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必须提起大家的了解，中国几千年来的祸患，都是由边疆问题所引起。从秦汉以来的边祸，如南北朝、五代、辽、金、元等时代，祸患常起于西北、东北及北疆，到了明清时代，几经战伐的混一，已连线为由西藏高原到新疆、蒙古而直达黑龙江畔到沿边入海，至于朝鲜。自清朝中叶以后，海运开放，新来的边患，使由西南到东北幅员万里的海疆。但如本世纪三十年代初日车的侵华战祸，他们仍然是利用满蒙做起点。过去如此，将来未必不然。所以有志谋国的人，不能不先须留意中国的边疆政治问题。中国古人的成语所说“天塌西北，地陷东南”，实在很值得深思也！ 
    所以我们如果要认真吸收历史的教训和经验，“鉴往而知来”，那就应该要切实明白中国两三千年的内忧外患，重点都是起于边疆的边政、边防问题。以中国的地理立论，由西到东，所谓满、蒙、西域、番藏等问题，在历史的时间、空间上，一直存在三千多年，直到现在，其中包括文化问题、民族问题、宗教问题，更是核心。至于由北到南，在海疆问题的海防上，也是极其重要。像我这个人脑子里同样也注重中国四周的边疆问题。譬如满州、蒙古、西藏、新疆到西南那一边的边疆；还有海疆，由广西起一直到东北，我们海岸线那么长。
    据我所知，文人更喜欢谈战争，开口就是应该打。他们可不知道打仗的难处，自己又没有打过仗，也不知道怎么打。等于有人在街上看到别人打架，自己在旁边吆喝着大声喊打，可是叫他自己来，只要一扬拳头，他就先跑了。这就是历代文人的谈战争。知识分子喜欢谈军事、谈政治，大多数绝对外行。
    世界上只有读书人喜欢谈战争。我常碰到许多知识分子，他们对于战争的看法，好像小孩子玩游戏那么容易，像看柔道比赛一样好玩。殊不知，战争是极不容易之事，是悲惨之事——“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老子所说的这个军事哲学，充分代表了传统道家的军事思想。
    “师之所处，荆棘生焉”，经过大规模的战争以后，那个地方整个被破坏毁灭了，所有山林草木以及几百年的建设成果，刹那之间消失了。“师”就是兵，只要战场在那里，那个地方就要遭到破坏，“荆棘生焉”，长了很多野草，变得荒凉了。
    “大军之后，必有凶年”，现在的年轻人没有这种经验，不会了解；经历过战乱的人，就会知道战争之后的战场，会成为传染疾病瘟疫的地方，有时并发旱灾、洪水以及发生瘟疫的流行。所以，后来学军事哲学的人，对这个道理都很清楚。世界上真正的名将，能懂得军事的，都不敢轻言战争。这不是因为胆小怕战，而是由于仁慈，不愿也不忍看到战争带来的悲惨后果。任何一个士兵，都是经过母亲十月怀胎，父母辛辛苦苦把他养育长大成人的，但在战场上只要几秒钟就没有了。而且牺牲在战场上的，不只是少数的一两个人，而是百千万众。所以，懂得军事的人都怕谈战争。 
    老子也再三告诫后人：“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但是，老子并不是反对战争，在国防上，军事戒备绝对需要，但不可以兵强天下，不可以用武力来侵略别人。老子并不是反对军事，他说到“强”字的意义，那只是加强自己国家的国防建设，如果想要侵略别人，便会失败。
    一般人研究《老子》，读了上半部“道经”，当他说“道”的体时，他曾说“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于是一般很轻易地认定，老子是反战主义者。这一观念似是而非，实际上，老子并不是绝对反战，是在不得已时才战。讲到“用”的时候，就主张在军事上，应该有充分的准备。譬如一个人，必须有一把刀，但永远不杀人。人需要自卫，而不是去伤害人，也不接受别人对自己的伤害。
    我们中国所有的兵家思想、军事哲学，以及《孙子兵法》、《太公兵法》，也和老子这一思想一样。这是中国文化的特色，就是绝对不侵略他人，但是也绝对不接受别人的侵略。所以他并不是反战，相反地，认为军备一定要充足，因为有了足够的军事武力，才可以达到维持国际间的道德与和平。
    任何一个和平，没有一个坚强的武力在后面支持，都站不住的。所以讲军事哲学思想，和平只有在强有力的情形下才能谈的，否则谈不到。这就是“兵胜于外，义强于内”八个字。一个国家，对外有强有力的武力支持，对内再讲求内政的修明，这时你讲道德，人家就都听你的了；如果对外的兵力不强，再讲道德也没有用。
    万一发生战争，必须要用兵的时候，是不得已而为之，并不是逞强好胜。所以，最高军事哲学的思想，是不得已而为自己防备。做人的道理也是一样，中国做人原则的两句古话，“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就是这个原则。 
    有人也认为孔、孟是反战的。其实不然。孔子写《春秋》，自某一角度看也等于写了一部军事哲学。孔、孟的主张，战或不战应该依实际情况来决定。为正义道德，可以战；为侵略他人的“强战”，则不可以。
    必须要了解，在这个世界上的东、西文化不同的各个国家民族之间，早在公元以前，就能接纳外族归附移民，不记宿仇，没有种族歧视的成见，除了中华民族，可以说是绝无仅有了。因为中国文化，本来有“王道治天下”的传统，以“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仁义精神，才能做到。也可以说，中华民族的“华夏”文化，早已在公元以前，就实行了人类大同的理念，早已泯除种族歧视的狭隘胸襟。
    就以历史的事实为证明，中华民族从来不肯侵略他人，不是以强权当公理的民族，只有“忍辱谦让”，化解其他民族的非礼侵凌，加以感化而融归于整体“人道”之中。所以在公元六世纪初，南朝梁武帝的时代，印度佛教的禅宗达摩祖师，决定要“东渡”中国传法。别人问他为什么一定要去中国，他说：“震旦有大乘气象。”换言之，所谓“大乘气象”，就正如佛说的“娑婆”世界中的中国，确然具有慈悲（仁义）的精神。
    讲到二十世纪的历史与文化，和现代人的思想与心理问题，无论东方和西方的任何国家、任何地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或多或少，总要受到美国的影响。尤其是东方的中国和日本，关系更大，更为密切。在我们现代青少年的心目中，说到西方文化，就好像只有美国似的。但是，我们盲目追随这个历史太过年轻、有冲劲、有干劲而文化太过幼稚的朋友，崇拜它的裸体美，倾心它的纸醉金迷，实在和玩弄火山上美人一样的可怕。
    在当前世界史上，美国最叫座、最成功的便是“美国式的民主和自由”。但是今天美国在国际上丧失声威的致命伤，无论在国内或国外，也便是害在“美国式的民主和自由”的作为上。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国际政治上，无论在欧洲或东方，凡美国式的民主和自由所到达的地方，最大的成就，就是把别人的国家瓜分为二。而且美国始终不知如何才是真能安邦定国平天下的上策。
    从道德的观点看，中国人始终有这种“兴灭国，继绝世”的精神。我对外国朋友说，这是他们办不到的，拿美国来说，尽管他们没有领土的野心，但是仍有经济市场的野心，过去我们中国帮助一个国家，尤其帮助附庸国家，平了他的内乱，建立或稳定了他自己好的政权，就把兵撤回来，只有一个条件，岁岁来朝。如唐初“万国衣冠拜冕旒”的时代，财物上我们实际贴很多，绝没有领土或经济的野心，这是中国文化与众不同的“兴灭国，继绝世”的政治哲学思想。现在美国既非王道，霸道也没有搞好，所以想走这个路子可走不通，结果许多的国家，像切西瓜一样，被他切成了两半。
    但很遗憾，大家注意东西方的文明冲突，忘记了早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八十年前，正当中国明朝永乐到宣德初年，十五世纪前期（一四○五至一四三○年间），明朝的三保太监郑和，已经奉命出使南洋，由江苏、浙江、福建南历南洋群岛，乃至非洲东岸，及印度、波斯等东海岸，前后出使七次，历经三十余国。虽然他是奉有特别任务，只做试探性的航行，但他志在宣扬国威，施加德化，既不想占有别人的土地，更没有贪图他国的财货而做贸易，反而代表明朝，赏赐安抚那些弱小民族的国家，所以直到如今，印尼边境地区，还存有土人们为郑和修造的神庙来纪念他。关于郑和下南洋的事，还有人写作小说，变成家喻户晓的故事。但冷静沉思，和哥伦布等发现新大陆相比较，问题并不一样，这就是代表了中华民族素来爱好和平，不贪图不仁不义财富的习性。也可以说是民族传统文化教育上的深根固蒂，并不能认为是不懂商业利益，或是民族性的弱点。
    我们的国家几千年来，是仁义博厚，恪守宽容忍让，希望天下人类，真能达到和平共存的世界，既没有侵占其他国家的利益，更没有压迫其他民族的野心，同时也没有自认为是天下第一的狂心。我们具有忍人所不能忍，行人所不能行，忍辱负重的文化根基，也绝不甘愿接受不合理的侵略和压迫，虽然在极度的艰苦危难中，也必然自强奋发，终于做到以德化人，以礼让相安为志。 
    中华民族在十八世纪以后，遭遇人类历史风暴的巨变，她凭什么依然能够在这种洪涛骇浪中幸存而屹立不倒？所谓中国的、或是东方的文化力量，究竟是一种什么力量？而且更不要忘记我们仍然还正在艰危忧患之中，不要就自以为是，闭户称尊。我经常引用古代禅师们一首白话词说：“昨夜雨滂澎，打倒葡萄棚。知事普请，行者出力（管事的请大家出力）。拄的拄，撑的撑，撑撑拄拄到天明，依旧可怜生。”事实上，我们的国家民族，需要切实明白，自己还处在这么一种情况中，岂只“居安思危”而已。 
   希望中国人了解本国的文化精神，开拓未来要走的道路，并正告一些存有成见、偏见，或居心叵测的外国人士，能够知道中国文化的精神，以及我们的民族性。如果能够有助于这个地球上各国家、各民族的互相了解，减少误解，而互相交流融会，促进人类的和平与进步繁荣，这正是我数十年来所祷祝的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