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王阳明的事功正是来自于他的学问(非简单书本知识的积累，而是一种道德的修炼)，正是因为他在学问上修炼，才在临事之时能够气定神闲，最终成就不朽事业。阳明的事功和学问雄辩的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通经致用，方为实学。”相反，空疏的学风不仅于国于民无益，而且对自己也有害。

　　众所周知，王学自兴起后就对当时社会形成了巨大的影响，王学在近世历史上占有非常独特而又重要的意义。例如根据黄宗羲的看法：在王阳明之前，明朝的学术都不过是对先儒成说的重新熟悉而已，像薛瑄、吕柟等明朝大儒不过是对朱子观点的重新复述而已。即使是明清哪些信奉推崇朱子学的大儒，也往往强调这么一个观点，道理在程朱哪里已经讲透了，现在人没必要在重新发明了，做好躬行实践就好了。据此黄宗羲认为，“故无姚江(王阳明)，则古来之学脉绝矣”。阳明点出人人都有良知，只要返身而求，人人都有成圣之路。他还提倡“知行合一”“圣人教人只是一个行”，博学、审问、慎思、明辨都是行，在一定程度上挽救了当时的空疏支离的学风。

　　阳明学是一种实践的哲学，阳明的事功就是这种实践哲学的很好例证。三代以后政教分离，有经世热情和才干的士人往往处于有德无位的窘境，比如在孔子之前的圣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在上云行雨施、经邦治国，而此后的孔、孟、颜、曾则在下传道授业、启迪众生。秦汉以后，文士的命运往往跟带有悲剧意味的屈原、贾谊更加接近，像阳明这样酣畅淋漓成就一番事功的不多。所以即使在清前期理学占主导地位的时期，很多王阳明学派的批评者对这一点也是承认的。相对于之前的儒学宗师，如孔子周游列国，累累若丧家之犬;孟子游事齐梁，被目为迂阔而不合世用。此外，宋代的二程、朱熹等大儒尽管在躬行实践方面令人称道，但是由于诸种原因，他们的外王之学并没有体现为事功。而王阳明因为在平定宁王朱宸濠反叛，被封为新建伯，在隆庆年间进而加封新建候，其谥号“文成”也属于美谥。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是宋代以来每儒者的追求，即凡而圣的道路多种多样，或“立德”，或“立功”，或“立言”。三代以后政教分离，有经世热情和才干的士人往往处于有德无位的窘境，比如在孔子之前的圣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在上云行雨施、经邦治国，而此后的孔、孟、颜、曾则在下传道授业、启迪众生。秦汉以后，文士的命运往往跟带有悲剧意味的屈原、贾谊更加接近，像阳明这样酣畅淋漓成就一番事功的不多。众所周知，阳明在事功上平定宁王叛乱，以书生平定西南地区多年的变换，《明史》对他的评价是：“终明之世，文臣用兵制胜，未有如守仁者也。”在学术思想上自成一派，提出“致良知”，并在《大学》中“格物致知”等概念的理解上提出了不同于朱子的理解，开创了一种思想上的新境界。

　　不同于一些略显迂阔的儒生，王阳明的很多对策能准确抓住事物的关键，比如他贵州时给水西安氏土司的那两封令人拍案叫绝的信(通过在信中分析利弊、并对该土司进行劝说，王阳明成功地平息了一场潜在的叛乱)以及在平定宸濠之乱中显露出军事家和政治家的才干，这可以说是历代儒者身上很少见的，这与魏晋以及明末哪些高谈阔论、坐视神州陆沉宗社丘墟的士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与明末钱谦益哪些临难却嫌“水太凉”而最终投入新朝廷怀抱的人更是不可同日而语。

　　除了众所周知的平定朱宸濠叛乱的功绩之外，王阳明在山东学政时期的一些作为也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借鉴。他在为山东士子出题时，强调要有伊尹之志才能，在策论中详细列出了当时纪纲废弛提出了急务六条(其中皆为宗藩、军事、水旱灾害、赋税、节制官僚贪欲等当世急务)，显然，他在山东乡试中的命题也体现出很强的经世致用色彩。

　　《明史》是这么评价王阳明的：“王守仁始以直节著。比任疆事，提弱卒，从诸书生扫积年逋寇，平定孽籓。终明之世，文臣用兵制胜，未有如守仁者也。当危疑之际，神明愈定，智虑无遗，虽由天资高，其亦有得于中者欤?”换句话说，阳明的事功正是来自于他的学问(非简单书本知识的积累，而是一种道德的修炼)，正是因为他在学问上修炼，才在临事之时能够气定神闲，最终成就不朽事业。

　　正如清代著名学者邵廷采在评价王阳明时指出：“儒者之学，固以经世务为验也。”王阳明的治学宗旨“致良知”也非常强调知行合一。王阳明的言行其实是与孔孟之道一以贯之的。孔子曾经说过：“颂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意思是说，读得诗再多，处理政事不能办得通，出使外国又不能独立应对，读这么多诗又有什么用处呢?

　　阳明的事功和学问雄辩的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通经致用，方为实学。”相反，空疏的学风不仅于国于民无益，而且对自己也有害。钱谦益在明代崇祯朝身为显宦，在大厦将倾之际无所作为。清军入关，本想他临难殉节，因嫌“水太凉”而投降清军。虽在清初苟全性命，但到乾隆时他又被重新拉出来大加挞伐，被乾隆帝作为“贰臣”的反面典型而大张挞伐。所以明末大儒顾炎武在总结明亡清兴历史经验时认为，明末士人“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进而导致“神州荡覆、宗社丘墟”、“亡国亡天下”的流弊，他进一步从思想上对明末学风进行系统的批判：“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举夫子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而曰一贯，曰无言。”

　　顾炎武给我们提出的这个问题值得重视。或许，如何在学习儒学经典的同时，增强当代意识，结合当下之急务，对于当世中国和世界提出一个更高的理论视野和更为恢弘经世之术，应当是我们在重新挖掘传统文化时一个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