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国变法前，传统村社并没实现人力与土地的最优搭配，造成了人力或土地的浪费。故而，齐国管仲提出了“均地分力”原则，而商鞅也提出“任地待役”的主张。经过重组的秦乡村，不仅做到了人地相称，还形成了以农牧为主、工商副林渔为辅的多元经济结构。二十五户职业互补的个体小家庭，堪称一个五脏俱全的最小型生产建设兵团。
所以，孝公十二年以后，秦国逐渐形成了不同于东方列国的小家庭为主流的社会结构。这种格局的形成，说明秦国新体制最适合促进小家庭的发展壮大。
顺便一提，汉文帝停止了普遍授田之后，官社经济体制趋于松动。汉乡官虽还有不小的权力，但对生产组织的控制力渐弱。再加上初汉放任的经济政策，以及小吏与豪富勾结为利益共同体，秦式集约化生产再以维系。自然经济需要集中生产资料来提高抗风险能力，若不能以官社模式集中，大概只剩下发展豪强庄园一途。于是中国又逐渐回归大宗族社会形态。此乃后话。
3. 新体制下的治家之道
从某种意义上说，古代中国仅有战国秦是围绕个体小家庭来构建社会大环境的。其余时代都持宗族本位观念，从思想上推崇大家庭制度。秦国奉行的是小家庭伦理，而六国及其它朝代奉行的是儒家宣扬的大宗族伦理。
小家庭伦理与大宗族伦理不是一个路数。所以，他们总觉得秦人不讲“礼义道德”。
从后续历史来看，个体小家庭为主流的社会，比宗族社会更有利于布衣士人只身打拼。因为战国士子游说诸侯时大多是个人行动，得到官爵后再将自己的小家庭移民过来。除非特殊情况，很少会将几十甚至数百口族人整体移民。而且，小家庭型社会的排外性要远远小于大宗族型社会。社会的包容性是吸引天下贤士来投的基本条件。
汉高祖刘邦曾对群臣说：“诸君独以身随我，多者两三人。今萧何举宗数十人皆随我，功不可忘也。”（《史记·萧相国世家》）
尽管当时天下反秦成为潮流，初汉功臣的老家丰沛之地是重要反秦基地，但初汉功臣中大部分人还是以孤身奋斗为主（顶多押上整个小家庭），仅有萧何是全族数十口人集体追随刘邦。哪怕破罐破摔扯反旗，人们还是下意识独自打拼。可见，春秋大宗族观念已然式微，秦国式个体小家庭意识，已经潜移默化地渗透到了全天下。
这个结果也许不在商鞅算计之内，但客观效果足以说明，他踩中了那条通往新世界的路。在他设计的新体制下，秦民很快找到了新的治家之道，融入平民阶层崛起的天下大潮。当然，这个过程远比《史记》描述得曲折。
对于普通秦民而言，变法元年颁布的新政策中最重要的是这四条：
其一，“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
其二，“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
其三，“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
其四，“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
还有两个史书没直接提的新政策：1.设立新的乡官体系；2.改“乡校”为“学室”。
如果选择抵制新政的话，该家庭的剧情就进入“秦民之国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数”路线。众所周知，结局不怎样。倘若决定努力适应新环境的话，主要有以下对策：
第一，听乡官传达的国家律令，不能再像从前那样唯强宗大族马首是瞻；
第二，与同伍邻居搞好关系，相约共同遵守新法，不做害群之马；
第三，不再像过去那样参与私斗，争取在战场上立功受爵，改换门庭；
第四，放弃末利，回归耕织，把授田经营好，争取早日“复其身”；
第五，让至少一个儿子到“学室”读书，以求通过文法吏选拔考试；
第六，有两个以上儿子的家庭，暂时不分家。
前五条都是新体制下的趋利避害之选，但第六条与新政策对着干是几个意思？
没别的意思，还是为了家庭利益最大化。
大家都知道“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的法令，是针对“父子兄弟同室内息”的现状。然而，分户政策如同药剂，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起疗效。
变法之初，宗族豪强势力没根除干净，乡官对基层的控制力还不强。纵然是那些守法的普通家庭，也不能不观望这两股势力的博弈，不会轻易选择站队。毕竟，分户会削弱家族力量，减少在乡里的话语权，所以谁也不愿自断手足。
况且，新法令说“倍其赋”，但秦国“初为赋”是在孝公十四年。官府在此前没动真格收两倍赋，秦民自然也不会太把分户令当一回事。
此外，此时的秦国还没进行彻底的土地改革，也没有统一度量衡。史称商鞅“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平斗桶权衡丈尺”，但这是秦孝公十二年的事。
田制与度量衡制没有改革前，不同民户的税负并不公平。在缺乏统一制度的前提下，商鞅“訾粟而税，则上壹而民平”的构想，很难真正落实。换言之，分户后产生的总税负，有可能比分户前更重。与此同时，在新农业技术没有全面推广前，单个家庭的生产力水平难有突破，不易达到“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的标准。
总之，拆分出来的个体小家庭的纳税能力总和，恐怕并不比现有大宗族家庭强。于是乎，为家业考虑，秦民当然选择暂时不分户。
随着生产力发展，社会生产组织小型化成为时代潮流，足以分割出一夫一妻小家庭。五口之家的小家庭早在商鞅变法前就存在了。但直到商鞅变法，个体小家庭才真正从经济上独立，摆脱对大宗族的依附（转为依附基层政府）。
在国家普遍授田的前提下，十口之家挂一个户口才得田百亩，如果分为两户的话，就能各得一百亩田。整个家族的总资产与人均财产都有所增加。而重组后的乡村，让小家庭获得了全方位的保障。生产资料均平与赋税公平等问题在第二期变法中得以解决。
因此，秦民最终按照商鞅的意图选择了新的小家庭制度，并形成了与六国大家庭模式不同的伦理观念。其中的曲折性与复杂性，绝非如史书轻描淡写的那么稀松平常。
4. 变法的意义——解决“家”与“国”的冲突
《道德经》曰：“故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国观国，以天下观天下。”
人类活动基本上都包含在身（个人）、家、乡、国、天下这五个层次当中。其中最小的社会单位就是“家”。小至城镇、村落，大至国家民族，都是由无数个小家构成的。每个家庭都活在一定的社会秩序中。家庭制度堪称是社会制度的基石。不同时代的家庭制度各异，但国家社会的影响也大相径庭。
列国变法的背景是礼崩乐坏，旧秩序崩溃。旧秩序即孔夫子一心想恢复的周礼。周礼以宗法制和分封制为根本，分封制也是宗法制的产物。
在周礼制背景下，家、国、天下的结构都是相同的。宗法制致力于打造一个稳定有序的宗族社会，嫡长子世袭是其核心。周天子嫡系继承王位，王族兄弟分封为诸侯。诸侯宗室又分封不同支系为卿大夫。周朝各层级以此类推。随着家族的不同繁衍壮大，非嫡系的子孙越来越边缘化，哪怕是最尊贵的周王室家族也有沦为平民的分支后裔。这又形成了新的家族。
春秋首霸齐桓公曾经问管子，天下纷争是怎么起来的？
管子答道：“君人之主，弟兄十人，分国为十；兄弟五人，分国为五。三世则昭穆同祖，十世则为祏。故伏尸满衍，兵决而无止。轻重之家复游于其间。故曰：毋予人以壤，毋授人以财。财终则有始，与四时废起。圣人理之以徐疾，守之以决塞，夺之以轻重，行之以仁义，故与天壤同数，此王者之大辔也。”（《管子·山至数》）
这段话生动地揭示了家族系统与国系统的矛盾。
周公作礼乐时，希望以家族伦理安天下。周天子接见同姓诸侯时要叫一声“伯父”，接见异姓诸侯时要叫一声“伯舅”。周王室与多国联姻，各国诸侯又相互联姻，于是大家都是拐着弯的亲戚。然而，国就是国，家就是家，以家族亲情伦理来处理国际纠纷，并没有什么卵用。
正如管仲所说，隔了几代后，大家只是同一个祖宗的关系，祭祖时连牌位都不放在一个宗庙，相杀起来没有任何心理障碍。
后来的战国变法浪潮，无不以打破世卿世禄为宗旨，差别只在力度和准头。而世卿世禄恰恰是分封制与宗法制的产物。这种后人看起来很糟糕的制度，恰恰是立足于维护家族系统的发展壮大。
例如让孔子与鲁君都头痛的三桓家族，其实是鲁国宗室分支，妥妥的亲戚。同姓分出来的新氏族，为了让本家族保持自己的既得利益，充分利用了分封制的漏洞，在自己的国中之国——封邑积蓄力量，反过来挟持国君。这种下克上的现象在春秋及战国前期比比皆是，秦国也不例外。
究其原因，就是以国君为代表的国家直属力量弱于世袭贵族的势力。各世袭贵族的“家”恶性膨胀，侵占和腐蚀了“国”的权力与财富。
世族之家在社会生态圈占据着先天优势。而世卿世禄制让他们能将特权代代传承下来。尽管世族之家也会出现沦为平民的边缘化分支（如卫国宗室“诸庶孽公子”卫鞅），但其嫡系将一直垄断着国家特权，阻挡着其它阶层人才的正常流动。
久而久之，整个国家就陷入了一种不健康的社会板结化状态，渐渐失去活力。
为此，各国先后开展变法，加强中央集权，抑制私家势力的膨胀，建立新的统治方式与家庭制度，结束礼崩乐坏造成的秩序混乱。故而商鞅变法以军功爵打破世卿世禄，又以小家庭制度拆分大宗族。说到底，就是为了避免任何家族膨胀成尾大不掉的包袱，干扰国家社会的正常运转。
对于商鞅而言，国计与家计必须一体化，无论两者怎样发展，百分比都是锁定的，社会组织结构也应该稳定的。所以，在“家”与“国”的冲突面前，他坚决站在国家主义的立场上。虽说商鞅在做顶层设计时，是按照“从家到国”顺序来建模，但其最终目的是为了让“国”变得更加富强与稳定。
【结语】
我们以书生意气指点江山，以为变法都是自上而下进行的，就必然按照先国后家的顺序来设计。那些失败的改革家，大体也是这样想。所以，他们的改革往往利国不利民，只是用新弊代替了旧弊，最后玩脱了。
理论上说，国家公器应以社会全体利益最大化为发展目标，给广大家庭创造良好的生存发展环境。但实际上，历朝统治者的着眼点是优先保障财政收入，为了达成这个目标不惜牺牲无数家庭的生计。
国家解决不了的问题，往往会丢给社会自己消化，主要是在家族或家庭内部消化。比如豪强大户收留破产者，比如走西口、下南洋、闯关东自主创业等等。假如顺利的话，家族势力会壮大，改写当前社会格局，让执政能力低下的高层渐渐失去公信力与影响力。假如不顺利的话，就会变成历史上屡见不鲜的“官逼民反”。后来秦朝末年的最大教训，就是徭役征发无度，个体小家庭乃至官社经济体制乡村都无法维持正常运转。
对于一个大国来说，每天都有许多家庭遭遇不幸，但只要不大面积破家，就不至于造成严重危机。所以，意识到时弊的人不会少，但真正有魄力去改变甚至为之搏命的人不会多。
制定国策自然要立足全局，但不能过分破家。破家如伤根。尽管商鞅是国家主义者，却依然是按照从家到国的顺序看问题。因为他很清楚，家层次的问题解决不好，最终会动摇国本。
为此，他提出了“治国者贵下断”的奇特理论。这个被不少论者忽略的理论，贯穿了秦国两个阶段变法。毫不夸张地说，这是秦国变法顶层设计的核心指导思想。 （全文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