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所有作品都无非是对中国“国民性”的一长串漫长、执着、着迷和痛苦的追问：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居然可以容忍社会上如此多惨无人道的罪行？鲁迅毫不留情地以自己为样本寻找答案，却因此让同胞们感到极度不安。鲁迅自己既是无情的匕首，也是被命中的伤口。”

    鲁迅永远对救世主的角色避而远之，即使一些幼稚抑或狡猾的崇拜者趋之若鹜地将他奉若神明。真正去阅读他作品的人——其中似乎并不包括那些职业的“信徒”——都会立刻被他那令人不安的模糊不清所震惊。事实上，他经常让他的盟友而非敌人失望，因为他是那么频繁地怀疑、犹豫、自我矛盾、自我否决以及自我保留——他飘忽如谜。而他在经历了世间沧桑之后，亦感叹道，“中国的人们，遇见会使自己不安的朕兆的人物，向来就用两样法：将他压下去，或者将他捧起来”。
    一个伟大的作家，或者更纯粹地说，一个自由的人，从不会安于享受象牙塔中的歌颂——更不用说宣传部门献上的阿谀奉承了。“待到伟大的人物成为化石，人们都称他伟人时，他已经变成了傀儡了。”
    然而我在这里并不准备去谈论毛泽东时代奉鲁迅为文坛守护神的各种战略考量，也不准备去分析近来变幻无常的“鲁迅热”。我们看到，在过去的几年中，不同派系为了争夺鲁迅政治与文化意义上的阐释权，争相挤进他的文坛圣殿，甚至对这圣殿里零落的遗产和“神圣的”私人物品也不手下留情，就像一群喝醉了的教堂司事，举着他们手中神圣的十字架互相殴打一样。
    事实上，“鲁迅热”的现象，因它的千差万别和风云莫测，已经勾勒出了一个错综复杂的故事。这实在是一言难尽。而若我们深究于此，则又会忘记谈论鲁迅本身了。
    仪式性的赞颂持久而单调，而它居然最终成功说服了所有人（尤其是那些不读鲁迅的人），鲁迅是最伟大、最崇高、最勇敢、最绚烂的人物……总而言之，他是中国文坛的穆罕默德• 阿里。如此多不约而同的最高级形容词理应引起所有文化人的怀疑。不过，先让所有的怀疑者都安心：鲁迅的重要性再夸大也不过分，他真正的遗产，不仅在于他的巨大影响力，更在于他对权威从不退让的藐视，和他对受奴役者、革命者和年轻人永不间断的同情。
    然而，我并不确定鲁迅的伟大是否主要集中在文学上。若我们深究，会发现他自己的文学创作是极少的。在《鲁迅全集》的二十卷中，有一半可以被忽略——有将近十卷的文学翻译，没人会读，因为他们实在没什么可读性。鲁迅有一个奇怪的概念，他认为中国的句法太模糊和原始，以至于不能够清晰地表达现代思想。他觉得，首要的任务就是将汉语“欧洲化”，而最主要的就是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这些翻译会打破汉语的原始句法结构，而使之逐步向欧陆句法模型靠拢。这个奇怪的事业让我们想起了阿尔冯斯·阿列（Alphonse Allais）组织的小团体，他们致力于“将虚拟语气普及给劳动阶级人民”。总而言之，鲁迅在此项事业上浪费的时间可不是开玩笑的。而就他的文学创作（狭义的意义上而言）——他所有的短篇小说和散文诗歌——都集中在了三个小册子上面，这似乎还凑不成一卷的篇幅。
    鲁迅直到中年才开始创作——他发表自己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的时候，已经接近四十岁了——仅仅几年之后，他的灵感便迅速枯竭。一些人问他为何不再写小说，对此他的回答很简单：“我不写是因为我不想在旧世界里面沉浸，阻止我得到新的东西。”
    鲁迅的语言丰富、新意迭出，但同时也很生硬，有时会令人费解。一位著名的当代学者对此有一句评论，苛刻但不失公允：“读鲁迅，让人有种印象，仿佛他在效仿一位日本作者试图写中文作品。”不过，就算鲁迅的想象力有限，他依然具备无可比拟的细微和尖锐的敏感。即使不算他所塑造出的经典形象阿Q——一个旧中国的典型受虐者形象——他其它的作品亦成功展现了一个受制于威权、被折磨乃至有些病态的艺术家所能展现的所有复杂情绪。悲观、绝望、死亡崇拜和虚无主义共同支撑起了鲁迅的内心世界。不像他因为害怕“毒害青年”而先自我审查的那些作品，在他虚构的文学世界里，他大胆地放开了内心的缰绳，任其中隐遁的幽灵与恶魔驰骋。也正因如此，在20年代末，一些左翼评论家伺机而动，对他进行了铺天盖地的声讨：“资产阶级的发言人”“自取灭亡的旧时代知识分子”“封建余孽”“资本家的走狗”“革命的绊脚石”和“失败的法西斯”。
    可是，不久之后他们就得改变口径了。蒋介石追捕和屠杀共产党人的政策，让他们最终重新意识到，与其他政治异端结成同盟是当务之急。而鲁迅，则是这些异端之中孤独而令人畏惧的民间斗士（franc-tireur）。
    鲁迅的政治反抗以他的新闻活动为标志。然而，那占据了《鲁迅全集》大半篇幅的时事评论，却绝不仅仅局限于政治。它们涵盖了万花筒般的多样主题，同时也采取了不同的格式：批判性散文，历史、心理及文学研究，书信，格言，日记，随笔……严格意义上说，鲁迅既不是一个思想家，也不是一个理论家（有时，鲁迅那近乎病态的摇摆不定，会让他浪费大量的时间和天赋在一些不相关的争吵上，而对象却往往是模糊的，他们在现实或是鲁迅的想象中冒犯了他）。试图将这些不同的作品归类于任何一个有逻辑的系统中是没有意义的。人们所有可以挖掘的东西，只是产生自一个悸动不安而又引人注目的心灵的反复无常的矛盾和漫谈——这个伟大的心灵得益于一个博大的文化背景，拥有永不满足的好奇心、原创性和独立精神。鲁迅执着正义，疾恶如仇。在任何暴政面前，他都保持着毁灭性的讽刺智慧，永不熄灭的义愤和冷酷无情的愠怒。
    然而，即便鲁迅的时事评论变化多端，他们实际则保持了深层次的一致性。在灵感层面，这种一致性体现为某种诗性，在这个层面上，莫里亚克（Mauriac）的Bloc-notes 可以提供一个很好的类比；另外一个层面的一致性则体现在某些根本的主题不断重现。
    在某种意义上，人们可以说，所有鲁迅的作品都无非是对中国“国民性”的一长串漫长、执着、着迷和痛苦的追问。他痛心地问，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居然可以容忍社会上如此多惨无人道的罪行？鲁迅毫不留情地以自己为样本去寻找答案，却因此让他的同胞们感到极度不安（在一些人看来，鲁迅甚至是“反中国”的）。在这个过程中，鲁迅自己既是无情的匕首，也是被命中的伤口。许多其他的主题亦衍生于此——例如他对文学本质和文学功能的思考。对他来说，文学是一个召唤，是一声唤醒人民良知的呐喊：它既难以熄灭，却也无法燎原。胜者永远保持沉默，伤者才会发出呐喊；就如同猫捉老鼠时悄无声息，是老鼠在发出尖叫。同样地，写作也是失败的象征，只有失败者才会拿起笔来。作家从本质上是一个反抗者，他们扰乱现有的秩序。所以，作家与革命者的出发点是相同的：他们不满于现状，也拒绝维持现状。于是他们合作：作家谴责制度的不公，而革命者致力于推翻制度。革命永远是必要的，但它亦注定在失败中枯萎，因为它的胜利将它转化为一个新的政治正统。作家和革命者的联盟只会是一时的。当革命者实现目标，即攀上权力巅峰，他们也注定要分道扬镳。曾经的革命者一旦当权，则立即与作家们反目成仇。作家的一举一动现在又变得有颠覆性，且不可被容忍，因为作为一个作家，从本质上就是一切政治力量永恒的批评者。
    理智中的彻底悲观和情感上的相对乐观在鲁迅身上奇妙地并存。在这个充斥不公的世界里，他一直都毫不犹豫地站在受害者一边。可是，他却从来不去拥抱虚无的幻想，妄想迎接成功的机会或者革命的终将到来。绝望，也许才是唯一理性的执念。不过，没有希望不代表坐以待毙。希望“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所以，我们应当开始行路。一幅奇怪而挥之不去的“冰火（Frozen Fire）”画面曾经激发了鲁迅创作散文诗的灵感，在这里却成为了他自身处境的一个绝妙隐喻：燃在他心中的革命之火，永远囚禁在他清醒头脑的冰域之中……
    鲁迅真正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构建的智慧与道德层面的秩序。这体现在他面对中国悲剧时的尖锐的清醒（这种清醒同时也是对他的诅咒，它将他遣入孤独，甚至让那些他试图拯救的人们转而憎恨他）。这还体现在他从不妥协的正直中。这种正直是他在面对所有痛苦的抉择时，从未屈服诱惑而选择逃避——这种逃避既可以是盲目投奔某个党派，也可以是沉默栖身于愤世嫉俗的个人主义当中。
    鲁迅是一个过渡时期的产物，但他从未顺从命运，在历史惨无人道的混乱中坐以待毙。他致力于诠释现代中国的文化危机，并将此化为自身的问题意识。他不仅以周遭为模板，更以自己为标本，去分析旧世界那无时无刻不禁锢着人民的枷锁；同时他也试图去解读新世界的迹象，它痛苦地挣扎着，渴望着诞生。
    鲁迅毕生都投身于谴责中国社会的阴暗面，但却充满着悲痛，因为他意识到，即使过了这么多年，他早先的控诉仍然适用：“我以为凡对于时弊的攻击，文字须与时弊同时灭亡，因为这正如白血轮之酿成疮疖一般，倘非自身也被排除，则当它的生命的存留中，也即证明着病菌尚在。”
    我们可以想象，假若鲁迅能预见到他的作品在今天甚至更加切中时弊，他会有多么困扰。鲁迅的作品仍然是当下中国现实最敏锐的写照。在这苦难历程中，中国人民经历的每个新阶段，都在鲁迅的作品里有预言般的评论。
    中国良心与希望的声音反反复复被阻塞，又永远前赴后继地响起，这正印证了鲁迅的话。这位中国最具启蒙意义的反叛者说：“石在，火种是不会绝的。”
（本文原题《冰域火种：鲁迅》，选自《东方历史评论（第8辑）不应该被遗忘的鲁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