北大、新北大的故事时，被广为传唱的永远都是人文学科教授，尤其是中文系教师。

陈平原分析说，“人文学科关注的是人的精神之气，中文系教授通常‘飞扬跋扈’，有各种各样的色彩值得记忆。人文学科知识容易理解，而自然学科知识过于专业，乃至大众很难理解。也有部分原因是因为中文系中有文采斐然的学生，他们总是把教授们渲染得‘奇奇怪怪’，妙趣横生。”

基于此，在综合性大学里，不同学科的人必须站出来让大家理解各自的专业是学什么的，专业的魅力和意义是什么。

人文学科承担学科外的文化功能

“本国语言文学的教育，承担着远远超过教学本身的任务。”陈平原说，各个大学之中，走出校园参与社会对话、干预公共事件的，往往是中文系教授。中学里的语文教师同样具备影响学生的能力。

陈平原曾带教过一名优秀的中文系硕士生。硕士毕业之际，陈平原鼓励其继续攻读博士，从事文学研究。但被这名同学拒绝了，因为他的梦想是成为一名中学语文教师。

他告诉陈平原，自己在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读书时，语文教师对其影响深远，那时他便立志站在中学三尺讲台。如今，他在清华附中担任语文教师，深受学生喜爱。

“就对学生的影响而言，高中教师超过大学教师。尤其对于男生，青春期受到教师的影响最大。形成怎样的气质、未来走什么样的路，是中学教师、尤其是语文教师的影响很大。”

陈平原说，“有的课程过了还会回来，这就是语文课。”如今不少出版机构还在印刷民国时期的语文教材，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语文学科对孩子们的影响值得关注。

鲁迅先生笔下的章太炎，是一位好老师。鲁迅先生写《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中提及，“所以直到现在，先生的音容笑貌，还在目前，而所讲的《说文解字》，却一句也不记得了。”

教师的人格魅力，对于学生的成长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但晚清后，对于中文系教师的评价逐渐倾向于著作，而忽视了教师那些弥漫在课堂里、影响学生的声音。

闻一多为人称道，与他同时期在西南联大执教的罗庸同样才华横溢，他的古诗词解析课程学生喜爱有加。但很少有人了解罗庸，因为他的著作只有一本小册子。

叶嘉莹曾说，“别的老师是一首百科词典，顾随先生是一首诗，他站在讲台上一言不发也是一首诗。

近20年来，叶嘉莹每逢演讲都会提及顾随的伟大，才让人逐渐知晓顾随先生。

英文专业出身的顾随同时热爱古代文学，他上课时从不需要教学大纲，一首诗可以赏析几个星期，将这首诗与国内外的诗歌联系起来，凭借自己对于文学的兴趣和热爱驰骋在文学的天地。

他的课程体会、鉴赏为主，留下的著作很少。

对此，陈平原很是感慨：过去，北京大学这么多好教授为了给中年教师“腾位子”，带教的学生并不多。而如今反思，却也有些可惜。

如果当年的这些老教授，能如南京大学程千帆、北京师范大学的钟敬文、苏州大学钱仲联那样坚持带教，会让学生受益很多。

“老教授”指导学生的意义，主要是精神熏陶和人格熏染。此外，文科教授与指导学生之间有一定的年龄差距，不用在学术研究上存在重合或者冲突，做学问的“气”和“精神”还在。

表面的文学系统性教授反而影响文学修养的养成

具有传统文人趣味的顾随、罗庸等人文学者与现代教育体制相遇时，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一方面，没有著作等“成果”，如何来评价这些教师？另一方面，学生们期待的是，教师将教学大纲、讲稿、PPT放在网上，根据讲稿来学习语文课。

陈平原印象深刻的是，一次中文系测试题目中让学生分析《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结果答卷里百分之七八十举例是《范进中举》———一篇中学语文课本里的文章。

这让陈平原很受“刺激”。他愤怒地问道：“大学里有没有读《儒林外史》？”没想到学生们回答说：“那么多课程和内容，我们哪里有时间读书啊，根本学不过来。”

这让陈平原反思，北大、华师大中文系讲文学课的时候，会不会受到学堂文学史教科书的限制，讲了一大堆学生们不看的作品、不知道的人物？这样的课堂，只能培养一批趣味不佳、技艺很好、出口成章但都没读过书的学生。

“有必要教那么多东西吗？”陈平原说，今天任何一个中文系毕业的学生掌握的文学知识，都超过任何一个清代的大儒。

清代大儒只需要知道自己感兴趣的部分———就专攻李白，就喜欢杜甫。如果没有文学史，中文系教师还知道如何让学生了解文学知识吗？还是说有了文学史，就像梁山上给英雄排座位一样，把文学知识排列给学生？

“没有一个英国人会说莎士比亚不伟大，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读过莎士比亚，没读过他们也知道莎士比亚很伟大。”

陈平原说，表面上知识传递的丰富性、完整性、系列性，其实妨碍了我们对具体作品的接纳和文学修养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