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海内外学术界关于近代中国的名词或概念史的研究渐成热门，取得了丰富成果，解决了许多问题，同时也留下了不少疑惑。概括而言，值得讨论的主要有相互关联的两方面，一是追究渊源流变之时好将二千年集于一线，二是对应翻译词汇之际总想循名责实。二者或连贯古今，或沟通中外，立意固然不错，只是要想将古今中外适得其所地沟通联系，远比现有的认识复杂得多。或者说，因循现有的路径，很容易陷入形似而实不同的陷阱无法自拔。若不能高度自觉，用力越深，反而离预期的目标越远。

　　研究近代中国的名词概念问题之所以要牵扯古今中外，与今日使用频率甚高的众多通行名词产生传衍的历史进程密切相关。以时下的通常理解，新名词并非仅仅是近代才有，自古就有外来词陆续加入汉语中文的行列。只是原来零零星星，断断续续，潜移默化，未能产生显著的冲击作用。早期来华传教士在中国助手的协助下翻译西书，逐渐形成了一些专有名词。由于传教士中西学分途并行的观念主导，所译西书的范围不宽，所用名词的概念用法不够固定，没有在中国士人当中流行。虽然在华教会曾经有过统一名词的组织和努力，效果和影响都不明显。

　　甲午战后，中国大量逆输入明治日本的新汉语、新名词在较短时期集中涌入，对中国的语言思想学术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影响。明治新汉语逆输入一事，远非通常所认为的名词变化那样简单。其背景是中西学在长期分途并行之后，由于甲午中国战败的影响，朝野上下呼吁学习日本变法图强，以东学为主导，促成中西学融合为新学，大量新名词集中输入并且流行，使得汉语由以字为单位逐渐向着以词为单位演变，新学又借由这些新名词、新概念而加速传播。相形之下，原有的中学沦于旧学的变相，日益失去与原来主要由传教士引进译介的西学并驾齐驱的地位。借由东学的外衣，西学开始以新学的面貌在士绅阶层广泛流传，进而影响到官府朝廷的思维和决策，教育、学术等知识体系和包括官制在内的制度体系随之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在新学的架构下，中西学很快熔于一炉。

　　将这一时期的明治新汉语来华称为逆输入，是由于其中不少原产于中国。大体而言，明治新汉语包括三部分，即中国典籍固有、来华传教士采用和日本人自创，即使后两类，也大都是参考借鉴中国古代典籍而来的。

　　日本知识人创造明治新汉语的目的并不是要改造汉语，而是为了对应翻译西文的词汇，不得不借助言简意赅的中国古代典籍当中的一些文辞，既较日语简洁，又更加准确达意。可是这样拿中文对应西文，忽略了不同的语言文字很难完全对应，总会因缘文化环境而产生微妙甚至是显而易见的差异，很容易在中文、东文和西文世界中产生误读错解。今人在探究这些近代新名词的渊源时，常常会利用现在科技手段的发达，通过各种检索系统查询古籍当中是否存在以及何时出现。在研究者看来，只要找出顺序相同的排列组合，就可以认定这些名词古已有之，然后再寻绎意涵和用法的变化。这样做看似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其实很大程度上混淆了事实。因为专有名词往往是集合概念，对应西文而生的专有名词，虽然借用古典，不过是翻译的符号，不能望文生义地按照中文的字义加以理解，主要应该看西文的原意，并且根据西文单词的意思来解读中文的翻译词汇。

　　大多数情况下，西文词汇所指的事物，尤其是那些并非有形物质的抽象概念，在中国传统社会并不存在，即使按照后来的观念找到类似情形，仔细揣摩，也往往是形似而实不同。况且，文言以字为单位，不以词为单位，在古代典籍中排列顺序相同，不一定是专有名词，甚至根本不是名词。用于指称相关的物事，或不过偶然，或另有他词。也就是说，古人心中并无后来指向清晰的固定化集合概念，用后来发生的此类概念上探其观念，就像擅于语言和历史比较研究的傅斯年所批评的，是将二千年集于一线，强古人以就我。

　　不仅如此，即使研究晚近名词概念，虽然时间不过数百年、数十年甚至数年，也不宜用名词勾连历史。由于古今中外的牵扯缠绕，名词相同而言人人殊的情形比比皆是。清季十年间，例如同样在东学的笼罩之下，“国体”、“政体”的指称涵盖不仅与今有别，当时各方也是聚讼纷纭，难得一是。有鉴于此，识者告诫新进学人用关键词做学问其实是相当危险的事，的确切中要害。这样的误读错解，在东文世界当中一般而言并不存在。因为日本人主要关注西文单词的本意，汉语词汇不过是翻译的符号载体。然而，当这些词汇重新进入中文汉语世界之时，国人首先看到的是他们熟悉的汉字以及似曾相识的组合，然后再去联想西文单词的本意，于是不仅引发当时各方面不少人的困扰，也考验着后来研究者的见识。

　　近代中国人虽然从明治新汉语接受了大量新名词，可是遇到西文概念或是论及所指事物，还是不由自主地会自行重新上溯古代典籍，望文生义，格义附会。而且在解读新名词之时，往往不仅是比较西文原词，将新名词看作一个整体对应，而是分别从汉字组合各自的字义来理解词义。如此一来，同一汉语新名词在东文和中文语境中呈现不同形态，前者主要是对应西文单词，作为集合概念符号，后者则在西文单词与汉字本意之间游移徘徊。由此产生了许多彼此无法交集的歧义。

　　以字为单位的非逻辑汉语在翻译逻辑语言时，呈现相当的模糊性。若干汉语词汇表达同一西文单词和同一汉语词汇对应多个西文单词的情形所在多有，如自由、国家、民族、世界等。因此，汉语译名与西文原词不可能完全相符，有时同一事物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概念表达，有时不同事物则不同的人可能用相同词汇来指称。讲究人伦秩序的中国原来对于自由重在无拘无束，与西来的各种“自由”差异甚大。自由与放任的分界模糊，使得民初自由主义颇受社会质疑。另一方面，文人好以新名词入诗，又往往与汉语的本意难分彼此。而辛亥之际的五族共和，显然与周公共和的本意联系更多，与西文的意涵似也相当契合，反而与帝制的对立并不突出。坚持共和，追求的其实是民主，忽略了共和也可以是寡头专制的事实。

　　或以为研究名词概念的历史可以循名责实，其实在不同的语文系统当中，各有其因缘社会历史文化而来的名与实。一旦被翻译转用，便发生以此之名应彼之实的转折，这样跨文化转移的名实，本来就很难完全对应，况且往往还会随之出现一实多名或一名多实的情形。因为名与实分属不同的语文系统，严格说来，无论如何均不存在名实是否相符的问题。虽然翻译之时译者也会思考如何能够正确表达，可是事实上翻译准确的往往不能通行，玄奘译佛经，严复译西书，就是显例明证。而流行的大抵存在错解，只不过约定俗成而已，和正确与否未必直接联系。所谓循名责实，大体心中自有一是，而且这一是旨在中外各有其是的完全吻合。借用严复中西各有体用之说，翻译也只能相近而不可全同。所以，应当探究历史以把握概念，而不要以概念勾连历史。前者注意物事和概念渊源流变的错综复杂，通过梳理所有的史事把握概念的发生衍化以及约定俗成，后者则假定古今中外能够一以贯之，由名词连缀史事。

　　跨文化传通常常是误解的情形，因输入新知而享有盛誉的严复和梁启超堪称显例。在近代新学的形成及其传播史上，他们两人据有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严复直接翻译西文，讲究信达雅，对于清季东学压倒西学的风气大为不满。他竭力汇通中西的种种名词概念，能够流行和流传的为数不多，而他呲之以鼻的东学以及明治后新汉语，却反而大行其道。

　　鼓吹借东学传播西学的梁启超的遭遇更加令人感慨。在近代中国，一些新名词虽然早已出现，却在梁启超用过之后才迅速流行，一些明治后新汉语则由他从东文世界借用而很快成为中土新学的要素。可是，即使如此引领时代风气的名士，有时也会陷入名实相符的困扰。经由梁启超而流行一时的新名词，在他本人大都是拿来就用，并未经过深思熟虑，严格说来，名实不符的情形所在多有。反之，梁启超再三琢磨认为日本人翻译不当或与中国情形不合的“经济学”，却偏偏成了使用频率极高的通行词，并且最终被确定为标准的正式名词。而他先后使用的生计学、理财学、平准学、资生学等，尤其是再三斟酌认为一是的生计学，则不敌经济学，以至于梁启超本人也不得不几度违心地在一般听众面前使用他不以为然的“经济学”。引领时趋者无力回天，折射出名实不符或许恰好是常态。既然如此，循名责实岂非水中捞月般的徒劳无功?

　　早年一度热衷于翻译事业的王国维深有感触地说：“夫古人之说，固未必悉有条理也。往往一篇之中时而说天道，时而说人事;岂独一篇中而已，一章之中，亦得如此。幸而其所用之语，意义甚为广漠，无论说天说人时，皆可用此语，故不觉其不贯串耳。若译之为他国语，则他国语之与此语相当者，其意义不必若是之广;即令其意义等于此语，然其所得应用之处不必尽同。故不贯串不统一之病，自不能免。而欲求其贯串统一，势不能不用意义更广之语。然语意愈广者，其语愈虚，于是古人之说之特质，渐不可见，所存者其肤廓耳。译古书之难，全在于是。”[1]虽然王国维主要说的是哲学，而且就中译外立论，但是与外译中情理相通。作为过来人的领悟，值得所有研究名词概念问题者反躬自省。

　　【参考文献】

　　[1]王国维：《书辜氏汤生英译〈中庸〉后》，《静庵文集》，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50-1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