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性市场，主要设在一些经济发达的交通要道之地。其交换范围不受一郡、一县的限制。带有明显的地区性色彩。如"曹市"、"代市"、"河市"等，就是汉代泛指的大范围的地区市场，而不是郡国专称之市。③又《盐铁论·通有篇》记："燕之涿蓟，赵之邯郸，魏之温轵，韩之荥阳，齐之临淄，楚之宛陈，郑之阳翟，三川之周，富冠海内，皆天下名都"。这些名都，一般皆有商品市场，有的往往也成为跨郡、国的重要交易场所。通过贩运商人的运作，将各地的方物、特产、名优产品等互相调剂，实现流通。还有郡、县市场，这是指郡治、县治所在地设的市。此类市场，面广量多，汉代得到空前发展。据《汉书．地理志》、《续汉书．郡国志》载：西汉平帝时，凡郡国103个，县、邑、道、侯国1 587个。东汉顺帝时，凡郡国105个，县、道、邑、侯国1 180个。依汉制，郡、县筑城，城中有市。若每个郡治、县治设一市，则西汉末有103个郡国市，1 587个县邑市；东汉有105个郡国市，l 180(实为1 181)个县邑市。当时郡、县市场的实例多见。例如：郡治市场有："淮南市"、"会稽市"、"北海市"、"张掖市"、"酒泉市"等。④县治市场有："临邛市"、"淮阴市"、"吴市"、"平阳市"、"湟阳市"、"襄平市"、"觻得市"等。⑤故东汉王符在《潜夫论．浮侈篇》中说：当时"天下百郡千县，市邑万数"。四川广汉县、彭县、新繁县出土的《市井》画像砖，则具体反映了当时地方市场交易的热闹场面。从《市井》画像砖上，可以看到，当时商店林立，市肆门垣，市楼、市隧齐备，市貌井然，交易频繁，一派生机景象。当然，区域性市场中有的或许与郡、县治市场重合，难于绝对分开，但一般是层次分明，各有特色的。县以下的乡村、里聚也有市。当时的乡有乡市。见于记载者，如"南乡之市"、"西乡之市"、"中乡之市"等⑥；里有里市，如"槐里市"、"细柳市"等⑦。就是乡亭也往往有市，称"亭市"。⑧汉代农村市场的数量和规模，过去学界重视不够。其实，除乡村亭市数量，因困于史文简缺目前未可详考外，乡市、里市的数量仍可略知大概。根据当时的政区设置，若每个乡、里皆有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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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太平御览》卷191，陆机：《洛阳记》。但同书卷827引《洛阳记》又云：洛阳的三市是："大市为金市，在大城中，马市在城东，南市在城南。"二处的市名、方位记载不一，然数量不同。说洛阳设三市，这可能是就较重要的市而言，实际数量当不止此数。(晋书．食货志)云：永平五年，洛阳"立粟市于城东"。可见洛阳至少有四市。
② 黄今言：《秦汉经济史论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8-80页。
③ 陈直在《汉书新证》中写道："《季木藏陶》一。三页，有’曹市’、’东武市’，104页有’都市’、’代市’等陶片。洛阳王城出土有’河市’陶片。……所谓’曹市’、’代市’、．河市’，皆泛称大范围地区之名词"。(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3l页)其说可从。因为"曹"在先秦时为国名，汉时泛指地区名称；"代"为燕代之地，汉时为泛称；"河"指三河(河南、河北、河东)，即黄河中下游地区的通称或泛指，也非专指某一郡国地名。故将"曹市"、"代市"、"河市"视为区域性市场，似可成立。
④ 分见《史记．黥布传》、《后汉书．蓟子训传》、《三辅决录》、<居延汉简甲乙编》37．29。
⑤ 分见《史记．司马相如传》、<淮阴侯列传》、《汉书．梅福传》、《尹翁归传》、《后汉书．党锢列传》、《三国志．公孙度传》、<居延汉简甲乙编)270·20。
⑥ 据考古资料：在长沙马王堆和江陵凤凰山出土的漆器铭文中，有"南乡之市"、"中乡之市"等戳记。在传世的陶文中也有"南乡之市"的记录。又(居延汉简》第191．13页简云："五月甲戌，居延都尉库丞登兼行丞事，下库城仓口用者书到令、长、丞侯尉，明白大扁书乡市、里门、亭显见处。"这片简文中的"乡市"，同样是指乡之集市。
⑦ 陈直先生在《关中秦汉陶录》中，收有"槐里市久"的陶壶。据考，"久"为酒之省文，"槐"是里名。是证当时有"槐里市"。又据<汉书．地理志)记有不少的"聚"，如刘聚、彭泽聚等等，聚多为自然村，大"聚"有时与里重合，里聚有市。王褒(僮约)有"担荷往来市聚"之谓。又长安西郊的细柳聚有市，称为"细柳市"。这些都是里市存在之证。
⑧ 《隶释》卷2《郁阮君神词碑》载："漂没田畴，寝败亭市"。又《金石萃编》卷13《史晨餮孔庙碑》云："史君念孔渎，颜母并去市辽远，百姓酤买，不能得香酒美肉，于昌平亭下会市，因彼左右，咸所愿乐。"

有6 622个，里市(聚市)66 220个。东汉的乡市3 682个，里市36 820个。当然，这只是依据政区制度推测的数量。因中原和边郡存在差异，各地人口、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特别是中原以外的则西汉的乡市边远之地。人口稀少，经济落后等因素，实际情况或许远远达不到这个数量，这个数字或许偏高，但其数量不当低估。它对农民具有调余补缺的意义。这与唐代御敕"诸非州县之所，不得置市"①的制度迥然各异。

秦汉时期的市场结构，大致上可分京畿市场、区域性市场、郡、县治市场和乡、里市场类型。这表明多层级市场基本形成。这对推动社会进步，促进商品经济发展，无疑具有积极意义。

但是，这些市场设置后，是否可以认为："商品交流已很畅通"，在全国形成了"畅达的商品流通网络"?看来，还不能得出如此结论。其一、当时的商品流通，受交通条件和运输手段的制约较大。秦汉政权为加强政治统治，虽然致力于交通建设，当时以关中的京师为中心，开辟了数条干线，向四面幅射，南北水陆交通有所改善。但物资运输的困难仍然很大。如据记载：当时东部琅邪负海之郡，将粮食"转输北河，率三十钟而致一石。"②又云："汉通西南夷道。作者数万人，千里负担馈粮，率十余钟致一石。"③有的地方因交通不便，"转运所经三百八十九隘。前后没溺死者，不可胜算。"④在汉代，政府行为转漕物资如此艰难，耗费量如此之大；至于商人的商品运输，也就更为可想而知。秦汉时期，交通闭塞和运输手段落后的情况比较普遍。例如：闽越之地，"与中国异，限以高山，人迹所绝，车道不通，天地所以隔外内也。"⑤又武都之地，"运道艰险，舟车不通，驴马负载，僦五致一。"⑥至于中原内郡也存在交通不便，制约商品流通的局面。《盐铁论．通有篇》说："今吴、越之竹，隋、唐之材，不可胜用，而曹、卫、梁、宋采棺转尸；江湖之鱼，萊黄之鲐，不可胜食，而邹、鲁、周、韩藜藿蔬食……然百姓匮乏，财用不足，多寡不调，而天下之财不散也。"这里所说的多寡不调，财利不散，反映了各地物产流通范围有限。商品流通得不到畅达。所以，东汉桓帝之时，"土宜麻枲"的五原郡，由于"俗不知织绩"，仍然"民冬用无衣，积细草而卧其中，见吏则衣草而出。"⑦可见，不少地区还处在与市场隔绝状态。

其二是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中原地区开发较早，商品经济有相当的发展，但周边偏僻地区的商品经济仍较落后，商品交流未能在全国范围内得到畅通。从工商城市的布局来看，西汉全国郡、县城市约1 600余个，其中司隶、豫、冀、兖、青、徐等州的城市达530余个，而江南的荆、扬二州，地域很大，城市仅180余个。东汉光武帝虽然在北方裁并了一些县，然城市的地域空间布局，主要还是集中在黄河中下地区。城市是人类文明里程的标记，是工商业汇集和商品流通的中心地。中原地区城市布局密集，说明具有广泛的"商流"、"物流"条件，反映了它经济发达，商业繁荣。但江南有些地方乃无法与中原相比。淮南王刘安就曾说道："越，方外之地，酂发文身之民也。"这里"非有城郭邑里，处溪谷之间，篁竹之中。""越人愚戆轻薄，负约反贾，其不用天子之法度。"⑧至于有些"蛮人"所居之地，汉廷虽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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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唐会要》卷86"市"条。
② 《史记》卷Ⅱ20<平津侯主父列传》、<汉书》卷64上(主父偃传)。
③ 《史记》卷30《平准书》、《汉书》卷24下《食货志》
④ 《后汉书》卷16《邓禹传附训传》。
⑤ 《汉书》卷64《严助传》。
⑥ 《后汉书》卷58《虞诩传》。
⑦ 《后汉书》卷52《崔寔传》。
⑧ 《汉书》卷64《严助传》。

那里设了郡县，但语言各异，"长幼无别"。①当时江南人民"不待贾而足"的情况仍然存在。在经济落后地区，生产力低下，城市布局少，群众生活消费水平有限等，这些无疑制约着市场网络的空间扩张和商品流通。

其三、关卡林立、关税苛重也制约了商品流通的畅达。汉代交通管制极严，内则水陆孔道。外则边陲徼塞，普遍设有关卡。据《汉书。地理志》：当时的关卡，主要设在内地的关口要道和周边各族的交界地区。如弘农郡设有函谷关、陆渾关；上党郡设有上党关、壶口关、石研关、天井关；代郡设有五原关、常山关；上谷郡设有居庸关；敦煌郡设有阳关、玉门关；汉中郡设有合浦关；群柯郡设有柱蒲关、进桑关；苍梧郡设有离水关、榭沐关、荔平关；郁林郡设有雍鸡关；合浦郡设有合浦关。此外，还有九真郡的界关，等等。当时设置这些关卡，既有其政治、军事上的需要，同时也有控制商贾、征收关税的经济目的。文帝时虽然一度放宽政策，"除关，无用传"，"开关梁，不异远方"。但景帝即位后即行恢复，"复置诸关，用传出入。"②与周边少数民族’’互市"，也在边关进行。依照汉制，通商要有"传"(通行证)，无"传"，则视为"阑"，即"妄也"，也就是走私。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说，"汉兴……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这当是在文帝"开关梁"之时的实况，非指整个两汉。正因关卡很严，所以才有"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榨马、僰僮、牦牛……"，"独蜀出枸酱，多持窃出市夜郎"③的记载。当时通商，不仅关卡控制严，而且在抑商政策下，关税也很重。秦自商鞅变法后，就"重关市之赋(税)。④"在云梦秦简中，还有专门的《关市律》。⑤说明秦代征收关税已成制度，而且很重。时至汉代，关税仍然多倍于田租。如据《三国志．魏志。文帝纪》注引《魏书》载："庚戌令曰：关津所以通商旅，池苑所以御灾荒，设禁重税，非所以便民，其除池禦之禁，轻关津之税，皆复什一。"这是东汉延康元年(220年)所下的一道令文，恢复"什一"之制，还认为是"轻关津之税"，说明通常的关税当在十分之一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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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后汉书》卷86《南蛮西南夷列传》。
② 《汉书》卷5《景帝纪》。
③ 《后汉书》卷86《南蛮西南夷列传》。
④ 《商君书．垦令篇》。
⑤ 《睡虎地秦墓竹简．秦律十八种》关市条，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

二、 各地市场联系增多，但尚未"形成全国性统一市场"

春秋战国时期，各地市场的联系和商人跨地经商的情况常有出现。如《左传》僖公三十三年载：郑国商人弦高去周地经商，至滑国遇上秦国的军队。《左传》成公三年载：郑国一商人至晋，受到晋大夫荀罃的"善见"，后来又去齐国经商。《管子·小匡篇》云："服牛轺车，以周四方。料多少，计贵贱，以其所有，易其所无，买贱鬻贵……"。战国商人为了"货殖"，"以周四方’’者，为数不少。

秦汉时期，在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度下，各地经济交往扩大，商品交换较前活跃。《汉书．伍被传》曰："重装富贾，周流天下，道无不通，交易之道行。"《盐铁论．力耕篇》云："自京师东西南北，历山川，经郡国，诸殷富大都，无非街衢五通，商贾之所臻，万物之所殖者。"当时以大中城市为中心各地市场联系在战国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兹就《史记．货殖列传》的记录列举如下：

关中地区："膏琅沃野千里"，"四方辐凑，并至而会"。这里的"雍，隙陇蜀之货而多贾。m’栎邑，北卻戎翟，东通三晋，亦多大贾。"作为关中大后方的巴蜀，"南御滇僰、僰僮。西近邛笮，笮马，旄牛"，与西南少数民族贸易。三河地区：位居"天下之中"，能绾轂东西南北。其中，"扬、平阳，西贾秦翟，北贾种、代。""温、轵，西贾上党，北贾赵、中山。"洛阳"东贾齐鲁，南贾梁、楚。三河人民喜好经商，多"通商贾之利。"燕赵地区：位处黄河以北。邯郸是漳、河之间的都会。"北通燕涿，南有郑卫。"西却三晋，东近梁、鲁。燕为渤海、碣石之间一都会。"南通齐、赵，东北边胡。"齐鲁、梁宋地区：齐"带山海，膏琅千里。"临淄是海、岱间一大都会，人众殷富，系鱼盐、纺织中心。"定陶、睢阳亦一都会"，其俗好农，又好商贾之利。江南地区：吴是江东都会。"东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江陵即原来的郢都，"西通巫巴，东有云梦之饶。"陈，也曾是楚的都城，"在楚、夏之交，通鱼盐之利，其民多贾。""寿春也一都会。""而合肥受南北潮，受皮革、鲍、木输会也"。岭南地区："处近海，多犀象、碡瑁、珠玑、银、铜、果、布之湊。"番禺是都会。"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①

大量史实表明，秦汉时期各地市场的联系确实增多了。商贾活动的地域范围，主要集中在黄河流域的关中、三河、燕赵、齐鲁等地区，但淮河、长江流域及岭南也有他们周流之所及。

那么，秦汉各地市场联系增多，是否如有人所说的那样：已经形成了全国性统一市场?我们认为：秦汉市场虽然已较广阔，或者说有广阔的市场。但它只是地域性市场在空间的扩展，是简单货物交换的大市场，尚未形成为全国性统一市场。作为一种社会经济形式的统一市场，是商品经济显著发展的产物，也是市场发育成熟的重要标志。统一市场的要求，从总体来讲，它必须是统一的，不是分割的；是开放的，不是封闭的；是规范的，不是无序的。统一市场的基本特征是：实行统一的市场政策；统一的度量衡标准；统一的税制；统一的货币；统一的市场价值等。但秦汉时期的商品市场，并未完全具备这些条件，不少方面还存在偏缺和不足。

首先，各地市场联系虽已增多，但仍然存在不同程度的封闭性和分割性。前面讲到，由于交通运输、地区差异、关卡林立和抑商政策等多方制约，当时全国的商品流通并不完全畅达。还当指出的是，在汉朝境内，中原汉人与少数民族的贸易包括关市，需要得到汉廷的允许和批准，贸易地点必须在指定地址。交换的商品也受到某些限制。《汉律》规定："胡市，吏民不得持兵器及铁出关，虽于京师市买，其法一也。"于此说明市场的封闭性已很明显。至于市场的分割性也较严重。其突出的一个表现是不少的郡设置"属国"。据记载：西汉从武帝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开始，到昭、宣时期，大约设有七个属国。如：安定属国，天水属国，上郡属国，西河属国，五原属国，张掖属国，金城属国。东汉时期，对西汉原有的一些属国，如安定、西河、上郡、金城、张掖等属国仍继续存在或复置，自安帝后，又增加了新的属国。即：广汉属国，蜀郡属国，犍为属国，居延属国，辽东属国，酒泉属国，涿郡属国等等。从西汉武帝到东汉时期，先后在安定、天水、上郡、西河、五原、张掖、金城、广汉、蜀郡、犍为、涿郡、辽东等十余个郡的大片土地上实行"属国制"，是有史可证的。③汉廷对这些"属国"的政策是，实行"因其故俗"而治。它们的"故俗"，不仅社会组织、生产方式、生产力水平与中原汉人不同，而且经济生活、商品流通也是有别的。这些"属国"尽管与中原地区有些商品交换，但往往时断时续，並无恒定。因此，没有充分的史实证明，它们已经纳入了全国统一市场的商品流通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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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汉书》卷28《地理志》。
② 黄今言：《秦汉军制史论》，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92一194页。

货币是市场交换的中介。发育健全的统一市场，要有统一而稳定的货币制度。《汉书．食货志》说："秦兼天下，币为二等。黄金以镒为名，上币；铜钱质如周钱，文曰半两，重如其文。"汉兴，继续以黄金、铜钱为币。这说明当时对铸币的材料确实是做了统一，规定为金、铜两种。但币制的质量和规格并未一以贯之的完全统一。期间的铜钱，币制有过多变。例如：汉高祖时 (公元前206年以后)，以秦钱重，不便使用，改铸"榆荚钱"。吕后二年(公元前186年)改行"八铢钱"。吕后六年(公元前182年)改用"五分钱"，径五分，重二点四铢。文帝五年(公元前175年)改行"四铢钱"，文曰"半两"，撤销盗铸钱令，民得自由铸造。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改铸"三铢钱"，重如其文。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罢"三铢"，复行"半两"，或称"三分钱"。至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铸"五铢钱"后，铜钱作为流通货币才基本上通行全国。在此之前，由于多次变更币制，尤其是自由铸币，造成"又民用钱，郡县不同，或用轻钱，百加若干；或用重钱，平称不受，法钱不立"，"奸钱日多"，货币混乱。再就金币而言，从大量的出土资料表明，其时没有固定的标准重量，虽然金币的形制大体近似，但大小不一，重量不等，流通时要割凿使用，属称量货币，市场交换多有不便。同时，金币与铜币的比价，除王莽时定为"黄金一斤，直钱万"03外，其他时间未见法定比价。如《九章算术》载："今有人持金十二斤出关，关税之，十分而取一。今关取金二斤，偿钱五斤，问金一斤值钱几何?答曰：六千二百五十。"又"今有共买金，人出一百盈三千四百，人出三百盈一百，问人数金价几何?答曰：三十三人，金价九千八百。"这里，金币与铜币出现了四种不同的比价，即：每两黄金值1 347钱、625钱、390钱和613钱。这种比价无一确切值，显然不利于市场上的商品交换，也容易紊乱。特别是王莽时期，他在十几年中，先后四次币制改革，使货币多变。第一次居摄二年(7年)，使用"大泉"，值50钱；"契刀"，值500钱；错刀，值5 000钱；五铢，值一钱。第二次是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废止刀钱和五铢，使用"大泉"和"小泉"，其值分别为50钱、1钱。第三次是始建国二年(公元10年)实行"宝货"制，繁琐庞杂，荒谬绝伦。计有五物(金银龟贝铜)、六名(钱货、金货、银货、龟货、贝货、铜货)二十八品。②王莽的货币改革，制造了三十七种不同质地、不同形制、不同计算单位、不同比值的货币，使人们难以树立对货币的信赖。由于他在改制货币中，以轻换重，以劣换优，使货币多变、混乱，故《汉书．食货志》说：王莽"每一易钱，民用破业，而陷大刑。""百姓溃乱，其货不行……于是农商失业，食货俱废，民涕泣于市道。"结果，导致市场萎缩，甚至出现"货币杂用布帛金粟"③和物物交换情况。东汉立国后，光武帝刘秀恢复了"五铢钱"制度。然在章帝元和年间，尚书张林提出：当时"谷所以贵，由于钱贱故也。"于是他建议："可尽封钱，一取布帛为租，以通天下之用。"④在此后的一百多年中，仍有人多次提出"钱轻"或改铸"大钱"的议论。至董卓毁"五铢钱"，更铸"小钱"后，乃出现"货贱物贵，谷石数万。"⑤由于通货膨胀，物价腾贵，引起社会动荡不安。这种长期间货币流通的多变、恶化，不利于培育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

价格在市场交换中占有重要地位。发育健全的统一市场，必须有统一的市场价值，並使价格形成机制。秦汉时期虽然对物价采取过一些政策措施(后详)，但由于物价问题复杂，在古代社会中，要实现统一市场价值，形成价格机制，并非那么容易做到。其突出表现在：(一)我们根据文献、简牍资料的初略统计，秦汉时的商品，有价格可稽考者，仅170余种，还有不少商品包括：不同种类的农具，70余种鱼类及一些果品、蔬菜等，並未发现一一记价，大概采用"临时看货作价"的办法。这明显反映了物价制度的不健全。(二)商品价格与实际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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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汉书》卷24《食货志》。
② 千家驹、郭彦岗：《中国货币发展简史和表解》，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9页。③ ③ 《后汉书》卷1《光武帝纪》。
④ 《后汉书》卷43《朱晖传》。
⑤ 《后汉书》卷72《董卓传》。

值有时往往不符。例如：西汉初，"米至石万钱。"①东汉初，"米石七、八万"。②这虽是战乱、灾荒之年的米价，但它超出了其本身原有价值乃无可疑。而汉宣帝时粮价则很低，"谷石五钱"③，因价格低于应有的价值，导致"谷贱伤农"。又据《居延汉简》："用马五，直二万"(37．35)，"用牛二，直五千"(24．1B)，"服牛二，六千"(37．35)，"羊二头，直五百"，"出二百五十买羊一"(E．P．T15：223)，"肉十斤，直三十钱"(137．8A)，"肉百斤，直七百"(乙附29A)。这里，马牛羊不分大小，以头论价；肉不分类别与质量，概以斤论，都是使价格与价值难以相合的，是一种僵化的价格体制。

(三)市场上的不等价交换极为普遍。当时商人囤积居奇，贱买贵卖，从中牟取暴利者多。如据《居延汉简》的记载："国安粜粟四千石请告人县官贵市平贾石六钱得利二万四千，又使从吏高等持书请安二听人。"(20．8)简文说明，国安其人，先是囤粟四千石，后趁市场缺粮时，以高于平价每石六钱的价格出售，获暴利二万四千钱。可见，即使在"市平"制度大力推行期间，仍有商人扰乱市价。在汉代社会中，这种不等价的交换是大量的。当时粮食和其他物价的波动剧烈，固然情况比较复杂，但与商人的不轨行为有密切关系。仅以粮食价格为例，每当收获季节，农民为了交纳赋敛、还债，出卖粮食之时，商人就压低价格，谷贱而农民少利。而到了青黄不接，农民缺粮，由卖方转为买方时，商人则哄抬物价，谷价腾贵，不同季节的价格差异悬殊，丰歉不同年份的物价变动更大。在这种情况下，价格与价值存在极大距离。所以，缺乏或没有统一的市场价值，也是很难培育统一市场的。

三、 市场管理的立法加强，但未必"市场机制充满活力"

先秦时期在市场管理方面已有一些法律规定。根据《周礼．地官》的记载：当时建置市场，必须"前朝后市"。市场设有"司市"，负责日常事务。市内商品，以类相属，分别陈列，违禁物品"不鬻于市"。市场价格由官府规定，不得随意变更。买卖双方要有凭证，若有商务纠纷，由"质人"受理调解。而对市场的税收、治安等，也都制订了些初步的政策、法规。

秦汉时期，随着中央集权体制的确立，市场管理在继承前制的基础上有进一步发展，有关的法制建设较前加强。这方面，目前已有学者论及，不备过多赘述，仅简要陈列如下数端：

重视商品质量和平抑物价的立法。为防止伪劣商品充斥市场，当时注重商品质量的监督。秦法规定："为器同物者，其大小、长短、广亦必等。"④"布袤八尺，福(幅)广二尺五寸。布恶，其广袤不如式者，不行。"⑤凡市场上出售的商品，要符合质量规定，不合标准者，不得人市。同时，对市场的物价也加强了立法。秦律规定："有买及卖殴(也)，各婴其贾(价)，小物不能各一钱者，勿婴。""为作务及官府市，受必辄人钱缸中，立市者其人，不从令者，一甲。"⑥意即：出售商品，要明码标价，收接货款时，必须立即把钱投入缸中，使买者见之投入，不得违令。到了汉武帝时，又创设"平准"、"市平"制度。认为："一哄之市，必立之平。""市无平，必无贵贱之正。"⑦"市平"的办法是："某价低贱减平者，听民自行与市"；"万物皆贵，过平一钱，则以平价卖与民。"不准商人高下物价。王莽时也实行"市平"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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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史记》卷30《平准书》。
② 《东观汉纪》卷18《秦彭传》。
③ 《汉书》卷8《宣帝纪》。
④ 《睡虎地秦墓竹简．工律》，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
⑤ 《睡虎地秦墓竹简．金布律》，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
⑥ 《睡虎地秦墓竹简．金布律、关市律》，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
⑦ 扬雄：《法言．学行篇》及李轨注。

法律规定："诸司市常以四时月中，实定所掌，为物上、中、下之贾(价)，各自用为其市平，毋拘它所。众民买卖五谷、布帛、丝绵之物，周于民用而售者，均官用以考验厥定，其平贾(价)取之，毋令折钱。万物印(昂)贵过平一钱，则以平贾(价)卖与民；其贾(价)氐(低)贱减平者，听民自相与市，以防贵瘐者。"①法律要求：各市以四季的中月，即每年的二、五、八、十一月的商品价格作为基础，按不同产品，定上、中、下三种标准价格，商品"过平"，则以平价出卖；低于平价乃听民自由买卖。这些法律，在理论上是无可非议的。但实际的贯彻执行程度，乃另当别论，前已提及。同时，市场的商品种类繁多，质量千差万别，不少商品仍需个别论价。

划一度量衡，防止缺斤少两的立法。"平权衡，正度量，调轻重"是商鞅变法时的重要内容。此后，检核度量衡制度一直很严。秦代法律规定："衡石不正，十六两以上，赀官啬夫一甲；不盈十六两到八两，赀一盾。甬(桶)不正，二升以上，赀一甲；盈二升到一升，赀一盾。"又云："斗不正，半升以上，赀一甲；不盈半升到少半升，赀一盾。半石不正，八两以上；钧不正，四两以上；斤不正，三朱(铢)以上；半升不正，少半升以上；参不正，六分升一以上；升不正，廿分升一以上，黄金衡羸(累)不正，半朱(铢)以上，赀各一盾。"②从这些律令可以看出，秦对度量衡的核验是严格的，每年至少检查一次。市场交换过程中，度量衡器如有差误，要按照差值大小给予罚甲、盾的惩处。西汉桑弘羊说："县官设衡立准，人从所欲。"当时要求做到："虽五尺童子适市，莫之能欺。"③东汉第五伦领长安市时，"伦平铨衡，正斗斛，市无阿枉，百姓悦服。"④可见，秦汉统治者对此自来就比较重视。

征收市税和严辑走私的立法。所谓"市税"，通常是指在流通领域所征课的一种税收。秦汉时期，除政府特许免征之外，凡在市场上经商的人，皆需要交纳市税。当时法律规定："市利之租必重"，⑤"重租税以困辱之。"⑥有市籍者，必须定期交纳市税，不得拖欠，不然要罚。例如：何显"家有市籍，租常不入县，数负其课。市啬夫求商捕辱显家。"⑦市税率问题，秦至汉初，史文简缺，王莽之时规定："工匠、医巫、卜祝及方技、商贩贾人坐肆里区竭者，皆各自占所为于其所在县官，除其本，计其利十分之一，而以其一为贡。敢不自占，自占不一实者，尽没人所采取，而作县官一岁。"⑧即商贩贾人须交纳的市税率约为"十分之一"。市税的收入，一般归皇室或诸侯王享用。在一些商业发达、规模较大的市中，其收入相当可观。如："临淄十万户，市租千金。"⑨此外，为保证市税的征收，当时严禁走私活动。秦律规定：凡将珠玉偷运出境及卖给邦客(外商)者，以走私犯论处，珠玉没收上交内史，告密人受赏。⑩汉代也有相关法律。如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匈奴浑邪王率众来降，……及浑邪王至，贾人与市，坐当死者五百余人。"⑾长安市的五百余商人犯死罪，究其原因，就是私自与来降的匈奴贸易和所卖之物触犯了禁律，可见打击之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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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汉书》卷24《食货志》。
② 《睡虎地秦墓竹简．效律》，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
③ 《盐铁论．禁耕篇》。
④ 《后汉书》卷41《第五伦传》。
⑤ 《商君书．垦令篇》。
⑥ 《汉书》卷l《高帝纪》。
⑦ 《汉书》卷86《何武传》。
⑧ 《汉书》卷24(食货志)。
⑨ 《史记》卷52《齐悼惠王世家》。
⑩ 《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问答》，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
⑾ 《汉书》卷50《汲郑列传》。

除上述之外，秦汉时期，对市署、市籍、买卖契约、治安等方面，也曾有些法律规定，于此从略。应该看到，这些立法对打击市场上的不正当交换行为，促进商品经济发展有积极意义。

但是，秦汉时期的市场秩序和运行机制如何?是否可以说，当时的’’市场机制充满活力"?这也是值得研究的一个问题。我们认为：秦汉时期对市场管理的立法加强，对商品市场的交易会有好处，但不宜估计过高。要使市场机制充满活力，取决于多方面的因素。除了加强对度量衡、税收等方面的立法外，还必须有好的经商环境和市场秩序；必须有好的市场竞争机制，要打破官、商垄断，实现价值规律和公平竞争等。然综观秦汉市场的发育状况，在这些基本方面並未达到此等水平。首先，在抑商政策下，经商的社会环境差，不利于市场机制的运作和发挥。自战国以来，商人便遭到歧视。商鞅变法时规定："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收孥。"①汉代规定："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贾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属皆不得名田"。"市井之子孙也不得仕官为吏。"②对商人不仅加倍征收訾产税和人头税，而且实行"七科谪"，遣往边郡戍边等。由于商人受到种种歧视，政治上受压，经济上又经过算缗、告缗被剥夺。所以，他们只好"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业"或"以末致财，用本守之。"③这就大大遏止了商业的发展。至于市场秩序有时也是较乱的。如《汉书．尹翁归传》说："是时，大将军霍光秉政，诸霍在乎阳，奴客持刀人市斗变，車不能禁。"又《汉书．张敞传》也说："(宣帝时)京师寝废，长安市偷盗尤多，百姓苦之。"在当时市场上，除经常出现斗殴盗窃事件外，有关非法经商、行奸牟利，欺行霸市、买卖纠纷等情况，也习为常见。在商业环境差的情况下，必然使价值规律受到限制，市场机制难以形成。再就是国家干预商业，垄断市场，阻碍着"市场机制充满活力"。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富者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湊，不肖者瓦解。"这固然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有市场竞争情况。但更多史实表明，当时的市场竞争是有限的。其间，实行专卖制度就是一例。盐铁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商品市场。秦至汉初实行包商政策，而从汉武帝元狩四年(前119年)开始，"修太公、桓、管之术，总一盐铁"④，重新把生产和销售之权收归国家，由政府垄断盐铁市场。法律规定："敢私铸铁器煮盐者，钛左趾，没人其器。"⑤王莽在位时，实行"五均"、"六筦"，也控制盐铁，由官府垄断盐铁市场。在这种官营垄断时期，商品的市场价格难于平衡供求关系，也不可能体现价格规律。据《盐铁论．水旱篇》：当时盐铁经营者官僚化，卖农具的人在城市，农民"弃田远市"，耽误农时；盐铁产品低劣，"民用钝弊，割草不痛"，"百姓苦之"，价格昂贵，又强制人民购买等等。官营的弊端殊多。但当时的实践证明，国家政权对商业的干预、控制力量相当大，其"与民争利"，"力排富商大贾"，私商是无法与官府竞争的。所谓"市场机制"，确实缺乏基础和前提。更谈不上"充满活力"。

至于贵族、官僚参与市场垄断的情况，汉代也非少见。他们中有部分人利用手中的特权。辜榷为利。例如：汉景帝时，赵王彭祖，"擅权，使使即县贾人榷会，人多于国经租税。，’韦昭注曰："榷者，禁他家，独王得为之。"⑥西汉时有不少"贵戚近臣子弟宾客，多辜榷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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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史记》卷68《商君列传》。
② 《史记》卷30《平准书》、《汉书》卷24下《食货志》。
③ 《汉书》卷24《食货志》。
④ 《盐铁论．轻重篇》。
⑤ 《史记》卷30《平准书》。
⑥ 《史记》卷59《五宗世家》及注。

奸利者。"所谓"辜榷"，就是利用权势专断买卖。①大贵族官僚张安世，使用家僮七百人，进行手工业品的制造和买卖，"治产业"，"殖其货"，而发其大财，"富于大将军(霍)光"。②因为当时垄断市场的官商大量存在，故贡禹曾经上书："欲令近臣自诸曹侍中以上，家亡得私贩卖"，"犯者辄免官削爵，不得仕宦"。③但官僚经商的势头並未得到遏制，而且往往商人与之相结托，相互勾结，从中获利。如据《汉书．货殖传》载：成都罗裒，开初，坐贾京师，又往来于巴蜀经商，"数年间致千余万。"他将钱的一半贿赂曲阳侯王根和定陵侯淳于长，"依其权力，赊贷郡国，人莫敢负。"又"擅盐井之利，期年所得自倍。"在这种官僚垄断或官、商勾结操纵市场的地方，一般中小商人，同样无法与之竞争。

还当指出者，豪强富商垄断市场也相当突出。汉初，未实行盐铁专卖之前，盐铁经营由豪商所控制。如《盐铁论．复古篇》说："往者，豪强大家得管山海之利，釆铁石鼓铸，煮海为盐。一家聚众或至千余人……"。同书《禁耕篇》也说："夫权力之处，必在深山穷泽之中，非豪民不能通其利。"当时的蜀卓氏、程郑，宛的孔氏，鲁之曹邴氏等，皆专营盐铁，控制盐铁产销而致富。大批富商大贾，或"富积余业，以稽市场。""蹄财役贫，转毂百数，废居居邑。"④或"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其卖必倍。"⑤这些人，在汉武帝时虽然遭受打击，但昭、宣之后，随着工商政策的松动，元气逐渐恢复，又出现了一批新的富商大贾。例如："临淄姓伟訾五千万"；"雒阳张子叔、薛子仲訾亦十千万"；"京师富人杜陵樊嘉，茂陵挚网，平陵如氏、苴氏、长安丹，王君房，豉樊少翁，王孙大卿，为天下高訾。樊嘉五千万，其余皆巨万矣。"⑥他们通过与官吏勾结，依仗权势，或"擅盐井之利"，或"籴贱贩贵"，垄断市场。到了东汉时，豪右富商控制市场的现象更为常有。如据记载：灵帝光和四年(181年)，"初置騌厩丞，领受郡国调马，豪右辜榷，马一匹至四百万．"⑦诸多史实说明，在商品市场垄断多于竞争的情况下，市场机制是很难充满活力的。

综合上述，秦汉时期由于国家统一，疆域扩大，社会经济发展，当时对市场的培育有了显著进展，就其发育水平来说，它已进入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第一个高峰期。这主要表现在：(一)其时从京城、郡县乃至乡邑涌现出了不同层级、不同规模而又为数众多的商品市场，一些中心城市的市场，店铺林立，商贾济济，交换频繁。(二)各地市场之间，尤其是中原内腹之地的市场，彼此联系日趋增多。各地商品得到较大程度的对流。(三)市场管理的政策、法规逐渐加强，对商品质量的检验、度量衡标准、打击非法行商等方面，已有大致上的规定。所有这些，可以说均为地主制下的商品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但是，当时的社会生产力状况毕竟较低，各地经济发展也不平衡，加之历史、政治因素的制约，秦汉商品市场仍有它的封闭性和无序性，商品流通网络并非完全畅达；市场虽然广阔，然它只是地域性市场在空间的拓展，只是简单货物交换的大市场，全国性统一市场并未形成；同时，在市场价值规律难于充分发挥作用、市场自由竞争空间不多的情况下，要使所谓的市场机制充满活力也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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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汉书》卷84《翟方进传》。
② 《汉书》卷59《张汤传》。
③ 《汉书》卷72《贡禹传》。
④ 《史记》卷30《平准书》。
⑤ 《汉书》卷24《食货志》。
⑥ 《汉书》卷91《货殖传》。
⑦ 《后汉书》卷8《灵帝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