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学习无趣的思想政治教育,想从中寻找乐趣,学校要求写论文,一个偶然的念头,十年的金庸阅读经历,老师的不反对,促成此文,还是挺长的,想来有些无聊,此为全文。
金庸,原名查良镛,香港著名作家,在当代中国却掀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文化旋风,并且持久不衰。金庸有多重身份,作家、报人、政评家、教授、社会活动家、公共知识分子、文化偶像等,其中最著名的当然是武侠小说作家,这也是本文所讨论的金庸。在金庸以前,武侠小说向来是不入流的,普遍被视为低级趣味的庸俗作品,不为主流文坛所接纳,而金庸武侠的横空出世则改变了这种格局,以其特有的魅力和广泛的影响逐渐走入主流文坛的视野。从贩夫走卒到莘莘学子,从普通百姓到知名学者,从商界精英到政坛高官,金庸小说的影响遍布华人界,可谓“有华人处便有金庸”。而在大众文化界,金庸作品多次重印,发行量过亿,其小说更是多次被改编为电视剧、电影,成为大众传媒报道的焦点。在学术界,关于金庸的学位论文、专著、论文不计其数,大学中开设金庸小说研究早就不是什么新闻了,金庸小说入选中学课本也是顺理成章,鲜有人反对。“金庸热”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的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
面对“金庸热”,文学界因与金庸小说有最直接的联系而进行了大量的研究。金庸小说因其通俗性又作为一种大众文化现象,影响极为广泛和深刻,其中就包括对人思想品德的影响。而研究人们思想品德形成、发展规律和对人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规律的思想政治教育学却对其鲜有论述。本文试图初步论述金庸作品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
一、思想政治教育何以要研究金庸
(一)金庸作品足以影响人的思想品德
人的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既受到客观外界条件即一定的社会环境和物质生活条件的影响,
又受到主观内部因素如人们的生理和心理发展状况的制约。[1]这是人的思想和行为活动的规律。社会环境又包括经济环境、政治环境、文化环境和大众传播媒介,金庸作品因其文学艺术性属于文化环境,又因其通俗流行性属于大众传播媒介环境,因此,它是我们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不可忽视的环境。
文学理论认为文学除提供娱乐、记录和展现历史外还有社会教育的作用。而在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等文学形式中,小说历来因其情节曲折动人、人物典型饱满、环境丰富细致而深受人民群众喜欢,其中的通俗小说如武侠小说更为喜闻乐见。因此小说在社会中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和作用。近代思想家、社会活动家梁启超更是以热情饱满的笔墨在《论小说与群治的关系》一文中写道:
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今我国民轻弃信义,权谋诡诈,云翻雨覆,苛刻凉薄,驯至尽人皆机心,举国皆荆棘者,曰惟小说之故。今我国民轻薄无行,沈溺声色,绻恋床第,缠绵歌泣于春花秋月,销磨其少壮活泼之气;青年子弟,自十五岁至三十岁,惟以多情、多感、多愁、多病为一大事业,儿女情多,风云气少,甚者为伤风败俗之行,毒遍社会,曰惟小说之故。今我国民绿林豪杰,遍地皆是,日日有桃园之拜,处处为梁山之盟,所谓“大碗酒,大块肉,分秤称金银,论套穿衣服”等思想,充塞于下等社会之脑中,遂成为哥老、大刀等会,卒至有如义和拳者起,沦陷京国,启召外戎,曰惟小说之故。[2]
他还认为,小说之支配人道有四种力,一曰熏,二曰浸,三曰刺,四曰提。
梁氏把社会风气差、国民性问题归于小说之不新对小说之功能难免过于夸大,但小说对社会的影响却是不可忽略的。
金庸作品的影响力毋庸多说,需要强调的是,与其它小说相比,金庸小说因其通俗性、趣味性为人们所喜爱,很多人阅读金庸都是一种主动的、积极的方式,是因为被吸引和喜爱,而不是因为课程规定、老师要求和考试内容所逼而去阅读,这样的阅读投入度和效果肯定比被动阅读要好,同时也更容易受到小说的影响。
(二)金庸作品并不能自动教人思想进步
在金庸作品的读者中,有人从中汲取文化、历史、文学的知识,而有人仅仅关注曲折的情节和动人的故事;有人在学习、工作之余消遣调剂,也有人为了它而影响了学习、工作,实在是不植;有人从中汲取人生奋斗、思想进步的动力,而有人却只关注其中的庸俗搞笑,甚至有的人竟真的做起了“侠客”梦,组成小团体,讲哥们义气,好勇斗狠,以武会友。我们也经常会看到武侠小说负面影响的报道,有时甚至把武侠称为“毒品”,椐某电视台调查,某校有学生三千多人,其中爱看武侠的有70%,而这70%中因为沉迷于武侠而荒废了学业的就占大半,某金庸迷对记者说:“我最早接触武侠是初一那年,本想作为一种消遣,可一看就迷上了。最初是放学带回家看,晚上不敢开灯,就打着手电筒在被子里看,第二天上课昏昏沉沉的,连黑板上的字看起来也像是小说中的人物在打斗,学习成绩一落千丈。我曾决心好好学习,可是碰到一本新的武侠小说就又想看。这样勉强上完初中,花高价上了高中。现在已经戴上了厚厚的“玻璃瓶底”。[3]从上的事例可以看出,那些批评金庸小说是文化毒品的言论并非无中生有,而是有一定现实依据的。金庸小说对人存在负面影响,尤其是青少年因自控力差、不成熟而易沉迷武侠,影响学业。因此,正因为金庸作品并不能自动教人进步,会产生某些负面影响,需要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进行研究、加以规范和引导。
(三)金庸小说的经典性使其运用于思想政治教育成为可能
金庸作品体现为“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这幅对联是金庸为方便读者辨认他的小说而作。金庸小说不同于其他武侠小说家作品之处在于其是部部经典,没有一部粗制滥造,金庸在封笔之后,更是历经十年对其所有作品进行了逐字逐句的修改,以求达到完美。近几年,金庸又一次对其小说进行全面修订,此次修订的背景是金庸小说已经受到了社会各界和学术界的普遍关注,他的修订也借助了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因此,我们所看到的金庸小说从思想内容、文章段落到谴词造句都是经过反复斟酌的,堪称经典。此外,金庸小说还出版过评点本,由严家炎、陈墨、冯其庸、孔庆东等名家主笔,这在武侠小说中是仅有的。
因此,金庸小说并不是纯为迎合商业,而是力图追求经典的品质,那些批评武侠小说粗制滥造、文字不清、结构混乱、离奇媚俗的言论对金庸小说是不适合的。金庸小说的经典性足以和我们的四大名著、近代文学作品如鲁迅、老舍等相媲美。因此可以用作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其入选大学、中学教材便是对其经典地位的支持和肯定。
(四)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性要求研究金庸作品
思想政治教育学是一门综合性和现实性极强的社会科学。这是由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目的和研究对象决定的,人的思想是很复杂的,影响人思想的因素极为广泛,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学必须关注社会上各方面能影响到人思想的因素,对于社会上流行的、传播广泛、影响深刻的事物更是不能回避。社会环境是时刻发生变化的,尤其在高速发展和社会转型的今天,更需要主动的分析社会新的热点和形势,对影响人思想的各种因素进行分析。金庸小说作为近二十年重要的文化现象当然需要思想政治教育学对其进行回应。
二、金庸作品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契合之处
金庸小说是在深厚的传统文化意蕴下融合了从西方传入的现代观念和文学技法所进行
的艺术加工,具有丰富的内容、深邃的思想、强烈的情感和优美的意境。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是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水平,促成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金庸小说以其思想、内容、情感能给读者予愉悦、共鸣和震撼,读者在阅读金庸作品时也就能接受教育,这是潜移默化的,而思想政治教育是要主动地、积极地对教育客体施加影响,促使其形成良好的思想品德。通过对这两种教育的比较,金庸作品的教育意义与思想政治教育在相当程度上是一致的,具体分析有四个方面:
(一)金庸作品中人物的信仰之坚
金庸小说塑造了许多成功的人物,这里成功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对金庸小说而言,这些人物各具特色、形象饱满而意蕴深远,受到人们的喜爱,是金庸小说成功的关键之处;二是指在具体的小说环境中,这些人物是成功的,他们人格高尚、武艺高强、为国为民、惩恶扬善,是真正的侠客。
金庸小说塑造了众多侠客,按其行为倾向大致可分为儒家之侠如郭靖、洪七公;道家之侠如张三丰、周伯通;佛家之侠如虚竹、方正大师。当然因为人物的复杂性很多侠客无法简单分类,他们行为、个性各异,或率众抗敌、或自由逍遥、或行侠仗义,但其根本之处在于他们都有一种“侠”的信念,这是支撑他们不断奋斗与进取的动力。
在金庸小说中,侠是高于武的。正如另一位著名武侠小说家梁羽生所言“‘侠’是灵魂,‘武’是躯壳。‘侠’是目的,‘武’是达成侠的手段”。遍观金庸小说,武艺高强的不在少数,而真正的侠客却不多,侠不一定是武艺最高的,但一定要人格高尚。如《笑傲江湖》中东方不败、任我行等人都是武艺卓绝,但并不是作者歌颂的侠客。
金庸小说中的侠不同与中国历史文化中的侠,侠是历史存在的,他们没有固定的职业,不从事固定的、专门的活动,他们与人不同之处在于一种对“侠”的信仰。日本学者增源龙夫和美籍华人刘若愚对侠的解释较有启发。他们认为侠不是一种专门职业,不构成一个稳定的社会集团或社会界别。他来自社会不同的阶级与阶层,各操其业。之所以行侠,目的并非为了谋生,而仅因为他们喜欢行侠,受侠义精神的驱使,去做自己认为该做的事。所以与其说他们是一个特殊的社会集团,不如说是一具有特殊气质的社会人群。[4]而金庸小说中的侠是在文化中侠的原型基础上进行艺术加工的结果,因此金庸群侠更为逍遥自在,他们不用考虑生计问题,而现实的侠因为要考虑生计等,因此经常寄人篱下、而又“心怀天下”,甚至沦为鸡鸣狗盗、打架滋事,远不如小说中的艺术性强烈。
如同中国文化中许多思想和概念一样,“侠”的概念同样要追溯到先秦时期的诸子百家。我们的传统文化是以儒家思想为主流,同时兼容并包其他思想。李泽厚先生在著名的《美的历程》中提出了的“儒道互补”,认为“道家作为儒家的补充和对立面,相反相成地在塑造中国人的世界观、人生观、文化心理结构和艺术理想、审美情趣上,与儒家一道,起了决定性地作用”[5]金庸小说中很多人物体现出“儒道互补”,如王重阳,本为抗金义士(儒),后为修道之人(道);杨过既能行侠仗义、为国为民(儒),也会藐视世俗、追求个人自由(道)。
但金庸小说中的“侠”远非“儒道互补”,而是兼采诸子,融百家之学,提练传统文化之精华。其中有儒家的仁爱与进取,道家的逍遥与洒脱,墨家的尚武与重义,佛家的慈悲与孽缘,还有阴阳家、杂家的九宫八卦、医卜星象等。如黄药师武艺卓绝,又奇门八卦、医卜星象无所不通、无所不精,他追求个人自由而隐居孤岛,行为怪僻而又注重大节。
从人格上分析,侠具有超人的智慧力量、道德力量和意志力量。在智慧方面,他们凭卓越的武功与智慧能对江湖的纷繁复杂与风云突变迅速作出反应,在危机关头随机应变,克敌致胜;在道德方面,他们行侠仗义,奉从“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信条,不在乎个人得失,同时又追求个人的自由与价值,不同与官方价值观的抹杀个人;在意志方面,他们多身处逆境而奋发,在困难面前从不屈服,在习武成长历程中坚持不懈。
培养有理想、有道德的人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任务,而金庸小说中的众多侠客,尽管都是虚构的,但是其“侠”的理念和信仰确是可感知的,尽管侠的理念也是不切实际,但侠这种理念却有其合理内核,如侠有这正义的信念,坚信正义会战胜邪恶;他们重修身,善养其浩然之气;他们助人为乐、不求回报,相信人间有爱;他们对社会有使命感,并且在坚强的意志下为理想奋斗不止,能抵挡住各种诱惑。因此,思想政治教育不可能培养人成为侠客或具有侠客精神,但侠的一些内核却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应有之意。更重要的是,许多中国人都有一个侠客梦,无论是好是坏,这总是存在。这也是金庸小说流行的文化心理背景。韦尔斯在《人类的命运》中说“大部分中国人灵魂里斗争着一个儒家、一个道家、一个土匪”,[6]这里的土匪就是指侠客,当然土匪没有美学意义和教育意义,但我们文化中的侠客比土匪有正义感和美学价值,他们大多数都是能分清黑白,经过现代武侠小说作家尤其是金庸改造的侠客却极具美学价值,他们大多青春年少,读过一些书,有的还能吟诗作对,甚至饱读诗书,行为潇洒不拘,仗剑行江湖,救厄解困。这是一种文人的侠客观,而由于社会的发展,土匪和文化侠客离我们远去,文人侠客却因作家的创作而成为我们心目中的侠客,这种侠客是理想的。因为国人的这种侠客心理在小说中得到满足,武侠小说才会流行,反过来,侠客形象的流行影响着国人的思想心理和行为。因此,要研究人的思想规律的思想政治教育学必须探讨国人的侠客心理与小说中的侠客,在分析人的思想行为时,要考虑到其的侠心理,同时要探讨侠心理的优劣与扬弃。
当下普遍认为我们社会出现信仰危机,究其原因可归结为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在与西方科技、政制、文化的冲突碰撞中日渐凋零,许多人丧失了对传统文化的信心和兴趣;同时,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对文革的反思,马克思主义也在市场经济和西方思潮的的影响下削弱了对人们思想的主导权;而西方社会的信仰体系因为与传统中国格格不入,如缺乏宗教背景、自由传统等因素而不可能成为当代中国人的信仰。因此,在传统、西方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夹缝中,当代中国的信仰走向了边缘。信仰对一个社会和个人的意义毋庸质疑,信仰是和谐社会的精神前提和个人尊严和幸福的源泉。在重构中国人的信仰这个问题中,传统文化的合理要核应当也是必须要考虑进去的。而“侠”这种理想人格形象正体现了传统文化的精神,金庸小说中的这种“文人之侠”摒弃了传统的“侠”好勇斗狠、目光短浅、粗暴滋事等不良品行,又糅合了武士的勇敢、智慧、坚韧、力量和文士的儒雅、潇洒、守礼、情调。可以说这种文人之侠比起儒家的“大人”、“圣人”更能体现传统文化的精神。在当代多元的信仰体系中,这种“侠”应当是有一席之地的,金庸小说作为侠义小说的代表、集中体现了这一“侠”观念,对侠义精神的传播起着重要作用。
(二)金庸作品的情感之真
金庸小说的成功之处还在于其编织了一个复杂的情感世界,展现了各种各样的情感。普遍认为“武”、“侠”、“情”是金庸小说的三要素,甚至有人认为“情”高于“侠”和“武”。金庸先生自己也认为描写人性才是永恒的,“道德规范、行为准则、风俗习惯等等社会的行为模式,经常随着时代而变化,然而人的性格和感情,变动却十分缓慢。……我个人始终觉得,在小说中,人的性格和情感,比社会意义具有更大的重要性。”[7]
1、亲情。亲情是人类最淳朴、最自然的情感,金庸对其进行了热烈的讴歌和描绘。以《射雕英雄传》中郭靖来分析,他尚未出生父亲便去世,他在母亲的抚养下长大,自由立志为夫报仇,尽管他资质平庸、不宜习武,但为报父仇,他从六岁即不分寒暑地学武,在付出艰辛努力和一系列机遇后,他终于学武有成,报得父仇。在他成长过程中,他的几位男师父扮演了他父亲的角色,他们爱护并督促郭靖,郭靖也对他们极为尊重,到后来更是为了师父而不惜与黄蓉分离。此后郭靖已是名满天下的大侠时,他仍然对师父毕恭毕敬。在郭靖这个人物形象上,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伦理中以孝为中心的家庭伦理关系。
2、友情。友情是最真挚、最伟大的情感。在以男性为中心的武侠小说中,男性之间的友情当然是必不可少的,金庸对其也进行了感人至深的描写。以《倚天屠龙记》来分析,张翠山名列武当七侠,七侠情深义重,以兄弟相称,因三哥为人所伤,他前去调查而碰上了殷素素和谢逊,二人同为谢逊劫往孤岛,后来得知事件真相后与谢逊结为兄弟,十年后和殷素素返回中土,而谢逊不愿连累义弟独留孤岛,回到中土宁死不吐露谢逊下落,后因发现妻子与害三哥凶手有关而自刎谢罪。而谢逊在孤岛上也无时不牵义弟夫妇和义子。这样的感情令人荡气回肠,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伦理中重义的人伦关系。
3、爱情。爱情最美好、最动人的情感。“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可见爱情在人们生活中的地位,爱情也从来时文学作品永恒不变的主题。在中国传统的伦理社会中,人们没有婚姻自由,从来都是“婚姻大事,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从来都缺乏自由的爱情。现实和理想的极大反差更让人觉得爱情的美好。在传统伦理中,“兄弟如手足,女人如衣服”,的侠客从来不近女色,而重兄弟情谊,如《水浒传》着力描写宋江、武松等一帮江湖好汉,女人则要么像孙二娘一样的“大虫”,没有女性特征,要么像潘金莲一样,仅有的“女人”扈三娘因宋江一句话就嫁给矮脚虎。金庸小说中的人物却是“儿女英雄”,既“事业有成”,又“爱情美满”,不亦乐乎,这就颠覆了传统不近女色的侠客形象,让侠客更人性化,也让小说更动人。金庸小说塑造了郭靖黄蓉、杨过小龙女、令狐冲任盈盈等多对经典情侣,编织了一个个美丽的爱情童话。虽然金庸小说中爱情观也有传统小说的遗病,如才子佳人式、一男多女等,但其总体上是健康的。书中所表现的爱情多是因共同交往,在行侠过程中而不断产生的,历经磨难,至死不渝,这种情感比起传统小说中状元小姐式要好的多,也比当代虚幻的网络爱情和速食爱情要健康和合乎人的本性和尊严。
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是人,而人最大的特点就是具有情感。有健康的情感是人能正常生活的必要条件,情感也是全面发展的人的应有之意。形成正确的情感观对人来说也是极为重要,很多人违法犯罪不正是因为情感问题吗?当下社会关系淡薄、人情冷落不也是表现为孝和义的缺失?进行教育的要点之一便是“晓之以情”,而金庸小说能给人以情感上的共鸣,在读者的阅读过程中给人予情感的教育,这与思想政治教育是相通的。在家庭、社会人伦方面,小说中关于孝和义的描写和歌颂无疑会给人启发和教育。对年青人来说,小说关于爱情的描写更能给人心灵的愉悦和震撼。通过对金庸小说的阅读和感悟,读者能在作者编织的“情天恨海”中领略到情感的激荡与优美,激发起对美好情感追求的渴望。这样,金庸小说在以情动人、以情引人的同时也给人情感的教育。
(三)金庸作品的知识之博
在很多人眼中,因为其深厚的文化韵味和广博的文化知识,金庸小说还是文化小说。严家炎教授曾说:
金庸武侠小说包涵着迷人的文化气息、丰厚的历史知!识和深刻的民族精神。作者以写“义”为核心,寓文化于技击,借武技较量写出中华文化的内在精神,又借传统文化学理来阐释武功修养乃至人生哲理,做到互为启发,相得益彰。这里涉及儒、释、道、墨、诸子百家,涉及千百年来中华民族众多的文史科技典籍,涉及传统文学艺术的各个门类如诗、词、曲、赋、绘画、音乐、雕塑、书法、棋艺等等。作者调动自己在这些方面的深广学养,使武侠小说上升到一个很高的文化层次……我们还从来不曾看到过有哪种通俗文学能像金庸小说那样蕴藏着如此丰富的传统文化内容,具有如此高超的文化学术品位。[8]
1、作为价值的观念之先进
民本史观。金庸小说除《笑傲江湖》、《连城诀》之外都有具体的历史背景,并且金庸善于刻画社会动荡、民族矛盾的历史,把人物融入历史中,以假乱真。这就要求作者有正确的历史观,而事实上金庸正是把自己当一个历史学学者来看他在北京大学和岳麓书院的演讲都是历史方面的,而他在浙江大学所开设的博士生专业也是属历史学的“隋唐史”和“中西交通史”。在历史观上,金庸站在人民的立场,以人民的生活状况来评判统治者。《射雕英雄传》结尾郭靖对成吉思汗的批评与《天龙八部》中萧峰劝阻耶律洪基的行为都体现了站在民众立场的历史观。萧峰力谏道:“请陛下为宋辽两国千万生灵着想,收回南征圣意。……”而在《鹿鼎记》中作者对康熙的赞赏也是椐于这一民本史观。
大民族史观。中国史一个多民族国家,民族关系在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中国历史也是一部民族融和的历史。金庸小说描写了满族、女真族、蒙古族、回族、白族、藏族等少数民族,对少数民族人民的善良、勇猛、机智、勤劳进行了赞扬,而不是贬之为蛮族。在《鹿鼎记》中他更是对汉人的汉族中心主义进行大胆反思,在他笔下,天地会等反请复明虽然是正统的,但群豪勾心斗角,互不团结,毫无英雄主义,而康熙皇帝却励精图治。在金庸小说中,可以看出作者坚持的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观念,这些无疑是进步的。
2、作为具体知识的广博
有论者认为“金庸小说的最大意义不在于它为我们提供了多少传统文化的“精华”, 而在于它在现在和未来的民族文化的认同中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文本。”[9]笔者深以为然,在知识方面,金庸小说并不能给读者多少知识,重要的是提供一些传统文化的基础理念和激发读者对传统文化的求知和兴趣。但如果谈具体知识的话,金庸小说仍会给读者予启发。如诗词歌赋、历史地理、音乐绘画、书法棋艺等,如《笑傲江湖》中梅庄四友那一回就相当于像读者展示酒道、书法、棋艺、音乐。
思想政治教育虽然着重对人思想品德的教育,但并不等于对人其他方面的教育就置之不顾,思想政治教育与智育、体育、美育是统一的,共同服务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这一主题。金庸小说蕴涵着丰富的传统文化内容,又有着广泛的影响,在传统文化断代的今天是进行传统文化教育的极佳文本,可以让读者领略到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形成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激发对传统文化的兴趣。
(四)金庸作品艺术之美
作为文学作品的金庸小说具有高度的审美价值。从文学上看,金庸小说运用一种浅易文言体,流畅简洁,极富美感,小说中有多有富有文采和意境的优美片段,给人予文字阅读的享受。北京师范大学王一川教授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中以审美标准为20世纪中国小说的大师级人物重排座次,金庸列第四位,次于鲁迅、沈从文、巴金,在老舍、郁达夫之前,这是文学界对金庸小说艺术之美的肯定。当然,金庸小说之美不止体现在文字上,如前所述之在“儒道互补”基础上融和诸子的“侠”的形象和人格也是一种美;那些深刻、强烈的情感也是一种美。
金庸小说还因与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艺术的深厚渊源关系,涉及了诗词、曲赋、绘画、音乐、书法、棋艺等艺术门类而展现了中国传统的艺术精神。易中天先生把中国艺术精神的美学结构概括为生命活力、情感节律、意象构成、理性态度、线条趣味五个层次。[10]以次为框架来分析可看出金庸小说的美学价值。生命活力层次,侠客们内外双修、飞檐走壁,其武功招式或沉稳有力、或潇洒飘逸、或诡异多端,在困难面前不低头,危急关头也不放弃;情感节律层次,小说中情感或大气豪迈、或悱恻动人、或凄美婉绝、或明快爽朗;意象构成层次,各种武功招式如降龙十八掌、玉女心经、九阴真经等,各种奇境异地如桃花岛、绝情谷、古墓等;理性态度层次,儒家的仁厚、道家的逍遥、墨家的进取、佛家的慈悲相互融合,既有格调也有趣味;在线条趣味层次上,武功的最高境界是化无为有,独孤九剑的以无招胜有招,太极的返朴归真都表现出一种艺术的辩证法。所有这些都表明,金庸小说有着对传统文化和艺术的深刻把握,体现出中国传统的艺术精神。
对个人来说,审美和艺术是幸福和快乐的条件,是人全面自由发展的应有之意,尤其是在基本的生活需求满足后。我国传统的教育从来都重视对人进行艺术的教育和美的熏陶,论语有云:“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11]传统教育的“六艺”包括礼、乐、射、御、书、数。在物质日益丰富的现代社会里,人们的物质生活得到满足后,我们应当更加注重对人较高层次的教育,引导人们更加注重精神层次的享受,其中就包括文学艺术给人带来的愉悦。金庸小说正是这样一个文本,其文字、内容、思想无不给人优美的想象。此外,一些优秀的根据金庸改编的影视作品等同样能给人艺术的享受。
三、怎样用金庸作品来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如上所述,金庸作品有广泛的影响,可以说,大陆七八十年代的年轻人是金庸作品伴着长大的,很多金庸作品中的话语已经成为他们口中的词汇。在现实生活中,有人因沉迷于金庸小说而不能自拔,影响了个人前途,有的金庸迷却是事业有成,这种反差的存在让我们觉得以思想政治教育的视野来分析金庸作品变得必要,这就是要金庸作品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如何用的问题。
(一)正确看待金庸作品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如前说述,金庸作品在人格信仰、情感、知识、艺术等方面与思想政治教育是契合的,因此我们要看到金庸作品对思想政治教育的积极作用,不能因为它是“不入流”的通俗小说就一味贬低,排斥它的作用。同时也要看到金庸作品对人思想的消极影响,比如看小说时追求情节的连贯而在课堂上看、通宵达旦地看而影响了正常的学习、生活;小说中不良的哥儿义气、流氓习性、粗言碎语被带到现实地生活中来。总的来说应该是积极方面要大于消极方面。
(二)充分利用金庸作品来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如上所述,金庸作品在信仰、情感、知识、艺术四个方面与思想政治教育是契合的,在现实中,金庸作品也通过这四个方面对人的思想和行为产生影响,起到了教育的作用。但这并不等同与思想政治教育,我们知道,思想政治教育是社会或社会群体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对其成员实施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是他们形成符合一定社会或一定阶级所需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而金庸作品对人们业已产生的教育作用是因为小说具有一系列优点而出现的现象,不是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有目的地、积极地通过和借助金庸作品来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教育视野中的金庸作品,就是要求教育主体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利用金庸作品来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根据前文的分析,因为金庸作品与思想政治教育存在契合之处,所以这是可能的,具体来说可由以下几方面入手:
1、重视发挥优秀人物的榜样作用。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榜样教育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方法之一。金庸小说塑造了一大批个性鲜明、特征突出的人物,这其中有侠客、侠女、书生、淑女等,其中最突出的当然是那些叱咤江湖的侠客,这些侠客人格高尚、形象饱满,深为读者喜爱,某种意义上成为读者的偶像和榜样。以杨过来分析,杨过尚未出世,其父亲已经去世,十二岁时其母亲又因病离世,剩下他一个少年飘零江湖,偷鸡摸狗。但后来在一系列机遇和他的努力下,终成一代大侠,遍观杨过的一生,他在流浪落难时仍然对生活抱有积极的态度,在习武过程中不惧困难,在与人交往中关心他人、甚至不顾自己安危,在民族大节上保卫国家、抵抗外来侵略。这样一位英雄人物,对人的成长有重要启示。作为一名侠客,杨过具有前文分析的侠客的优秀品质,人们以他为榜样,能够保持积极的人生观、积极奋斗、克服困难、与人交往中助人为乐。
2、发挥情感对人的熏陶作用。金庸作品中真挚、强烈的情感给人震撼,思想政治教育要达到教育人的目的,就必须注重对人们情感的教育,金庸作品就是一个很好的载体。金庸小说为我们展现了各种奇情异念和人间至爱,还以杨过来分析,他心中死结之一父仇源于他对父亲天生的一种崇敬之情,他与程英、陆无双等的兄妹之情更是纯洁无暇、感人至深,他与小龙女的爱情则是至死不渝、感天动地。通过对小说中情感的分析和感悟,可以让人体味到情感的美好,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可以利用小说中各种情感来感化人,借助小说中的情感以情动人也能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效率。
3、挖掘小说中的历史文化知识。金庸小说中包涵的历史文化知识并不是直白、简洁的列出,而是散乱地分布在小说中,很多是通过人物、对话、行为等间接表现出来,这就需要我们去发掘,尤其是那些思想性、观念性的知识。比如《鹿鼎记》中通过施琅所展现出来的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的冲突,从民族主义的立场看,施琅投敌叛变,丧失民族气节,是为传统精神所唾弃的;从国家主义的立场看,施琅顺应历史潮流,维护国家统一,是符合国家利益的。金庸小说中的施琅这两方面都有展现,一方面称赞施琅的将才,郑氏家族的无能,康熙王朝的大气;另一方面又通过韦小宝等对施琅的挖苦对施琅进行了民族主义角度的否定。金庸这样看似矛盾的处理很好地体现了对施琅客观的、一分为二的评价。这样的细节可以看出金庸对民族历史的深刻把握和杰出表现。对思想政治教育来讲,历史观可以表现和影响人的政治观、人生观、价值观,而金庸小说中所展现的历史观是有进步意义的,还因为这些思想和观念是需要挖掘的,思想政治教育就应该担负起这样的职责。
4、从艺术的角度来欣赏金庸小说。金庸小说是文学艺术品,思想、情感、知识都是为了“艺术”服务的。艺术不仅是金庸小说的形式,也是它的内涵。艺术和审美的教育对人来说极为重要,他关乎到一个人的“品位”,金庸小说是一个美的文本,包涵着艺术的精神,从艺术的角度看,金庸小说尤其体现中国传统艺术精神。华夏民族是一个重视美的民族,美是我们文化的重要内涵,把握了传统的美,也就等于把握了一些传统文化的精神。作为艺术品,过多地从政治、教育的角度来分析,是对艺术的庸俗化,反而会影响艺术对人们的熏陶。对金庸小说来讲,从艺术的角度分析才是最根本的。同样,思想政治教育也应该从艺术的角度来引入和运用金庸小说。
(三)正确看待人们阅读金庸作品的行为。尽管金庸小说有许多优点,有很多人喜爱,但就是有相当一部分人不喜欢。应该意识到阅读金庸只是一种个人行为,人有自由的选择,不能因为别人喜欢看金庸作品而说人低俗,也不能因为别人不喜欢看金庸作品而说人不懂欣赏。还应该看到金庸小说的流行只是一个时期的历史现象,会逐渐退出流行的舞台,我们现在在网络环境下成长的一代对金庸小说已经淡漠了许多,他们喜欢的是那些语言更简洁、想象更丰富、情节更离奇的作品。即使进入了课本,也只代表金庸小说的地位得到承认,而不意味着它的影响会持久深远,许多入选了课本的文章在今天难道不是丧失了生命力?
(四)重视对学生中阅读金庸的规范。在金庸数以亿计的读者中,青少年学生是一个庞大的群体,而青少年学生更因充满活力、自制力弱、可塑性强而投入其中并深受影响。在学生中,许多人课堂上看金庸、在家又看金庸电视剧而影响学习;也有不少人受侠客情节影响而结成小团体组织,大讲“兄弟义气”,甚至不惜“两肋插刀”;因此必须对学生阅读金庸的行为进行规范和引导,金庸作品数量庞大,通读需要大量时间,因此可以推荐学生读一部分,金庸作品人物众多、情感丰富,可以与学生交流对人物、情感的看法,引导学生的价值观和情感。
(五)重视金庸小说衍生品的开发和管理。在大众传媒盛行的今天,金庸小说被无数次改编为电视剧、电影,也有不少冒名而作的续集、前传、新传等问世。这些衍生品一方面扩大了金庸小说的影响,有的艺术性的加工还能带来新的价值,给人别于文字的享受,如优秀的电视剧;有的却无甚价值,甚至是文化垃圾。现在的人看书越来越少,更喜欢漫画、音影作品、电脑游戏,金庸小说要有生命力,就必须积极开发衍生品,转化为其它艺术形式,在这过程中难免有一些不良作品,这就需要加强管理。
注释:
[1]张耀灿 陈万柏.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5
[2]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A].梁启超选集[C]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349
[3]阎晓琼.莫让武侠迷了眼[J].中学生读写(高中), 2004(06)
[4]汪涌豪 陈广宏.侠的人格与世界[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7
[5]李泽厚.美学三书[M].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49
[6]汪涌豪 陈广宏.侠的人格与世界[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10
[7]金庸.神雕侠侣[M]后记.三联书店,1994
[8]严家炎.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N].香港《明报月刊》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号
[9] 冷成金.金庸小说与传统文化[N]. 光明日报2001.04.18
[10]易中天.中国艺术精神的美学构成[J].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1998(1)
[11]论语﹒泰伯
① 2004年金庸入选《南方人物周刊》评选的“影响中国的五十位公共知识分子”。
② 2003年,金庸在十几家媒体举办的“二十世纪十大文化偶像”的评选中位列第二。
③因为金庸小说的流行性,本文所指金庸作品是广义上的,包括以金庸小说为母本而演绎的各种艺术形式,如电影、电视剧、漫画、评书、等。金庸小说先后推出三个版本,最近一个版本由广州出版社出版,并进行了一些局部修订,但现在最流行的版本还是1994年三联书店版,因此本文所参考金庸小说为三联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