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辟墨”，墨家“非儒”，儒、墨之争，或者说儒、墨学说的根本分岐点在于对爱的阐释。儒家强调爱有差别，由己及人，由亲而疏，是为“仁爱”。墨家则弘扬“兼爱”，无差别的爱。
    爱，主体和对象都是人，故对“爱”的基本认识，就是对人与人关系的基本价值观。
    中国2000年来，儒家思想占居主流，其有差别的“爱”，成为血亲宗法社会的基础，“国家－家族”一体化，家天下，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一系列的家族圈子，大贵族压叠着小贵族，小贵族压叠着贱民阶层（庶），同一贵贱层上小圈子紧挤着小圈子，形成一个严密的金字塔型社会。大部份人因其出身所在的圈层、家族，基本上就决定了他的一生，而在圈层间的攀爬将耗尽其一生的精力，故而能力、品德等因素，在面对血缘宗法关系时，变得较为其次，因此社会进步只有在血缘渗透中、或者长周期的社会大颠覆中极其缓慢地匍匐而进。
    从学理角度和中国2000年的实践上看，这明显是一种非理性的社会结构，墨学的“兼爱”及其引伸出的“尚贤”、“尚能”、“尚同”社会，因贤能而选出的“天子”代天行政－“天志”，“天子－平民”扁平型社会结构，好象更加有利于社会进步，墨家“非儒”可以理解。
    对于“仁爱”和“兼爱”的基本价值观之争，儒家和墨家都火力全开，严防死守，墨家“非儒”而儒家“辟墨”。“非”属批评，“辟”则倾向铲除，儒家由于长期占居中国社会的主流思想体系，“辟墨”贯彻得更为彻底。儒家在学术斗争中，很有策略地引进“政治力量”，给“父子”关系捆绑上“君臣”关系，为帝皇的皇权世袭披上了“仁爱”的道德外衣，终于在学术之争中大获全胜，“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由此，儒家思想成为了社会统治之术，本来还算清明的儒家思想，变成了污浊的统治之“儒术”，中国、中华民族的命运因此而深受影响。当时被罢黜的除了墨学外，还有道家的杨朱学派（类似近现代的自由主义学说），他们都因为不利于君权凌众、君权世袭而遭到政治封杀，他们的传人、辞章已经很少留存于世。儒生群体成为官僚集团的总预备队，彻底卖身于帝皇之家，成为一个依附阶层。
    儒家“辟墨”以孟子和荀子的论战、评论最具代表性。
    《滕文公下》中，孟子云：“杨朱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禽兽”是很重的怒斥！称对方为“禽兽”已经让学术交锋变成了“人身攻击”，对方是“禽兽”，那就何需一辩？而且，孟子还开了一个“政治干预学术”的坏先例，很多统治者可能对于“无父”会无感－－因为有些统治者恰就是弑父登位，但对于“无君”就必然大光其火。孟子借挑动统治者的忿怒而逞学术之霸权，人品已经有亏。而且，“无父无君”就一定是“禽兽”？显然就太过绝对，尤其不适合于当代，现代化的诸国，早就“无君”数百年，不见得人家都成了禽兽之国。况且，有云“舐犊情深”，“禽兽”恰恰讲究“父慈子孝”，孟子疑似比喻失当、胡乱骂人。
    《非十二子》中，荀子云：“不知壹天下、建国家之权称，上功用、大俭约而僈差等，曾不足以容辨异、县君臣；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墨翟、宋钘也”。这里，荀子更加直白地说明，“差等”之仁爱直接勾连着“县君臣”之别（“县”通“悬”），“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皇上您不可不防啊。荀子一次过“非”各家各派的“十二子”，再次显露儒家学人的学术霸权。而孟子、荀子的言论，均出于向君王建言的角度，儒生的依附精神特质表露无遗，当然，从门派的生存状态看，儒生进则“仕”、退则“教”，经济上独立生存能力薄弱，只能软骨依附而存，与墨家倚技艺而生存的内生傲骨，必然天差地别。
    儒生历来以为君王建言献策为“谋身”之阶，达一己及家人的富贵，颇显仁爱的“智慧”；墨者为平民众生施行大爱，是为“谋国”，潜身而行，功成身退，正所谓“大巧若拙”。
    就学术而言，孟子、荀子显然犯了两个错误。
    其一，父子、家人之亲爱，属天然存在、自然形成，墨学中也从不否认，也否定不了，即使在弘扬“兼爱”的过程中，也是由己及人，由亲人之爱推及他人之“兼爱”，《墨子－兼爱》说：“视人家若其家，谁乱？视人国若其国，谁攻？故大夫之相乱家，诸侯之相攻国者亡有。若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则天下治”。写得很明白，并没有说“兼爱”就一定排斥家庭成员间的亲爱、孝慈，孟子抹黑性评论墨家为“禽兽”站不住脚。
    其二，以仁爱于家庭内部的天然性和正确性，而把它推施于社会，扭曲了社会价值观。有差别的“仁爱”，以私爱始、以公害终。因为仁爱鼓励自私，鼓励在对家庭之爱绝对优先之下，对“外人”可以极端冷漠，甚至损人利己。正如《墨子－兼爱》又说：“盗爱其室，不爱其异室，故窃异室以利其室。贼爱其身，不爱人，故贼人以利其身。此何也？皆起不相爱。虽至大夫之相乱家，诸侯之相攻国者亦然：大夫各爱其家，不爱异家，故乱异家以利其家。诸侯各爱其国，不爱异国，故攻异国以利其国”。
    观察当今中国社会乱象，确实印证了墨子的预言：上至官，为家庭私利而谋财贪污，“封妻荫子”，祼官们不惜“牺牲一人而幸福全家”却害了全社会的“陌生人”。中至商，为一家之豪富，不惜“地沟油”、“毒奶粉”，自己的儿子炫富奢华，而造成无数“陌生人”或死或残或病，他们毫无愧咎。下至民，为图一家之方便，倾垃圾于公共场地；为一己的娱乐，而涂鸦于古迹文物；为自身的便捷，行车穿插于公共道路。等等无数因“私爱”而侵公义的活剧，天天、无限次地在上演，但在“仁爱”的道德观下，“先辨亲疏，再辨是非”，他们被视为理所当然，长期毒化、撕裂社会，中国至今仍不是一个公民社会、甚至连国家概念在很多人思想上仍十分模糊，为家而卖国、以家为国等思想仍活跃非常。2000年历史中，有差别的“仁爱”泛滥于社会时，其危害真是罄竹难书。
    有差别的“仁爱”，适用于家庭、家族、甚而乡党，但“仁爱”显然不能施之于更广泛的社会全局，尤其是当今范围更广大的“地球村”。
    由于早期的思想家们，在思想体系的建构上，失之于精密性、逻辑性，言词互辩，巧言令色，无法以理服人。用现代的科学体系来剖析，可以指出他们之间的分岐，就是没有意识到给他们自己的理论确定“定义域”：在家庭范围，作为自然人，讲求仁爱；在社会范围，作为社会人，讲求兼爱。
    打个比方，中观的物体与物体之间，以“万有引力”来确立它们的关系，“万有引力”就是“兼爱”。而在微观的物体内部，原子与原子之间、进而原子内部亚原子粒子之间则以电磁力、强力、弱力为主导，如父慈子孝、兄弟悌恭、夫妻倡随之“仁爱”。
    为“仁爱”和“兼爱”增加定义域说明，“仁爱”与“兼爱”之争则可休矣。以科学的精确计量、严密逻辑来重新阐释古代思想理论，或许可以对她们的活化、现代化开辟出一条新的道路。
后语：
    本文虽然对于儒家学理基本点、儒生风骨上颇有否定之意，但笔者并没有彻底否定儒家的思想价值，儒家在修身、齐家的“致用”上有一定价值，儒家经典在去芜存菁后作为启蒙教育、人伦初识的参考读物还是可以物尽其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