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一小撮史学家的观点，中国历史上大一统的汉人王朝之中，有一个朝代很拽，拽到什么地步呢？
“无汉唐之和亲，无两宋之岁币，天子御国门，君主死社稷”，当为后世所敬仰——没有汉唐的和亲，没有两宋的岁币，皇帝们在国家一直都很“横”很“牛”，君主们都死在自己的坟头，这应该让后世子孙们用滔滔不绝的口水来敬仰！他们说的是——明朝
（1）以道德立国
众所周知，明朝是由一个出身乞丐名叫朱元璋的人建立的王朝，因为上一个朝代元朝是蒙古人压迫汉人，有着深刻的民族问题，所以朱老大建立王朝之始，就对全国民众摆出一副解放者和大恩人的姿态。
为了让民众时刻认识到皇帝是如何的好，如何对全国人民恩重如山，朱皇帝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利用国家权力有意识有秩序、系统化的组织道德宣教活动。主要包括组织群众开会学习领导指示，时刻宣传中央文件和朝廷政策，组织评选和表彰全国好人好事等等。
利用朝廷权力，朱元璋建立起定期宣讲制度。在朝廷强力推行下，每年正月十五、十月初一，大明帝国各个乡村都要举行“乡饮酒礼”，“申明朝廷之法，敦叙长幼之节”，歌颂大明皇帝对民众恩重如山，大家舍命尽忠也不能报答！
为了避免流于形式，朱皇帝规定，乡饮酒礼必须由一把手（知县）亲自抓，当日知县必须率领全体公务员和民众代表，一起跪在地上接受“圣谕”，并齐声朗诵朱皇帝钦定的一大堆道德宣教文件，到了结尾的时候，还要全体人员一起郑重赌咒发誓，“若有二三其心，阳善阴恶者，神明诛殛。”
这么说来你就明白，朱元璋可谓是利用国家权力“唱红歌”的鼻祖。
对于公务员朱元璋也要求严格，“务要熟读讲明律意剖决事务”，“若有不能讲解，不晓律意者，初犯罚俸钱一月，再犯笞四十，三犯于本衙门递降叙用。”学不好我朱老大告诉你们的东西，后果是罚薪水、打屁股、降级开除……
甚至，朱皇帝连圣人都不放过——儒家亚圣孟子曾说过：“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朱元璋看到此文大怒，心想在自己眼里和猪狗一样的民众和大臣，只有服从皇帝当奴才的份儿，哪有和君主平等的资格？于是立即召见文臣，宣布即日起“罢免孟子配享孔庙”，更进一步，朱元璋下令将流传近2千年的《孟子》一书中他觉得不爽的词句全部删除，包括批评荒淫无道的商纣王的词句——因为，朱家人当皇帝，即使再荒淫无耻，臣下也没有资格批评，更没有资格推翻……
就这样，从歌颂领导英明、领导伟大、领导正确到不断组织公职人员、人民群众学习领导讲话和中央文件，从谆谆教诲民众遵守教化到修改圣人言论符合领导意志，大明帝国成了中国最讲道德的一个王朝。
（2）让子孙繁衍
要求别人讲道德、对别人无比苛刻残忍的朱元璋，对自己子孙的仁慈和关怀到了超乎普通人想象的程度。实际上，朱元璋子孙膨胀速度之快，恐怕创下世界人口历史的一个记录。
在立国之初，为了确保子孙们生活幸福，朱皇帝绞尽了脑汁。开国不久，还没来得及大封功臣，他急不可待地把自己的所有儿子都封为亲王，规定皇族子孙不受普通法律约束，不归当地官府管制，公侯大臣见了他们都要“伏而拜谒”。
朱元璋给大明王朝的官员们制定了中国历史上最苛刻的工资标准，对儿孙们制定的俸禄标准却唯恐不厚：皇子封为亲王后年俸万石，是最高官员的近七倍，还不包括大量的土地等其他各种赏赐。为了让后代们充分享受幸福，他规定皇族不必从事任何职业，所有消费均由国家承担：十岁就开始领工资享受俸禄，结婚时国家发放房屋、冠服、婚礼费用，死时还有一笔厚厚的丧葬费。这种事无巨细无微不至的程度，在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我朝亲亲之恩，可谓无所不用，其厚远过前代矣！”
朱元璋之后的永乐皇帝作为藩王起兵造反成功，这种状况导致后来皇帝致力弥补漏洞，一方面保证皇族们生活的穷奢极欲，另一方面则剥夺他们的行动自由和交往自由，亲王们终生只能生活在王府里，如果没有皇帝的亲自许可，亲王连出城扫墓都不行……
如此一来，除了皇帝一人之外，其他的朱氏子孙除了床上那点儿乐趣和物质上的拼命挥霍之外，不允许有其他追求，那就只能展现他们的床上功夫了……
根据明朝相关统计数据，皇族人口增长率是全国平均人口增长率的十倍以上。山西一省，洪武年间只有一位晋王，到了嘉靖年间，有封爵的皇室后代已经增长到一千八百五十一位；洪武年间河南本来也只有一位周王，到了万历年间，已经有了五千多个皇族后代……到万历年间，不考虑女性后裔，朱元璋高级皇族后代已达八万多人；如果考虑到下层皇族，据安介生等人口史专家推算，到明朝末年朱元璋的子孙已经繁衍到近一百万人之多。
倘若你以为皇族扩张只是给民众增加八卦谈资，那可就大大的错误了，实际上，明朝后期为什么爆发农民起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皇族扩张太快……
根据前文提到的朱元璋的规定，每一个皇族人口的增加，都意味着周边民众负担的快速加重，明代中叶之后，全国人均土地不断下降，而同时皇族占有土地却迅速扩大。许多王府拥有的土地动辄万顷，许多地方一半左右的土地都归朱氏儿孙所有，河南全省的土地也居然有一半归各王府所有。
另一方面，根据朱元璋的规定，皇族们的俸禄都直接来自各地的财政收入，皇族人口数的几何式增长，意味着财政支出几十倍、上百倍增加，这意味着底层百姓的生存空间被进一步压缩。
从明代中期开始，各省的长官都开始惊慌发现，他们全省的财政收入，已经不够供养居住在本省的皇族。比如，山西省全省地方财政收入为一百五十二万石，而山西王爷们每年消耗的俸禄是三百一十二万石；河南年财政收入为八十四万石，而需要供应给王爷的，是一百九十二万石。到了后来，大臣们也都纷纷焦虑地指出，以中国之地大物博，竟然可能举全国之力，也无法养活朱皇帝一家子孙！
朱氏皇族通过土地和财政已经将各地民众榨取得几近赤贫，而皇族犹显不足，因为有了特殊的权力，他们可以向皇帝要特殊政策，然后与巨商相勾结进行行业垄断，如食盐专卖等地方上所有赚钱的行业，都被他们垄断，地方上最好的山林、土地、矿山，也全部被他们据为己有……比如皇帝赐给福王两万顷土地，本来定在河南，但因为河南好地圈尽了仍然不够，不得不跑到湖广、山东去圈占最好的良田。“占夺民业而为民厉者，莫如皇庄及诸王、勋戚、中官庄田为甚。”
更需要强调的是，根据朱皇帝的规定，所有皇族都享有司法特权，有罪时“罚而不刑”。有了这种特权，许多王府成为地方黑恶势力：隆庆二年，方山王府镇国中尉朱新垣“与群盗通，劫掠商货”；襄垣王府的辅国中尉、昌化王府的辅国中尉都“私出禁城为盗”，公然杀人劫财……至于强抢民女、草菅人命、随意虐待、杀戮奴仆和当地民众的行为数不胜数，辱骂、殴打地方官员也屡见不鲜，史载河南禹州的徽王朱载伦，“有美女子过府，掠入与淫，女幼不敢接，即大怒，投以与虎”……
就这样，天天要别人讲道德的朱元璋，硬生生让自己的后代变成了大明社会道德水准最为低下的一个群体，连最基本的做人道德底线都没有……
所谓明朝社会阶级矛盾，根本不是什么地主与农民的矛盾，而是皇族与所有民众之间深不可测的鸿沟矛盾——农民对于皇族之痛恨无以复加，明末农民起义，无论哪一支义军，每到一地，只要攻克王府，全部屠戮，一点儿都不留活口。
史学家张宏杰说，“这片江山上亿万人民存活的真正意义，历来就是给一家一姓提供膏血。这本是中国政治的题中应有之义，大明王朝的臣民对此也充分理解。然而，朱氏一家的生育率之离谱造成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局面……”
（3）拿银子说话
苏格兰哲学家休谟总结了道德起源的四个原则：“对他人有用、对自己有用、令他人愉快、令自己愉快。”如果拿到我们中国话来说，那就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仁者爱人即是德”。
说到底，道德应该是自我约束，而不是约束他人。然而，朱皇帝的道德全部是对自己有用、让自己愉快，对别人残忍、对别人狠毒，强行约束别人都要变成圣人，而皇帝则不受任何约束，恣意妄为，就和今天我们的某个邻国天天讲主体思想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一样。
根据休谟对于道德的定义，朱皇帝那些不是出于内心自律的道德，根本就称不上道德，而是恐吓——而且实质上与道德正好相反。可想而知有谁能够真心遵守？即便遵守，也不过是出于恐惧，到了明朝后期当皇帝无力再实施恐怖统治的时候，人们便开始了满口仁义道德，实际上却只认实际利益——最简单的说，就是只认银子，其他一概不认，连大明朝的将领和士兵们，也都是如此。
爹亲、娘亲、大明朝亲，都不如银子亲。明朝那些最有战斗力的那些部队，比方著名的戚继光部、袁崇焕部、吴三桂部，全部都是为银子才肯卖命的！
在崇祯皇帝刚刚登基之时，驻宁远的军队士兵因为四个月没有发饷，结果发生哗变，把巡抚总兵等高级官员都抓了起来，痛打了一顿，后来还是巡抚的部下向商人借了五万两银子，才勉强化解危机，而巡抚毕自肃则因这个事件而惭愧至自杀……更让你想象不到的是，就是这个毕自肃的哥哥就是户部尚书毕自严（这哥俩还真“严”“肃”去了），管的就是大明朝的财库，结果弟弟却因为没有给士兵发军饷而遭暴打……
明朝这家公司自从弘治皇帝之后，从正德到嘉靖，从隆庆到万历，从泰昌到天启，一百多年里的6位CEO，一个比一个混蛋、一个比一个无耻，前仆后继地比着谁更有祸害国家、祸害百姓，没有一个皇帝肯稍微认真一点地履行自己的职责，整个公司已经彻底的腐烂掉了。
循规蹈矩、认真负责、勤恳工作的雇员，一个接一个倒楣被杀，而耍刁使滑、胡作非为、中饱私囊的雇员，反而被欣赏和提拔，给予各种实际好处甚至荣誉。当每一个雇员都变成了“明白人”的时候，就不会有人再遵守契约，也不再有人再相信老朱家出来的董事长——大家只认钱不认人。哪怕最后一任董事长崇祯和别的董事长不一样，即便他真的决心好好工作，也已经无力回天了。
一句话，明朝公司注定要破产了。
以前士大夫们，哪怕死也对老朱家心中存着“效忠”二字，当真效忠的人被杀得差不多之后，后来者终于明白，老朱家那帮子鸟皇帝一直在耍他们，甚至把天下人都玩来玩去的。就这样持续了一百年，突然冒出来一个还不到20岁的新任董事长说，“我要发愤图强，把公司做大做强，扶大厦于将倾”。
傻子才会当真呢！
举例来说，在李自成攻破北京城前夕，大明朝连防守北京城的士兵军饷都发不出来。崇祯皇帝只得厚着脸皮，让太监们低三下四的向大臣和皇亲国戚们请求捐助。太监徐高受命劝谕崇祯的岳父周奎，结果此人始终不肯捐钱，气得太监徐高拂袖而起：“老皇亲如此鄙吝，大事去矣！广蓄多产何益。”
周奎被逼无奈，才忍痛捐了一万两。其余官僚纷纷效仿，没有一个捐饷超过一万两。阁臣魏藻德仅捐五百两，阁臣陈演在皇帝面前装穷，其余官僚个个如同铁公鸡一毛不拔。
此时，距离京城陷落、崇祯自杀还有8天时间。
这些皇亲国戚真的没钱么？大大的错误！
就是那个勉强捐了500两银子的内阁首辅魏藻德，李自成进城后想投降，被拒，然后被李自成的大将刘宗敏（他出色地完成了拷掠权贵的任务）抓捕入狱，在被夹棍夹断十指的威逼下交出白银数万两，但还是承受了5天5夜的酷刑，脑袋被夹裂死于狱中；
哭穷的大明重臣陈演，被刘宗敏囚禁后主动交出4万两白银“助饷”，但几天后就又被捉回而斩首；国丈周奎禁不住严刑拷打，被闯军抄出了无数奇珍异宝，光是现银就足足有53万两之多……
（4）天天讲道德，一定最缺德
根据休谟的说法，道德的本意还是相当不错的：“对自己有用令自己愉快”是生物自然的属性；“对他人有用令他人愉快”则是群居动物的基础，也是作为一个社会人应有的利他倾向和恻悯之心。
然而，在某些社会行政体系中，以“利他”生物本能为基础建构起来的道德，被一小撮心底乌黑的道学家们和权贵们用语言反复表述之后，往往形成了既不利于每个个体，也不利于整个群体的一种观念，甚至，道德解释权变成了他们诸多特权中重要的一种特权。比方说，经过恐怖杀戮和顶级权贵们不断的灌输、宣传、教育和鼓吹，“利他倾向”中的这个“他”被偷换成了“国家”、“民族”、“家族”之类的宏大玩意儿，然后转个圈儿，变成皇帝、领导等这一小撮天天唾星四溅的给别人讲述道德的人！
始终记得——道德是自律的，不是他律的！
如果一个社会里某个群体天天给别人讲道德，那么他们一定是这个社会上最缺德的一部分人！他们给别人讲道德的原因，恰恰是因为他们害怕别人说出事实，害怕别人说出真话！
因为，虽然对整个社会危害极大，但道德宣教却特别有利于极少数特权男人（如皇帝），因为他可以不用遵守这种道德，而且在掌握了国家权力机器的基础上，他们还可以负责解释什么叫“道德”，也可以随意评判和肉体圈禁乃至消灭他人，可以让全社会给戴上一副精神枷锁……
如果背弃了“对自己有用令自己愉快对他人有用让他们愉快”这四条原则中的任何一条，道德就会背离其本来面目（利己和利他），变成实质的极度不道德——然后，道德的操作是虚伪的，执行是残忍的，本质上是伤害绝大多数人利益而满足极小一撮人的无限欲望！
放到一个国家来说，当一个国家行政体系长期陷于谎言、表演和假大空言辞之中，当一个国家的精英讲真话、实话和正直的话就被打击报复倒霉的状况一直持续，当一个社会官员和百姓、领导于人民之间信任感逐渐消失而变得“只认银子不认人”之时，当一个国家的百姓整天想着投机钻营当官发财而不是好好工作的时候……这样一来，从每个人的心中开始，社会的整个信用体系都开始逐渐崩塌，社会开始加速奔向无可救药的腐烂和溃败。
当一个王朝完全以特权阶级极度自私的欲望作为基础的道德，必然造成当大量社会财富和资源被不创造财富的权力所占有，当创造财富的人的财富总是被权力任意剥夺，社会的创造力和生命力也就逐渐丧失，要想获取财富，要么成为权力的帮凶，要么成为权力的拥有者，所有的精英分子都忙着去投机钻营，都想成为可以占有和剥夺别人财富的人，就不会再有人去积极主动的创造财富……
大明朝的最后就是这样一幅场景，以皇帝和皇族为首，社会上一群满口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的伪君子们一方面自己寻欢作乐，当着上级的猪狗奴才，却言之凿凿声称妻子一定要为丈夫守贞、守节，臣子要为君守节、尽忠，儿子要为父母尽孝道，整个成了一套法则……在天天讲道德，实质最无耻的朝廷和皇族主导之下，一小撮皇亲国戚政府高官占有大明朝的绝大部分财富，欺上瞒下、祸害百姓方面他们聪明过人、斤斤计较，但在为国效力上他们却极为吝啬，相对应的广大民众却无立锥之地无分文之财，所以他们只能造反……
在缺乏信任与共识的情况下，大明帝国社会精英集团之间互相钩心斗角，底层民众只认银子不认人，不管是皇帝还是士大夫，遇事谁都想把责任推给对方，没人肯担责任，大家互相指责对方，国家一盘散沙，社会活力丧失殆尽，最后落得个同归于尽。
要知道，李自成进北京的时候，京城的百姓都唱着“早早开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的儿歌迎接，仅仅一个不纳粮就对老百姓有那么大的吸引力……
（说明：本文第二部分“让子孙繁衍”主要依据“张宏杰：明代朱氏皇族子孙的旺盛繁殖与悲剧”一文写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