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过不少朋友一个问题：如果我们国家受到了侵略，你会拿起枪走上战场么?得到的答案大多数是——想，但是不敢，也可能会当逃兵。

    不过，我还是坚信，如果他们真的赶上一场保家卫国的战争，他们任何一个人都可能非常勇敢地战死沙场，只是这份勇气，藏在了一个他们自己都无法窥探的角落。这份勇气的内核，就是我们今天每一个中国人乃至华人，所共同认可的那四个字“中华民族”。

1.抗战与抗金的故事

    抗战期间，香港大公报记者采访一个中国底层军官：你觉得中日之战，最后我们能赢吗？

    军官回答说：我们中华民族必胜。

    记者又问，那战争胜利后你准备做什么呢。

    军官回答说：胜利后我肯定已经死了，这场战争军人肯定是要死光的。

    “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兵”这是全民的抗日。历史回倒千年……

    “迎回二圣，还我河山”这是岳飞的抗金。两句话同样气壮山河，但其中却有着莫大的差别，这种差别是一个叫做“国家意识”的东西。

    什么事国家意识？解释这个概念之前，我们讲一讲有关抗金的故事。

    南宋抗金期间，曾经有人问岳飞：“什么样的士兵算是好兵。”岳飞回答说：“执抢不抖，口中有唾。”这个要求好低呀，是不是？要知道，就是为了一群这样的士兵，当年宋高宗自己紧衣缩食，省下钱送到岳飞的前线。因为高宗知道，即便有岳飞这样忠君的将领坐镇，一旦断了饷，那军队是要崩盘的。

    为什么会崩盘?因为在那些南宋士兵眼里，我们保的是皇上家的江山，而不是我们所有人共有的一个国家。因此，当兵吃饷才是他们战斗的底层逻辑，其他所有堂而皇之的理由，不过都是锦上添花罢了。

    这些士兵与那个抗战军官之间，就差着一个“国家意识”的距离。

2.两个花木兰的故事

    在南洋华侨机工纪念馆的纪念墙上，镌刻着3000多名华侨机工的名字，每个名字背后都有一段生动感人的故事。而这3000多个故事共同写就了一段“滇缅公路”的故事。

    滇缅公路，是为了抢运中国政府在国外购买的以及国际援助的战略物资，于1938年开始紧急修建的。它从中国昆明通往缅甸腊戍，再与那里的中央铁路连接，直接贯通缅甸首都仰光。当时中国所有的出海口都已经被日本占领。中国抗战的所有物资几乎全靠这一条公路。

    由于中国当时会开车的人很少，在国内根本找不到足够的司机组织起运输队伍。于是，南洋华侨自发组织数万人回国开车。当时在滇缅公路开车的驾驶员几乎都是归国支持抗战的华侨，他们在腊戍可以领一部车开回国内，参加抗战军用物资的运输行列，这批爱国华侨就是“南洋机工队”。

    而这些回国抗战的司机当中，不少都是家境殷实的热血青年年，甚至还有很多富家子弟。他们冒着敌人飞机的枪林弹雨，穿梭于崇山峻岭之间。由于道路艰险，每一趟运输都有十几辆车滚下山去……

    这个运输队中，有一个名叫李月美的华侨。她女扮男装，从新加坡回国参加
抗战的华侨机工队，被誉为“当代花木兰”。

    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花木兰从军是为了顶替年事已高的父亲，虽然建功立业，但一开始还是不得已而为之。而李月美却是放下安稳的生活，一心回到祖国冒死抗战。

    这自愿与不得已之间，也差了一个“国家意识”的距离。

国家意识，塑造于一个词汇和一场战争

    在清末民初以前，其实大家是没有在一起是一个国家的概念的。

    千百年来，在老百姓的概念里都是：我管他谁做皇帝，还不都是纳粮？这在本质上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中国长期以来老百姓只认家天下，而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概念。

    所谓国家，应该是所有国民想象中的一个抽象的概念，他包括了土地，更包括了对我们这个群体的集体认同感，这种认同感一旦被侵害，每一个人都会弹射出一个巨大的能量——拼命。

    我们是如何开始萌生了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的认识呢？一个词汇的启蒙和一场战争的催生。也许很多人不知道“中华民族”并不是古而有之。最早提出“中华民族”这一概念的是梁启超先生。

    “民族”一词，是一个外来词汇，是在19世纪末也从日本传入中国的，在“民族”一词传入中国后，产生了“中华民族”这个民族学词汇。

    1899年，梁启超在《东籍月旦》一文中，通过对欧洲世界史著作的评介，破天荒地使用了现代意义的“民族”一词。

    1901年，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一文，首次提出了“中国民族”的概念并将中国民族的演变历史划分为三个时代：“第一，上世史，自黄帝以迄秦之一统，是为中国之中国，即中国民族自发达、自竞争、自团结之时代也”；“第二，中世史，自秦统一后至清代乾隆之末年，是为亚洲之中国，即中国民族与亚洲各民族交涉、繁赜、竞争最激烈之时代也”；“第三，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是为世界之中国，即中国民族合同全亚洲民族与西人交涉、竞争之时代也”。
梁启超在这里反复用了三个“中国民族”，而且从宏观上勾勒出三个时期的不同特点，显然是经过了较长时间的思考之后得出的结论。

    1902年梁启超在“中国民族”的基础上，正式提出了“中华民族”。他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先对“中华”一词的内涵做了说明:立于五洲中之最大洲而为其洲中之最大国者，谁乎？我中华也；人口居全地球三分之一者，谁乎？我中华也；四千余年之历史未尝一中断者，谁乎？我中华也。

    随后梁启超在论述战国时期齐国的学术思想地位时，正式使用了“中华民族”:
    “齐，海国也。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海权思想者，厥惟齐。故于其间产出两种观念焉，一曰国家观；二曰世界观。”

    至此，梁启超基本完成了“中华民族”一词的创造。

    中华民族虽然由梁启超先生提出，但它真正印在每一个华人心里，却是因为八年抗战。

    日本侵华，让每一中国人更加清楚地感觉到，我们是一个整体，让每一个华人都清楚地感觉到，我和祖国是一个整体。全球华人的心，历史性地第一次被凝聚在一起。

    慢慢地，我们才真正形成了意识里的国家概念，一个被所有人认同的整体，它不容侵犯。

    因为有了在一起的认同感，中华民族才真正在疆域概念和抽象意识里同时存在。八年抗战，中国人第一次感受到了在一起的力量。

    木兰上战场不再是因为“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好士兵的标准也不再是岳飞说的“执抢不抖，口中有唾”。

    因为有了在一起的认同感，1949年建国后，钱学森冲破重重阻挠，放弃国外优厚的生活，回来建设祖国。

    从1899年梁启超先生第一次使用“中国民族”的概念，到1945年抗战胜利。中国人用了46年，找到了凝聚在一起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