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萌（1965-）男，四川大学宗教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宗教与其他文化的相关研究。

　　宗教与科学是人类社会中两种重要的文化现象，它们的对话是处于分裂状态的人类文化寻求自我融合的一个必要途径。佛教文化作为传统的宗教文化形态之一，在与科学的对话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随着当代科学的进展，佛教与科学的对话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活跃局面。认识和揭示这一重要的文化现象背后的意义，对于深化科学的哲学反思和促进现代文化的融合都是极为必要的。
　

　一、佛教的空性论与现代物理学的量子革命

　佛教以义理的宏富玄奥而著称，佛教的空性理论就充分地体现了这一点。这一古老的理论超越巨大的时空跨度与当代科学的量子理论联系在一起，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类思维的深刻统一性。

　　1.佛教的空性概念及其宗教含义

 
　　空性（sunyata），音译作舜若多，指空之自性、空之真理。佛教认为，空性就是依空而显之实性，它是一切法（dharma，指一切事物和现象）的真实本性。在此意义上，“空性”与“空”（sunya）的概念具有等同的含义。空性的思想，表达了佛教的基本立场，也是佛教根本区别于其他宗教之处。佛教讲空，有人空与法空二义。人空表示没有一个恒常主宰的“自我”（atman）本体存在，即自我的实体为空；法空则认为诸法皆幻，并无实体存在。
　　佛教讲空的根本依据，在于佛教的缘起观点。缘起法则认为诸法由因缘和合而生，无固有自性，无自性故空。在佛教历史上，讲空最彻底的是龙树开创的大乘中观派。该派认为，“空性”者，即是诸法实相，即是法性，是真如。具“空性”见者，即了达佛法正见；具“空性”观者，即证悟世界的实相。这种认识，在龙树的《中论颂》中表示为：“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无（空），亦为是假名，亦是中道义。”
　　对于佛教的“空性”概念，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第一，它包含着深刻的哲学意蕴，是对一种世界观的高度概括和理论抽象；第二，它反映了佛教的宗教特征。佛教谈空，有其特定的宗教目的，那就是使人破除对一切事物的实在性认识，领悟现象之后的“实相”，从而超出生死，趋于“涅槃”。
　　从根本上说，佛教的空性概念是基于佛教的宗教实践的理论概括，它同现代科学对于经验世界的解释有着不同的本性。
　

　2.量子革命及其哲学意义

　　量子力学理论是继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之后现代物理学领域的又一次革命性的突破，但它的影响却远远地超出了物理学的范围，在哲学乃至宗教领域都引起了热烈的反响。
　　著名科学史家丹皮尔（W.Dampier）在描述这一物理学革命时说：“旧的唯物论死亡了；而甚至一度取代物质微粒的电子，也已变成了失落肉体的灵魂——只不过是波动形式而已，甚至不是我们所熟知的空间中之波，也不是麦克斯韦的以太中之波，而是用我们意识所不能领悟的措词来描述的四维时空中之波，或概率图式中之波。”
　　物理学家保罗·戴维斯（P.Davis）则认为：“量子论中包含了一些令人惊讶的思想，使人得以洞见精神的本质以及外在世界的实在；要想寻求了解上帝和存在，就必须充分考虑量子革命。”
　　诸如此类的评说都反映出量子理论的出现对于人们精神世界的冲击：量子理论向我们揭示了一个非常奇异的世界，但是由于这个世界同我们日常所生活的世界距离太大，对于它的理解也变得异常困难。例如波函数，它是微观世界中量子状态的一种数学表达方式，但是在哲学领域中，对于它的理解则存在着很大的分歧。波函数的具体的物理意义是什么？它是否是对真实存在的描述？对于这些问题的深入思考，刺激着人类新的“世界图景”的酝酿和产生。
　　现代科学哲学对于量子力学的哲学意蕴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它认为，量子理论的波粒二象性表明，人们对事物性质的认识是依赖于具体语境的，在科学的认识主体和客体之间存在着主客体相互转化、相互包容的关系；量子关联的非定域性表明事件的联系性不但突破了牛顿的经典力学体系，也突破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体系，它显示了实在的不可分离性，说明我们周围的宇宙是一个“参与者的宇宙”，即一切认识都是相对于实验者、认识者而言的。这一切，都使得量子力学表现出显著的后现代特征。
　　发生在自然科学领域的量子革命，其对于人类思想的影响结果时至今日仍然不能说已经尘埃落定。实际上以量子理论为代表的物理学革命的出现不是消解而是深化了宗教与科学的对话，它同佛教空性论之间的对话也已经成为这一对话的一个重要方面。

　　二、量子理论的佛教空性论诠释

　　1.佛教话语在与量子理论的对话中凸显

　　量子力学在宗教领域中引起的反应是与各宗教的教义体系相联系的。在基督教世界中，量子力学的互补原理被用来说明基督教的“基督论”；而在佛教界中，以佛教的空性理论与量子力学理论互相诠解是最为普遍的一种做法。在20世纪70年代，我国台湾物理学家王守益就因以量子力学诠释佛教空性论而产生了较大影响。
　　王守益，美国密歇根大学物理学博士，曾任台湾清华大学物理系主任、物理研究所所长等职。他的主要观点集中在《物理与佛学》一书中。王守益认为，虽然佛法的究竟之处是不可言说的，但科学的成就提供了一个帮助人们接近、契入、领悟佛教真理的新途径。
　　量子理论揭示了微观粒子在描述上的不确定性，因为表达这一特性的波函数（Wave Function）Ψ是观测不到的，我们可以说该法或该系统的本体是“空”的。王守益认为，波函数的这种性质说明，佛教所谓“色不异空”、“当体即空”的说法拥有微观世界的量子论基础。同样地，根据量子力学的“测不准原理”，我们所观测到的现象正是佛教所说的“假有”，而绝对真实的物性（佛法所谓“实相”），不论实验技术发展到什么程度，都是不可测到的。
　　王守益认为，用量子力学等高深的物理理论谈论佛法，并非故弄玄虚，“而是目前科学上所知的最为恰当的处理”，把量子物理中的波函数Ψ看成是佛法中的“自性”，至少是一种可以接受的认知模式（Model）。通过对佛教空性论与量子理论进行比较，王守益认为存在着从现代科学通向佛教义理的通道。
　　以类似的思路融通佛学与现代物理学的还有台湾中山科学研究院教师杨中杰等人。在《从佛学角度观西方三大物理学之理论层次》中，杨中杰依照佛教的中观学说和唯识理论，判定牛顿物理学、相对论物理学与量子力学依次趋于接近佛教的“中观正见”与“如实观照”。但是物理学只是针对现象世界而立，即使量子论最多也只触及了“心灵之活动”，完全不同于“心灵寂灭状态”时佛性实证的现象，因此无法达到佛教“一切种智”之般若。
　　针对以量子理论诠解佛教义理的做法，黄明德博士发表了《论空性不能译成Wave Function（波函数）之理》一文，对于佛教的“空性”概念和量子力学的波函数概念进行了详尽的比较。黄明德认为，二者在内涵上有吻合、接近之处，但也存在截然的不可通约之处。
　　从根本上说，“空性”为佛陀及佛教信仰者的宗教实践所体认，它是对世界终极实相的概括，因此任何言辞的描述、任何具体的结论都不能说是空性本身；而波函数仍然是物理学家根据观测研究的结果，仍属对现象的描述，而非究竟之本体。基于这样的认识，黄明德认为在二者之间存在根本差异，不能相互代替。
　　在《论科学的精神与佛学的精神》中，作者李长俊对科学与佛学的性质进行了总体的比较。他指出，所谓的科学，应当包括科学的观点、科学的方法、科学的对象及科学的结论。像海森堡（W.Heisenberg）的“不确定原理”或电子、质子、量子等观念之所以被认为是科学的，因为它们是人类“势必共同的经验”。
　　而佛学中宣讲的教法，则是非“常人之共同经验”所可企及的，它得自佛陀的无上正等正觉的自内证。从这方面讲，佛学乃是“非科学的”。但佛教的根本价值正在于它的“本质的超越”——即空空（即无第一因，对空的执著也要破除）。这使它超越了一切世俗的哲学思辨，所以可称“空为佛法之宗极”。在李长俊看来，科学与佛学各有其不同的原则与方法，因此也各有其适用的领域与价值，这是判定它们的基本尺度。
　　参照科学理论以表述佛教的合理性，是深受佛教文化浸润的信教科学家表达其信仰的一种方式。他们通过这一特殊的形式融通“出世与入世”、“真谛与俗谛”的关系，以实现信仰与理性之间的平衡，反映出佛教文化圈内科学家特有的文化心理。他们对佛教与科学关系的融通，从特定的视域拓展了对二者关系的探究。
　

　2.对话在跨文化研究领域中的延伸

　　佛教与科学对话的一个重要趋势，是从跨文化、跨学科研究的角度探讨二者协作与整合的可能性。这种对话已经不再局限于以科学诠解佛教这一范畴，而是把佛教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资源，与现代科学展开的对等的交流。这一对话形式虽然还处于发展探索之中，但它为现代科学提供了新的思想资源，对于佛教文化本身也是一个重新认识与解读的历史契机。
　　目前我国参与这方面对话的有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的牛实为教授等人。牛实为教授对现代科学的前沿理论如量子理论、混沌力学、耗散结构理论以及当代心理学等都有广泛了解，并对佛教的禅修有较深入的实践，他在以佛教义理与科学理论的对话中提出了一些新颖而独到的见解。
　　他指出，根据现代理论物理学的解释，宇宙、时空皆产生于充满零点能的“真空”或“无”；因为真空是一切有为法、无为法的背景，它具有自充足、自参照、自波动的属性，真空非空，这正如佛教中所说的宇宙“实相”。
　　他还借助量子理论说明佛教的修炼过程，认为当人体内的混态转为纯态时，具有寂照功能的固有真空态就以心脑之光的形式呈现出来，这便是参禅者所达到的顿悟状态。同样地，西方科学家所发现的在人的深定过程中神经细胞处于最小自振态，意识场出现跃迁的现象，可以用来说明佛教的光明定。
　　在《人类自性问题》一书中，他引述科学上的引力场理论对于佛教“业力”问题给予了新的诠解，他认为业力的产生，“主要是由于外界物质与意识场的作用，逐渐形成业力场。又由于业力场的次级效应，辗转相因，导致业力根深蒂固”。
　　牛实为认为，科学与佛学之间存在着某些内在的联系，二者在思维方式和认知模式上可以互取所长，互相弥补；佛教的诸多理论问题也有待通过科学的途径给予解答，而佛教对于一些问题的探讨也可以激励现代科学的进展。
　　以佛教空性论与当代科学对话的西方知名学者，有美国科尔盖特大学物理与天文学系的曼斯菲尔德（V.Mansfield）教授，他曾发表多篇文章阐述佛教的中观哲学和现代物理学之间的关系。曼斯菲尔德不但是一位现代物理学专家，还担任藏传佛教和荣格心理学的教学工作，并且有多年的禅修实践。宽厚的文化背景使得他对佛教空性论与量子理论的比较避开了一般性的比附，而是以现代科学理论为基点，考察佛教义理在科学理论之间所起的建设性的穿引作用。
　　在《佛教和量子力学——对话的开始》一文中，作者明确指出，他的研究并非要通过物理学来证明中观佛教的有效性，因为他知道用科学来证明或者否定宗教的历史是“命运不济”的。他要做的是“尝试理解重要的和经实验证实的哲学论断，使得关于某些量子属性缺乏独立存在的个别化理论独立化，并将其与中观的空性原理结合起来。”
　　同时，他也明确表示，佛教文化的视点对于西方文化能起到一种很好的补充和纠偏作用。他认为，因为物理学是在哲学的背景中进步的，如果西方的科学家对于佛教的哲学思想有深入的理解，那么物理学探索中的出现一些错误就可以避免。他设想，如果佛教的“空性原理”（principle of emptiness）受到科学家的重视，将会有益于科学事业，因为佛教哲学有助于克服笛卡尔的二元论哲学造成的思维方式上的困境。
　　曼斯菲尔德通过对佛教中观哲学与现代科学的哲学背景的联系，使现代科学增添了特殊的诠释境域，也把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推向新的深度。

　　三、对话的意义及解读

　　我们注意到，有些参与佛教与科学对话的作者持有这样一种观点：现代科学的发展不但没有证伪佛教的教义，而且在一定意义上证明了佛教教义的真理性。华人学者陈荣捷也说过：“佛教是否能在这个科学的时代存在？在这方面，佛教可说是比其他宗教来的幸运。通常，科学上的重大发现会造成神学的危机，可是在佛教来说，这种发现却意味着‘证实’。”
　　对于这种见解，我们可以从两方面理解：一方面，佛教教义系统同其他宗教体系相比在解释世界方面具有自身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使它在当代表现出很高的社会适应性和文化伸张力。
　　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因此否认佛教的教义系统与科学理论是两种性质不同的体系。科学的结论不是得自于对哪种宗教教条的推演，而最终要落实于科学家的科学实践，这是我们理解佛教与科学对话这一主题的基本原则。

　　1、佛教与科学的对话主要在哲学层面上展开

　　佛教的教义体系可概括为“戒定慧”三学，与现代科学的对话主要涉及其中的“定”、“慧”两部分。与“定”学（有关禅定的内容）部分的比较性研究虽然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由于这部分内容与现代科学的研究思路差异较大，因此，严格说来还只能属于一种“前范式”的研究。
　　佛教的“慧”学则是对于世界“实相”的思考与认识，在一定程度上可称为佛教思想的哲学表述。量子理论从本质上说是自然科学自身不断发展的产物，但对它的哲学反思也与佛教的哲学思想相通。基于上述原因，量子理论所引发的佛教与科学的对话，主要是以“空性”与“量子”为中介在哲学层面展开的。
　　在佛教哲学思想中，存在着丰富的辩证法因素，这已是世所公认的。
　　吕澂先生在《佛家辩证法》中指出，佛教的思想带有辩证的色彩，并从三个方面对此进行了说明：一是分别说，反对片面、绝对的认识，而认为现象是随时变化的；二是中道说，看到现象的相对性，反对偏执一端的认识；三是缘起说，反对孤立地看问题，而认为现象是互相依持、增上（增进、助长）的。
　　同时，吕澂先生认为，中观学派所立的无自性的“空”并不破坏作为佛教根本思想的“缘起”观念。现代科学哲学的研究发现，“特别是在公认的危机时期，科学家常常转向哲学分析，以作为解开他们领域中的谜的工具。”空性论与量子理论虽然分别属于宗教与科学两个不同的领域，它们的认识方式和所要达到的目标也不一致。
　　但是，它们之间的对话存在着一定的哲学基础：佛教空性论对于一切现象的独立存在和最终实存性的否定，与量子力学引发的对主客体关系、决定论与非决定论等问题的哲学思考，存在着哲学上的相似性。
　　因此，量子力学理论与作为佛教哲学最高成果之一的佛教空性论展开对话，存在着逻辑上的必然性。当然，对话并没有消除佛教与现代物理学对“空性”概念理解上的差别，但它将量子力学置入一个更广阔的哲学背景中，增添了对于量子力学的理解维度和诠释境域，是有其哲学意义的。
　　空性论与量子力学的对话还表现出东方传统思维形式在现代科学发展中所具有的特殊价值。在现代科学探索过程中，发现形式的抽象性、跳跃性、超常性已成为显著特征，直觉思维、灵感思维等超逻辑认识方式越来越具有重要意义，这也是许多科学家对所谓的“东方智慧”感兴趣的原因。
　　现代科学的进展表明在理性的范畴中把握实在的世界变得越来越困难，而这一困境在西方心物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下是难以摆脱的，因此，借鉴佛教等东方哲学思想实现观念上的突破也反映了现代科学发展的内在需求。对于西方科学家而言，佛教对于宇宙“实相”的哲学观念，对于他们超越传统思维模式的尝试具有独特的参照作用。

　　2.佛教作为一个信仰体系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佛教的存在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在某些国家和地区它是整个传统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因此，对一些科学家而言，信仰佛教，是对于一种文化传统的接受，佛教是作为信教科学家与自己民族、文化之间的一条精神的纽带和通道而发挥作用的。如果承认文化的连续性这一基本的事实，那么就可以认为，佛教文化圈内的科学家具有佛教信仰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因此，在分析他们融通佛教与科学的做法时不能忽视其深刻的文化基础。
　　佛教的理性色彩和和平性质，是获得很多科学家赞赏的重要原因。杰出的宗教学家涂尔干（E.Durkheim）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提到，佛教“是一种没有神的道德体系和一种没有自性的无神论”。当然，把佛教说成是一种无神论过于绝对，但是佛教在不承认一个造物主这方面得到了很多科学家的赞赏，这既包括佛教文化圈的科学家，也包括来自西方基督教文化圈中的科学家。
　　佛教的这种特点使其在满足富于理性精神的科学家的“宇宙宗教感情”方面占有特殊的优势。正如陈明德所指出的：“就世间学而言，科学的求真，治学的爱智，宗教的虔诚，佛学都含摄无余。就出世间而言，佛学又超过了三者无法跨越的极限。”随着佛教的现代化转型的深化，其理性化特征会得到进一步彰显。可以认为，佛教作为一种独具理性特征的信仰体系在适应某些科学家的终极关怀方面还会发挥很大的作用。
　　科学家对于佛教的信仰，还与科学活动本身的特点有关。对于那些以科学事业为自己毕生追求的科学家，他们不但要从中得到发现自然奥秘的喜悦与惊奇，还希望从中获得对于生命意义的解答和终极关怀的满足，而后者单靠科学活动本身往往难以实现。
　　量子力学的进展表明，科学真理仍然是关于自然的知识，这种知识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境域性、时效性、相对性的性质，因此，在追寻宇宙“为什么”是这样以及生命的价值和意义等“形而上”问题时，科学家仍然会求助于宗教的解答。当然，我们也看到，科学家对于佛教的信仰，由于他们的科学活动背景，更多地是作为一种世界观的基础和道德伦理的准则发挥作用。
　　他们中的许多人将佛教信仰与科学的适用范围给予了明确的划分，认为二者在不同的领域发挥作用，这与一些西方科学家所持的两种“真理”（“科学真理”与“宗教真理”）平行、互补的观点是一致的。
　　爱因斯坦曾指出：“科学只能由那些全心全意追求真理和向往理解事物的人来创造。然而这种感情的源泉却来自宗教的领域。……我不能设想一位真正的科学家会没有这样深挚的信仰。”只不过信仰佛教的科学家是通过从科学活动中体悟世界的“空性”这一佛教的真谛来达到对自身活动的肯定的。这种宗教体悟特有的认知进路对于科学家的探索活动也不无特殊的启发和补充作用。

　　3.佛教与科学的对话有助于促进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的协调发展

　　科学对于人类文明的巨大推动作用是无可置疑的。但是，当科学技术成为一种控制自然乃至控制人类自身的巨大力量，而人类社会却缺乏制约这种力量所需要的智慧和道德远见的时候，科学反而会成为人类不幸的制造者。
　　许多学者指出，人类的福祉不能寄托在对科学力量的过分依赖和崇拜上，要真正实现科学为人的价值，还必须以人文文化对科学文化加以补充和调节，有效地促进科学与人文的协调发展。
　　通过佛教与科学的对话，增进和加深不同文化形态之间的理解和交流，对于实现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之间更高层次的融合与统一，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
　　佛教文化作为一个庞大、复杂的体系，它包含有信仰的、道德的、伦理的、审美的乃至科学的等各种因素，它可以从不同的侧面展开与现代科学的对话。作为一种宗教文化，佛教表现出以对世事人生的深刻反思为基础的浓厚的悲悯情怀和人文色彩。
　　它对宇宙人生的认识，基本上不是来自于对于外在世界的具体的探求，而是通过宗教实践的方式对于社会现象进行认识上的升华，得出了“四谛”、“八正道”、“三法印”等佛教的法则。佛教的教义体系中虽然也包括对“色”（物质现象）、“心”（精神现象）及其交互关系、生灭规律进行探讨的内容，但佛教的主旨不在于对自然进行科学意义的探求，而在于了悟宇宙人生的终极意义而求得对生死轮回的解脱。这一点和以把握自然规律为宗旨的科学活动有着原则性的区别，而佛教这种对终极意义的解答功能正是科学所缺少的。
　　许多参与对话的学者都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重“外求”的科学和重“内证”的佛教可以形成一种互补的关系。我们认为，这种关系有助于在科学和佛教之间建立一种制衡性的机制。
　　有些作者从佛教文化的视点出发，从科学的认识能力和社会作用等方面提出了批评，无论他们的结论如何，都可以从正反两方面促进科学自身的反思，深化对于一系列重要的科学哲学问题，如科学的性质、科学的真理、科学与人的关系、科学与宗教的关系等问题的认识。
　　对于佛教文化而言，佛教的理论资源也可以通过与科学的对话得到进一步的拓展与创新，从而提高佛教文化参与社会生活的能力与水平。
　　科学的发展需要得到来自不同文化因素的激励。佛教文化作为一种独特的认知体系，对于现代科学来讲既是一种宝贵的认识资源，同时在某些方面对现有的科学理论也构成了挑战。佛教文化与现代科学之间存在的这种张力，也促使现代科学在自我反思过程中实现研究原则和研究方法上的超越。
　　因此，在跨文化对话成为一个世界性趋势的今天，现代科学有必要更为自觉地意识到与佛教这一蕴含东方智慧的异质文化展开对话和并进行相关研究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