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旨在结合文献、考古资料以及前人的研究成果，对傅斯年的《夷夏东西说》在今天的学术价值进行一个重新的考察，将其纳入笔者所概括的中国古代文明形成进程的三-二-一结构框架中，并作为第二个阶段（即从多元到一体的过渡阶段）的典型特征来给以一个重新的定位，以期为中国古代文明形成的进程提供一己之见。

                        第一部分：绪论

    关于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自上世纪20年代安特生提出“中国文化西来说”以来，一直是中外学术界争论的一个焦点。就学界目前现有的主流观点来看，主要有安特生等人的“西来说”；傅斯年的夷夏东西说；蒙文通的上古文化三分说（河洛、海岱、江汉）；徐旭生的华夏、东夷、苗蛮三分说；苏秉琦的六大区系说；张光直的五大互动圈说以及李学勤、费孝通等人的多元一体说等，可谓众说纷纭。目前的学界，多元一体说或者三分说现在似乎占据着关于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主流观点地位，大部分学者似乎认为傅斯年的夷夏东西说目前已经只具有学术史的地位。然而，是否夷夏东西说对于解释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及其早期发展的问题就真的没有现实的参考意义了呢？实际上，已经有一些学者提出了所谓的“新夷夏东西说”， 这引起了笔者进一步的思考。

    傅斯年先生在其《夷夏东西说》一文中以一种截断众流的态度写道：自东汉末以来的中国史，常常分南北，或者是政治的分裂，或者由于北方为外族所统制。但这个现象不能倒安在古代史上。到东汉，长江流域才大发达。到孙吴时，长江流域才有独立的大政治组织。在三代时及三代以前，政治的演进，由部落到帝国，是以河，济，淮流域为地盘的。在这片大地中，地理的形势只有东西之分，并无南北之限。历史凭借地理而生，这两千年的对峙，是东西而不是南北。现在以考察古地理为研究古史的一个道路，似足以证明三代及近于三代之前期，大体上有东西不同的两个系统。这两个系统，因对峙而生争斗，因争斗而起混合，因混合而文化进展。夷与商属于东系，夏与周属于西系。以下四章是为求能证明这个设定而写的。先从商代说起，上溯夏后世者，因为后王事迹多，容易看清楚，先讨论他，于了解此文之命意上似乎便当些。 美籍华人历史学、考古学家张光直教授对傅斯年和他的《夷夏东西说》极为称赞，他说：“傅先生是一位历史天才，是无疑的。他的《夷夏东西说》一篇文章奠定他的天才地位是有余的。这篇文章以前，中国古史毫无系统可言。傅先生说自东汉以来的中国史，常分南北，但在三代与三代以前，中国的政治舞台，……地理形势只有东西之分，而文化亦分为东西两个系统。自傅先生夷夏东西说出现之后，新的考古资料全部是东西相对的：仰韶——大汶口，河南龙山——山东龙山，二里头（夏）——商，周——商、夷。……《夷夏东西说》不是很长的一篇文章，但是有了这篇文章以后，历史学家看中国历史便有了一个与前不同的角度。这样的文章可以说是有突破性的。”“他的东西系统成为一个解释整个中国大陆古史的一把总钥匙……傅先生也没想到的，在整个中国大陆东西对立都是很显著的现象与研究题目。” 

    张光直先生是著名的美籍华裔考古学家，他对于傅斯年先生夷夏东西说的肯定与称赞应该说是十分允当的。近年来，随着全国各地考古工作的不断推进与新成果的不断涌现，学者们所掌握的材料已非傅孟真先生所能及，在多元一体的文明起源多中心的语境之下，傅斯年的夷夏东西说似乎已经被遗忘或者成为了学术史的研究对象。然而，笔者认为，过分强调多元似乎并不是十分有利于给与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以一个明晰的发展线索，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在由多元到一体的过程中一定经历了一个一些文化退居边缘，一些文化居于主流，相互融合同时又相互争夺的阶段，而这一阶段，正是傅斯年所强调的夏商周三代东西两大集团长期拉锯的格局。

                      第二部分：西部集团

    傅斯年所言及的西方系统，主要是指华夏和周这两大集团，分布的范围主要包括今天的河南西部、山西南部和陕西的关中地区一带。随着新的考古发现和出土文献材料的增长，笔者认为这一西方系统大范围还可以进一步的扩大，即将甘青地区、成都平原地区和峡江地区纳入这样一个系统。

    就甘青地区和陕西来看，数十年来，考古学者已经在这一带进行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发掘，从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马厂文化一直到辛店、寺洼和卡约文化的序列已经被梳理出来。从这一地区出土的文物遗存来看，应该说与中原仰韶文化的关系是十分明显的，尤其是丰富多样的彩陶器，可以说成为了这一联系的最好证明，以至于早期的一些学者甚至将其统一归为“彩陶文化”。此外，从出土文献这一角度来看，有一份重要的材料引起了笔者的注意，这就是上海博物馆收藏的简牍——《容成氏》。这一点似乎已经有学者作出了较为深入的解读，吴锐在《从〈容成氏〉所记桀逃亡路线看夏文化与西部的关系》一文中指出：当前学术界寄希望于从豫西或晋南寻找最早的夏文化，本文认为夏文化的文化渊源可能在渭水上游。上海博物馆藏战国竹简《容成氏》所记汤伐桀、桀逃亡的路线是戎遂→鬲山氏→鸣条之遂→南巢氏→苍梧之野。本文对最后两站南巢和苍梧提出新解，认为它们都在今陕西东南、湖北西北的汉水流域。桀逃亡的意图是想从东方鸟夷大本营逃脱，进入西北夏人的老根据地。陕西在中国上古史框架中的地位需要重新定位。基于以上几点考虑，将甘青地区纳入这一西部集团的文化体系之中应该是无大问题的。

    至于成都平原地区，文献和考古材料以及已有的研究所能够提供的支撑似乎就更多了。《史记•六国年表序》：“禹兴于西羌。”《新语•术事》：“大禹出于西羌。”《盐铁论?国病》:“禹出西羌。”焦氏《易林》卷16:“舜升大禹石夷之野。”《蜀王本纪》:“禹本汶山郡广柔县人,生于石纽。”《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禹家于西羌,地曰石纽,石纽在蜀西川也”。《三国志?秦宓传》:“禹生石纽,今之汶山郡是也。”裴注引皇甫谧《帝王世纪》曰:“鲧纳有莘氏女曰志……生禹于石纽。”又引谯周《蜀本纪》曰:“禹本汶山郡广柔县人也,生于石纽,其地名刳儿坪。”彭邦本先生指出：“可见汉晋时期,禹兴于西羌是普遍的看法。” 有没有先秦时期的相关记载呢?刘向《新序?杂事第五》载“鲁哀公问子夏曰:‘必学而后可以安国保民乎?’子夏曰:‘不学而能安国保民者未尝闻也。……禹学乎西王国’。”与成书于战国的《荀子•大略》“禹学于西王国”之说同。不过真正直接与上引汉晋记载吻合的,是《史记•六国年表序》“禹兴于西羌”条下《集解》引皇甫谧曰:“《孟子》称‘禹生石纽,西夷人也’。”此当为《孟子》佚文,不见于今本《孟子》。此种情况在古代文献流传过程中所在多有,近世出土文献每有证明。不仅如此,禹族最早生息繁衍于甘青高原及附近西羌地域的传说,也与《尚书?禹贡》“岷山导江,东别为沱”亦即大禹治水始于长江上游的岷江流域地区的记载吻合。由此可见,司马迁等讲禹兴于西羌,并非臆说,确有所据。

    彭邦本先生指出：禹族或曰夏部族起源于上古西羌,并在岷江上中游地区积累了丰富的开发和治水经验,于传说中的五帝时期由西东渐黄河流域,成为尧舜部族联盟的重要成分。伴随着洪水治理和夏、夷两大族群的起伏跌宕的政治互动,禹族或曰夏部族的诸多支系在虞夏之际即已徙居或建国于黄河中下游广大地区,为早期华夏文明的形成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并在那一带留下了凝淀有丰富古代信息的诸多传说、史迹和今昔地名。 关于古代活动于岷江上游的禹族先民是如何越过秦岭进入关中乃至中原地区的问题，蒙文通先生早有论说：在“鳖灵入蜀、楚灭廪君及枳”和“秦举巴蜀”之前,“蜀境内之交通线则古今有所不同,而多为人所忽” 这就是所谓的“岷江走廊”，彭邦本先生认为：这条上古以来就存在的迁徙通商之道,正是沿岷江河谷出甘青之路线,既可西北连接羌族的河湟祖地,又可北至甘肃东部,进入渭河流域,应该就是作为黄帝族支系的禹族自岷江上游徙往中原的主要途径。 此外，兰州大学的王艳明先生对于羌族与华夏族的关系也进行了一个较为细密的梳理，他在《试论古代羌族在华夏早期文明形成过程中的历史作用问题》一文中指出：古代羌族与华夏族在族源上有着渊源关系。古代羌族不但直接参与了华夏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而且为华夏早期农业文明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而对于周人集团与华夏集团之间的密切联系，傅斯年先生已降的许多学者已经有了一个比较深入的研究，近年来沈鸿先生从《诗经》角度切入对于夏文化与周文化之间关系的探讨应该说也提供了一个较为有利的旁证。 最后，我们还可以举一点考古材料方面的证据。上海博物馆的马承源先生在其所编写的《中国青铜器》一书中指出：巴蜀文化中一部分青铜器的器形保留着西周早期或更早的青铜器特征，其中有一类是依原形仿铸的，有一类是仿造而经过变形的。部分器形没有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以上两类器物（按：兵器和乐器）年代都不早，之所以要采用这种形式，也许和巴人参与武王伐商（按：《尚书》、《史记》均载此事）而获得殷周型兵器并将之长期流传有关，是小邦国为增大其荣誉从而对周文化仰慕的一种表现。……巴蜀青铜器深刻地体现了周文化和巴蜀文化交流和融合的历史。

    而峡江地区与中原地区的关系，似乎目前由于材料上的不足，研究还不是十分的深入。史籍上有关于巴人、蜀人参加武王伐纣的记载，如果这一记载属实的话，巴人至少在这一时期已经被纳入了西部集团的联盟中去也当无太大问题。 

    综上所述，我们大致可以将西部集团扩大到甘青、成都平原乃至峡江地区一代，而这一区域内的诸文明就构成了扩大化之后的“西方系统”。

                     第三部分：东部集团

    傅斯年在其《夷夏东西说》中所提及的东方系统，主要包括了商和东夷两个集团，其地域范围大致包含今天的河北、河南东部、山东、安徽北部及江苏北部一带。笔者认为，根据近年来的考古发掘成果，这一系统同样有扩充的可能，其地域范围似应将长江下游地区纳入其中。

    在长江下游诸文化中，最为值得关注的即是良渚文化。自其发现以来，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已经取得了十分丰硕的成果。1986和1987年，在浙江余杭县的良渚遗址群中，先后发掘了反山和瑶山两处遗址，张忠培先生认为这一发现表明良渚文化已经进入文明社会。1992年至1993年，考古工作者又在浙江余杭莫角山良渚文化中心遗址和1999年江阴高城墩墓地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尤其是近期考古工作者又在莫角山良渚文化中心遗址新发现古城城址，使我们认识到长江下游地区有可能更早进入文明状态。 在良渚文化正式由夏鼐先生定名之前，曾一度被称之为“浙江龙山文化”，这主要是由于其代表性器物黑陶器与山东龙山文化的黑陶器存在着很大的相似性。（当然在具体的工艺上亦有较大差别，故而夏鼐先生认为有必要单独命名为良渚文化而不用“浙江龙山文化”） 基于这一点，我们虽然不能将良渚文化与山东龙山文化看作统一文化系统，但二者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文化互动则是确定的。此外，关于良渚文化的最终衰落以及衰落之后良渚先民的去向，学界也是莫衷一是。综合来看主要有两种观点：滞留原地说和向外迁徙说。由于我们看到良渚文化之后长江下游地区的文化似乎与良渚文化存在较大的差距，笔者还是毋宁认为良渚先民或者至少他们中的一部分应该离开了这一地区。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他们到哪里去了呢？由于根据C14年代测定，我们发现良渚文化的黑陶器似乎略早于山东龙山文化的黑陶器，那么是否可以这样推断，良渚人或者至少其中的一部分在黄河下游地区并对这一地区山东龙山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呢？

    至于江西地区是否应该归入东部集团，笔者也找到了一些考古发现方面的依据。仅从商代而言，1989年江西新干大洋洲出土了475件青铜器。……这些器物中有典型的商代青铜器，也有商代经后人加工或改造过，使得器物的形制、纹饰具有本地域特色，也有完全是南方土著民族独特的创造…… 笔者2006年曾有幸亲临国家博物馆目睹了这批文物中的一部分，可以看到，它们中的许多虽然具有这非常鲜明的地方特色，但从器型和纹饰等方面来看，与商文化的密切联系仍然是显而易见的。我们虽然还不能据此将这一地区划入商代的统治范围，但其深受商文化之影响甚至已经纳入商文明的辐射圈似乎是没有太大问题的。

                    第四部分：南方系统

    最后再来略为谈一谈南方系统。这一系统主要是指徐旭生先生所说的苗蛮系统。就其地望来看，该系统主要分布在两湖地区，根据这一地区目前考古发掘的成果来看，在夏之前，从屈家岭文化到石家河文化，这一地区的文明水平似乎达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 但在约前2000年前后或者更早一些，中原地区的文明对这一文化系统有一个很大的冲击，从文献来看，主要就是所谓黄帝至尧舜禹对于南方的征伐 ，使得这一文化系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同时来自中原的文化也进入了这一地区。对于夏文化得南渐，彭适凡先生在《江西地区新石器时代末期文化与夏文化的南渐》一文中指出：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研究报告，夏朝自启开始至桀灭亡，共有十四世十七王，前后经历四百余年，即从公元前2070至前1600年。就在这四百余年间，江西地区的土著居民基本仍处于原始氏族制后期即新石器时代末期阶段，其社会发展阶段可以说比黄河流域整整慢了一大步。随着中原华夏族首领尧、舜特别是禹对江汉地区三苗族的不断征讨和最后征服，夏人也开始越过大江而进入赣境地区，并以其先进的文化给予当地土著文化影响，从而促进了赣境地区原始氏族制的解体，也开启了华夏民族与古先越民族的融合过程。夏亡商兴之后，这种近乎于单向性的文化影响仍然得以延续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在湖南宁乡出土的青铜器，无论从其器形还是装饰风格来看，都可以充分体现出商代中原地区的青铜文化对于这一地区的巨大影响。这一局面随着《史记》所记载的周对于楚的分封可能一直延续到春秋早期。一直到春秋中后期及战国时期楚文化兴起，南方系统才获得了较大的发展。随着楚王问鼎中原以及楚文化的东渐，造成了南方文化系统对于中原地区的回流，进而影响了河南地区南部和淮河流域的文化发展。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在屈家岭、石家河文化时期，南方系统获得了较大的发展，但从夏商直至春秋前期，南方系统长期处于中原文明近乎单向性的影响之下。因此，笔者认为至少在这一时期，南方系统并不足以同东夷与华夏两大集团形成三足鼎立之局，夏商周三代中国大陆的文明图景，依然主要表现为傅斯年先生所概括的东西两大集团的长期拉锯。

                       第五部分：结语

    基于以上的思考，笔者认为三分说或者多元说在中国文明起源的早期似乎的确具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进入文明形成初夜或者文明诞生之后的最初阶段，似乎东夷和华夏形成了东西对峙的局面，而南方系统则暂时处在了一个次要的地位甚至可以说具有某种次生性（受到三次主要的冲击：黄帝至尧舜禹与三苗的冲突——夏文化南渐——商文化南渐）。在约前21-17世纪，西方的甘青——巴蜀——华夏系统一度占据优势，随着姜炎部落东进以及禹族西兴东渐等进程，华夏在这一时期占据优势地位（即夏朝）（傅斯年所谓西胜东）。接下来（约前17-11世纪），随着夏代晚期商——东夷的联盟，商文化西进，进而取得优势地位，其辐射范围扩大到长江中下游广大地区（东胜西），然后又是周人东进灭商，从而完成又一次的西胜东。不过在周人东进之后，以楚文化为代表的南方系统在经过很长时间的潜流发展期之后进入了较为强势的阶段，从而在南方发展出一个高度发展的文明体系，并对于中原文明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最后秦吞灭六国，南下北上，从而最终完成全国统一。 

    这就是中国古代文明三-二-一的发展进程。笔者认为，至今来看，傅斯年的夷夏东西说对于概括第二个阶段（由部落或者部落联盟过渡到帝国的最重要的阶段，或者说由多元逐渐发展为一体的过渡阶段）似乎依然是适当的，并且得到了相当多的考古学和文献材料方面的证据支撑。 一言以蔽之，夷夏东西说，不仅具有学术史的价值，对于阐释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与发展进程也仍然是十分重要的“一家之言”。

    （作者系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