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西周之初，周公“制礼作乐”的文化举措实则是对夏、商以降河洛文化的整理，而周公封鲁则为河洛文化东渐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历史契机。春秋战国之际，容纳吸收了邹鲁文化品质的河洛文化以儒学的新面目出现，孔子的“洛阳问礼”具有邹鲁儒学的文化寻根意义。“道术为天下裂”是一个历史时期的必然发展，孔子师徒集河洛文化担当意识与邹鲁文化建构意识双重文化品格于一身，孔子“删诗定礼”是河洛文化发展演变的重要历史转折点。孔子之后的儒学实际上是邹鲁文化和河洛文化结合的产物，是河洛文化的一种新的历史形态。
孔子删诗定礼是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而关于此问题的研究聚讼纷然。孔子为什么删诗定礼？为什么是孔子师徒删诗定礼而不是其他学术门派？为什么在这个时期删诗定礼而不是在其他历史时期？如果把西周初年周公的“制礼作乐”、春秋战国之际孔子的“洛阳问礼”以及后来的“删诗定礼”看作一个连贯的儒学文化事件，那么可以看出孔子的“洛阳问礼”具有邹鲁儒学的文化寻根意义，孔子“删诗定礼”是河洛文化发展演变的重要历史转折点，孔子之后的儒学实际是邹鲁文化和河洛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是河洛文化的一种新的历史形态。这一切既显示了历史的文化积淀，也显示了各种区域文化相互容纳学习、抵抗博弈的历史特征。儒学后来成为中国两千年的主流文化，其具有深刻的文化地理学的成因。
一、“制礼作乐”“周公封鲁”是河洛文化整理和东渐的重大事件
西周之初，周公“制礼作乐”的一系列文化举措是对夏、商以降河洛文化的整理。《史记·封禅书》载：“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1］1641夏、商、周时期，古代中国王朝真正的政治文化中心在河洛之间，而河洛文化借此由区域文化上升成为国家意识形态领域的主流文化。西周之初，原来偏处一隅的西周统治者迅速营建东都洛邑，这除了具有军事和政治意义之外，也有迅速抢夺文化话语权的意味。《尚书大传》载：“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周朝经过“救乱”“克殷”“践奄”稳定了局势之后，迅速又采取了重大政治举措，“建侯卫”“营成周”“制礼作乐”来巩固西周王室的统治。其中“制礼作乐”对后世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关于周公“制礼作乐”，历史文献记载：“六年，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2］437公元前1046年，“小邦周”通过牧野之战一举歼灭“大邦殷”。对于“小邦周”而言，除了在军事上铲除殷商残余势力外，如何在思想上消除悖逆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周公在国家草创工作基本完成之后，立刻在洛邑举行盛大庆典，正式册封天下诸侯，宣布各种典章制度，这就是所谓的“制礼作乐”。西周统治者在借鉴殷商文化制度的基础上开创了新的文化制度，以此来维护和完善刚刚建立起来的统治秩序，这对西周王朝的繁荣强盛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制礼作乐”其实就是对夏、商以降河洛文化的一次大型整理，类似于后来唐代《五经正义》和清代“四库全书”的修订，其政治学意义远远超出文献整理本身的价值。
西周的分封制是西周立国的一项重要政治措施，而周公封鲁则是河洛文化东渐的重大文化事件。历史记载，殷商末年，帝辛对东夷的征伐是商王朝覆灭的重要因素，继起的周朝统治者既要解决殷商王族的维稳问题，又要继承殷商征伐东夷的这笔政治遗产，西周统治者对此两项关涉王朝长治久安的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统治者将自己部族的贵族和朝中大臣分封各地，起到牵制各方国的作用。与此同时为了震慑、监视东夷各国，武王将齐地分封给姜太公，这不仅是为了表彰姜太公在建立西周时所作的巨大贡献，更是由于其出生东夷，熟知东夷的风土人情。《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太公望吕尚者，东海上人。其先祖尝为四岳，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际封于吕，或封于申，姓姜氏。夏商之时，申、吕或封枝庶子孙，或为庶人，尚其后苗裔也。本姓姜氏，从其封姓，故曰吕尚。”［1］1781从这个角度看，武王任用出身东夷、熟知东夷的姜太公，既有政治合作的必要性，也有军事防御的必要性，实在是思虑至深。如果仅仅是这样，数代之后，东夷不免会有重新分裂的危险，于是西周的统治者采取了第二个政治策略，即“周公封鲁”。《史记·周本纪》载：“封弟周公旦于曲阜，曰鲁。”［1］163周武王把王朝最有政治实力和对王朝最忠诚的周公旦分封到鲁国，和东夷诸国毗邻而居，其军事的制衡作用和文化的渗透意义不言而喻。
对东夷的治理，姜太公和周公旦两人有不同的思路。如果把鲁国建国初期与齐国建国初期的治国方略作一个对比，则不难发现二者的迥异之处。鲁国是周王朝的族裔，因此遵周礼，臣民皆以周礼教化；与鲁国以周礼教化有很大不同，齐国的政策则较为灵活，姜太公很尊重当地习俗。《汉书·地理志》中记载这样一个故事，武王分封之后，周公旦曾与姜太公聊起如何治理各自的封地，姜太公的回答是“举贤而上功”［3］1661，而周公旦的答案是“尊尊亲亲”。由于二人的执政思路不同，因此他们对于对方的执政方式亦不赞同，姜太公认为鲁国“尊尊亲亲”政策会导致国势日益衰微，周公旦则认为齐国的“举贤而上功”会使一些人居功自傲而日渐飞扬跋扈，终致被他姓篡权夺位。两位西周开国智者并不知道，历史跟他们开了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玩笑，提倡“尊尊亲亲”、长幼有序的鲁国发生了庆父之乱，国力直线下降；提倡“举贤而上功”的齐国则因无法阻止田氏势力的膨胀，最终被田氏取而代之。今天看来，姜太公和周公旦的问对很可能是后人杜撰而成的，但是从周公旦“尊尊亲亲”的执政思路来看，周公封鲁为河洛文化东渐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历史契机，则是一致认可的历史事实。鲁国后成为帝国文化的新中心，邹鲁之乡成为儒家文化的重要传播地与创新地，东夷彻底融入华夏文化圈，文化融合之巨大概远远超出了文化设计者最初的预想。对比北狄、西戎、南人次第进入中原文化圈的冲突和挫折，东夷文化融入河洛文化系统是最成功、最悄无声息的一次入场。殷商罹其难，西周收其成，周王朝统治者杰出的政治才能得到天才的发挥。
二、孔子“洛阳问礼”事件是邹鲁儒学的文化寻根和河洛文化东渐的历史回响
周王朝是中国历史记载中持续时间最久的王朝。周公封鲁后，近五百年的军事管控之下的河洛文化和邹鲁文化深入融合，时间持久足以造成彼此文化品质的更新。虽然文化的交流是不平等的，但从来都是双向的，邹鲁的文化地理环境及文化特质对河洛文化进行了本土化改造。作为邹鲁士人的代表，孔子产生了“斯文在兹”的文化自信，孟子产生了“舍我其谁”的社会担当。
《论语·子罕第九》记载，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4］88《孟子·公孙丑》记载，孟子去齐，充虞路问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闻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曰：“彼一时，此一时也。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吾何为不豫哉？”［5］109由此可知，孔子、孟子自认为是继文王之后礼乐文化的代表，这表现了邹鲁士人——孔子、孟子的文化自信和社会担当。然而，孔子作为一代宗师，器宇必有过人之处，他对邹鲁儒学的缘起必有一番审视，也对文化本身的地域文化品质有所警示。《礼记·中庸》载：“子路问‘强’。子曰：‘南方之强与？北方之强与？抑而强与？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厌，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2］776这句话表达了孔子对地域文化品质的认识。由此观之，我们应当重新审视邹鲁文化自身所附着的河洛文化的痕迹。对于创建的邹鲁儒学话语系统，孔子认为应当甄别哪一部分是从中原带过来的，哪一部分是受邹鲁文化自身品质影响的。地域文化对河洛文化东渐带来的变异问题肯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萦绕着孔子的思绪。孔子既然作出了“吾从周”的文化选择，那么到洛阳一带瞻仰历代先王的圣迹，寻找河洛文化的地域品质就成为孔子西游的题中之义，这就注定孔子“洛阳问礼”带有邹鲁儒学的文化寻根意义，这也是河洛文化东渐的历史回响。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载了这次伟大的遇见：
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1］2590～2591
在洛阳，孔子见到当时西周的守藏吏老子。在孔子看来，老子最有资格对河洛文化作出一个界定。孔子第一次遇见老子向老子宣讲宏论的场景已经不得而知，但可以从老子的回答推测孔子所讲的内容。从老子的训言中，可以体会到与其说孔子希望和老子商讨问题，不如说孔子更希望老子对他的邹鲁儒学体系“点赞”，然而老子并没有赞许孔子所述的礼乐制度，这使孔子有些许挫折感。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老子说，你说的话都是人与骨已朽者之语，潜台词是告诉他应该根据历史的新内容作出新的论断。当然，邹鲁文化的自信感、使命感和体系建构感在老子看来是一种“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老子短短的几句话，既有对孔子礼乐制度的评价，也有对孔子邹鲁儒学文化品质的归纳和对孔子个人修身的善意劝诫。如果仔细玩味这段对话，则可以看出这是老子对“新”河洛文化和“新”邹鲁文化的归纳，同时传达了老子“与时消息”的哲学思想。当孔子返程回鲁国，经过黄河，有“逝者如斯夫”之叹，显然这是他对老子教诲的一种感悟。“孔子去，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这句话传达出孔子对河洛文化不能把握的沮丧感，这是对孔子建构邹鲁儒学体系的一种打击。然而，孔子的洛阳之行还是很有收获的，“洛阳问礼”使他能够从旁观者的角度重新审视自己的思想学说，使他从“斯文在兹”的自负转变为“逝者如斯”的从容。然而，仅凭一次对话就想消磨孔子对邹鲁儒学体系建构的狂热是绝对不可能的，孔子决定去更多的地方，用更多的资料和证据来论证其体系的正确性。孔子从鲁国出发，大致走了卫国、宋国、齐国、郑国、晋国、陈国、蔡国、楚国等。从55岁到68岁，孔子带着若干亲近弟子，用了十几年的时间走出鲁国，在其他国家游历。孔子还打算西去晋国，但由于时局不好，结果只是在黄河边上感慨了一番：“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济，命也夫！”现在看来，与其说孔子周游列国是去尝试实现社会政治理想，不如说是一次地域文化巡览和考察。《论语·微子》记载：“子路从而后，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问曰：‘子见夫子乎？’丈人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杀鸡为黍而食之，见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隐者也。’使子路反见之。至则行矣。子路曰：‘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4］195孔子师徒想在中原推行仁义，却遇到此种境遇，子路的话显然也表达了孔子的意见。师徒到了陈蔡诸国，就更有陈蔡之厄。商宋旧地的文化特征是“边陲”的商宋士人群体对河洛文化“主流”永无休止的解构和绝不妥协的抗争。孔子要到中原地区行道，恰恰需要穿过这个对河洛文化充满抵触的文化区域。在《庄子·德充符》中，庄子写出畸人之圣和圣人之畸，传达出畸人对儒者和所谓“常人”“圣人”的讥讽和嘲弄，指出所谓圣人“畸于心”、畸人“圣于内”的文化现实。这里我们可以清晰地感觉到庄子对以儒家为代表的姬周河洛贵族群体主流社会的批判和嘲讽。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大声疾呼“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孟子终身之忧是“舜为法于天下，可传于后世，我由未免为乡人也，是则可忧也”。而庄子则反复阐释“无功”“无名”“无己”的思想，他不但通过畸人形象和圣人的对比来表达自己的理念，同时也通过行为方式来表达与儒家文化的彻底决绝。《秋水》写到：庄子钓于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愿以境内累矣！”庄子持竿不顾，曰：“吾闻楚有神龟，死已三千岁矣。王以巾笥而藏之庙堂之上。此龟者，宁其死为留骨而贵乎？宁其生而曳尾于涂中乎？”二大夫曰：“宁生而曳尾涂中。”庄子曰：“往矣！吾将曳尾于涂中。”［6］441这是一种最决绝的抛弃，畸人形象是庄子批判的匕首和投枪。庄子就是商宋边陲之地绝不妥协的文化抵抗者和永无休止的解构者。孔子师徒恰是企图在这里建立邹鲁儒学的体系，他们将经受怎样的文化遭遇可以想见。
由此可知，孔子师徒列国游历当然不会有什么效果，但这次游历使孔子对地域文化的多样性有了深刻的理解。孔子认真反思了老子的话，产生了一种新的使命感，即删诗定礼、整理六经。既然社会的分裂使得“道术为天下裂”，那么重新凝聚一种新的文化体系不正是自己的使命吗？《史记·孔子世家》记载：
孔子之去鲁凡十四岁而反乎鲁。
…………
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观殷夏所损益，曰：“后虽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质。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故书传、礼记自孔氏。
孔子语鲁大师：“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纵之纯如，皦如，绎如也，以成。”“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
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1］2331～2333
司马迁对孔子删诗定礼的历史功绩给出了很高的评价：“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1］2344“道术为天下裂”是一个历史时期的必然发展，孔子集河洛文化忧患意识、担当意识和邹鲁文化结构意识、挽救意识双重文化品格于一身，删诗定礼、整理六经，完成了邹鲁儒学的建构。《论语·八佾》称道曰：“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世易时移，河洛文化需要新的历史表达形式，孔子师徒完成了河洛文化的历史转型。
三、文化地理学视域下的邹鲁地域文化品质之于河洛文化的体系建构
黑格尔关于地理环境对文化面貌的生成有过详细的论述，他提出了“历史的地理基础”概念，并按照地理特征把世界分为三种类型和与之相适应的文化区域。文化地理学者有理由认为区域文化的生成和地理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决定文化传统的民族性特征的是地理环境因素”［7］404。当我们沿此思路审视邹鲁文化的文化地理学环境特征之时，就会对孔子删诗产生新的认识。遥想古代中国，人们生活在各自的土地上，未必对所在地的文化地理环境有所认识。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步，人们有机会、有能力走到更远的地方，“三里不同俗，十里不同风”，人们逐渐认识到自身对事物的见解有别于他人。孔子西游洛阳问礼于老子，这无疑是文化地理学意识的觉醒，与老子的对话是对其的另一种启发。孔子师徒的游历既是关于仁义道德的辩论，更具有区域文化内涵的意义。那么具体到邹鲁文化，邹鲁之地有哪些地理风貌？其文化地理学内涵有哪些特征？文化地理学视域下的邹鲁文化品质之于孔子删诗又有什么内在联系？
山东地形中部突起，为鲁中南山地丘陵区；东部半岛大部是起伏和缓、谷宽坡缓的波状丘陵，为鲁东丘陵区；西部、北部是黄河冲积而成的鲁西北平原区，是华北平原的一部分。鲁中南山地丘陵区位于沂沭大断裂带以西，黄河、小清河以南，京杭大运河以东，是全省地势最高、山地面积最广的地区。主峰在千米以上的泰、鲁、沂、蒙诸山构成全区的脊背。因诸山偏于北部，故北坡陡、南坡缓。中低山外侧，地势逐渐降低，是海拔500至600米的丘陵，多山顶平坦的“方山”地形，当地称为“崮子”，有大小七十二崮之称。山东人立在崮子上，对山水产生一种掌控感，他们立在崮子峰顶，足以概览一个“崮子”的全貌，这就足以诞生一种体系感。《孟子·尽心上》载：“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5］311孤例不足为证，杜甫游泰山作《望岳》，有“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之语。而当杜甫到秦州等地就没有这样的语言了，同样是杜甫的《登高》：“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繁密的意象远远没有《望岳》劲爽清朗，邹鲁之地给人的心理感受是其他区域所没有的。邹鲁之地“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的文化地理品格和建构意识，使得河洛文化作为一种系统的学问有了独特的表达形式。站在邹鲁崮子上所产生的掌控感和使命感，使得邹鲁士人油然而生一种“斯文在兹”“舍我其谁”的担当和自信。由此，河洛文化缘起于河洛之地，但得以在邹鲁之地完成自身体系的建构，这既有历史的偶然性，也有必然性。邹鲁之地的山水使儒家文化更多了一份改造自然的自信，使人类从对自然的依赖和沉溺中解脱出来。老子有“与时消息”之论，孔子有删诗之勇，“道术为天下裂”是一个历史时期的必然，河洛文化面临着一次新的整理的需要。春秋之际，礼崩乐坏，竹帛下庶人，孔子和弟子们以“舍我其谁”的历史担当精神完成了河洛文化的转型和整合。以孔子删诗为标志，一方面，扫除了对前贤的盲从，使圣贤之意得到更好的发展，河洛文化迎来了凤凰涅槃的历史机遇，带来了诸子争鸣、百家勃兴的局面。另一方面，河洛文化完成了自身理论体系的建构。邹鲁文化的建构意识使得儒学成为宏大的结构体系，河洛文化固有的中正和涵容也使得二者相互交融。至此，邹鲁文化伴随河洛文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线，河洛文化容纳了邹鲁文化的担当大气和刚健果敢，完成了形式体系的建构，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综上所述，西周之初，周公“制礼作乐”的文化举措其实是对夏、商以降河洛文化的整理，而周公封鲁是河洛文化东渐的一个重要历史契机。春秋战国之际，容纳吸收了邹鲁文化的河洛文化以儒学的新面目出现，孔子的“洛阳问礼”具有邹鲁儒学的文化寻根意义。“道术为天下裂”是一个历史时期的必然发展，孔子师徒集河洛文化担当意识与邹鲁文化建构意识双重文化品格于一身，“删诗定礼”成为河洛文化发展演变的重要历史转折点。孔子之后的儒学实际上是邹鲁文化和河洛文化结合的产物，是河洛文化的一种新的历史形态，而儒学也借此确立了其后两千年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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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李振宏.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9.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