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8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了刑法修正案（九），对我国现行刑法作出修改。审视现今修正案的相关内容，“勾结敌人造谣惑众，动摇军心，情节特别严重的，可以判处死刑”一语不复存在，亦即是说，“战时造谣惑众罪”的死刑罪名被正式予以取消。

    这表明自此而后，无论是“发泄不满”式造谣，还是“投敌变节”式造谣，均可免于丧身殒命。

    惊闻此讯，忧思并至。

    《尉缭子》曰：“明赏于前，决罚于后，发能中利，动则有功。”这一十六个字堪称我国治理战时乱象的智理明哲，它要求“惠以劝善，刑以锄奸”，最大程度的鼓舞了忠臣良将“捐躯赴难，视死如归”的决心，也使别有用心的不轨之徒惧法畏罪，藏身隐迹。

    此套思想理念上呈秦汉，下启五代，经过上千年的发展和完善，已铸就建构了独具一格的（战时）司法体系——十七律五十四斩。其中要则在三国时期东吴一方的淮泗将领当中，运用的十分精熟，因此在周瑜主政期间，其部下无不严于律己，勇悍锐进，甚至能够“以寡击众，遁走阿瞒，一战而霸，克建大勋”，获得了震惊天下的丰功伟绩。

    这种统御军、民的方式为什么能够行之有效？核心无非在于“赏、罚”而已！倘若“战时造谣”此等重罪都可以“罚不及死，法外开恩”，那么刑律的威慑力量又从何谈起呢？！

    如果说以前造谣分子还懂得小心翼翼、如履薄冰，用很隐晦的方式来玩弄阴谋诡计的话，现在他们就敢明目张胆、堂而皇之的“制假贩假”了！

    一、以史为鉴，因散布谣言而导致军事行动失利甚至险亡其国的例子不可胜数。

    《荀子·大略》说：“流丸止于瓯臾，流言止于智者。”话虽然有几分道理，但是一般人绝非“瑜亮之才”，可以轻而易举的去伪存真。因此，对于普通人来讲，谣言的杀伤力是十分巨大的。在这里仅举三例，以析其害。

    1.淝水之战

    公元383年，前秦军率112万大军南下征讨，意在统一全国。

    东晋以谢安之侄谢玄为先锋，率领经过7年训练，有较强战斗力的“北府兵”8万沿淮河西上，迎击秦军主力。

    苻坚自认为能速战速决，并派已是前秦尚书的朱序前去劝降谢石，朱序却私下提示谢石宜先发制人，击溃前秦的先锋部队。他说：“秦军虽有百万之众，但还在进军中，如果兵力集中起来，晋军将难以抵御。现在情况不同，应趁秦军没能全部抵达的时机，迅速发动进攻，只要能击败其前锋部队，挫其锐气，就能击破秦百万大军。”谢石起初认为秦军兵强大，打算坚守不战，待敌疲惫再伺机反攻。听了朱序的话后，认为很有道理，便改变了作战方针，决定转守为攻，主动出击。

    十一月，谢玄派广陵相刘牢之率领五千精兵开赴洛涧，揭开了淝水大战的序幕。秦将梁成扼守山涧布署兵阵迎击。刘牢之取得洛涧大捷，斩杀了梁成以及弋阳太守王咏，秦军折损十名大将及五万主力。又派部队阻绝了淮河渡口，歼灭前秦军队一万五千人，抓获了前秦扬州刺史王显等人。

    晋军西行，与秦军对峙淝水。12月有人向苻坚建议后退决战。诸秦将认为阻敌淝水畔比较安全，但苻坚认为半渡而击可主动对决。

    当秦军后移时，晋军渡水突击。朱序在秦军阵后大叫：“前线的秦军败了！”，只此一句，秦军阵脚大乱，互相踩踏，随后晋军全力出击，大败秦军。谢玄、谢琰和桓伊率领晋军七万，战胜了苻坚和苻融所统率的前秦十五万大军，并阵斩苻融。

    众所周知，前秦部队在淝水一役中溃不成军，深层次的原因与王猛之死以及慕容、拓跋、姚氏三狼“阴怀帝志，不愿除晋”有很大关系，但是如果没有朱序里通外国，散布虚假不实的信息，苻坚纵令不胜，也绝不至于北败溃逃，最终身死人手。谣言的力量之大，于斯可见！

    2.土木堡之变

    正统十四年1449年，瓦刺首领也先竟然派出2500多人的贡使集团进入中原。为了多领赏物，又向朝廷虚报为3000人。瓦刺贡使冒领赏物，原是习以为常的事情，因王振与瓦刺有勾结，接受也先的贿赂，所以，瓦刺贡使冒领赏物，他都装作不知道。这次，王振却一反常态，叫礼部按实际人数发给赏赐，又轻率地将瓦剌贡马削价五分之四，仅付给瓦刺索求诸物的五分之一。瓦刺贡使没有得到满足，愤怒而归，并添油加醋地向也先作了汇报。也先一听，勃然大怒，立即召集军队，以明朝减少赏赐为借口，兵分4路，大举攻明，并亲率一支大军进攻大同。

    由于“兵锋甚锐，大同兵失利，塞外城堡，所至陷没”，大同参将吴浩战死于猫儿庄。根本不懂军事的王振，对瓦刺的军事进攻没有足够的认识，以为让英宗亲征，就能把瓦刺兵吓跑。于是他隐瞒败报，刻意把敌人说得不堪一击，并煽惑英宗前线御敌。

    兵部尚书邝埜和侍郎于谦“力言六师不宜轻出”，吏部尚书王直率群臣上疏劝谏，但英宗偏信王振，一意孤行，执意亲征。7月16日，英宗和王振率20余万大军从北京出发，由于组织不当，一切军政事务皆由王振专断，随征的文武大臣却不使参预军政事务，军内自相惊乱。19日出居庸关，过怀来，至宣府。8月1日，明军进到大同。也先为诱明军深入，主动北撤。王振看到瓦剌军北撤，仍坚持北进，后闻前方惨败，则惊慌撤退。

    在撤退的过程中，王振欲使英宗于退兵时经过其家乡蔚州“驾幸其第”，显示威风，不惜再次谎报军情，以致行军路线屡变。由于撤退时的路线错误，明军3万骑兵被“杀掠殆尽”。

    兵部尚书邝埜一再要求驰入居庸关，以保证安全，但王振不准。土木堡地势高，无泉缺水，土木堡之南十五里处有河，被瓦剌军占据，将士饥渴难耐，挖井二丈仍无水。隔日瓦剌军队包围土木堡。也先遣使诈和，并主动撤离，以麻痹明军。英宗不疑有诈，遣曹鼐起草诏书。王振下令移营就水，当明军大军移动时，饥渴难忍的军士一哄而起，奔向河边，人马失序，瓦剌军趁机发动攻势。明军只得仓促应战，英国公张辅，泰宁侯陈瀛，驸马都尉井源，平乡伯陈怀，襄城伯李珍，遂安伯陈埙，修武伯沈荣，都督梁成、王贵，尚书王佐、邝埜，学士曹鼐、张益，侍郎丁铉、王永和，副都御史邓棨等，皆战死。明英宗盘而坐，不久被俘。王振被护卫将军樊忠用大铁锤所杀，樊忠不久亦战死。此役明军死亡过半，大量辎重尽为也先掠夺，只有大理寺右寺丞萧维桢、礼部左侍郎杨善、文选郎中李贤等数人侥幸逃出。

    王振谣言祸国，弄致皇帝被俘，嫔妃被辱，将士死伤数万，京师被围，一损大明开国之初横扫大漠、气吞万里之威势！就连火器弱点也在此战暴露无遗，自此明朝对北方作战一直处于守势。

    3.楚怀王释张仪

    话说楚怀王拘留张仪，准备杀了他。（张仪曾以赠给六百里土地于楚国为诱饵游说怀王与齐国绝交，但是楚与齐绝交后，张仪却声称割地是六里，于是怀王大怒攻秦，又遭受大败。因此张仪再次出使楚国，怀王才会拘禁他。）

    这时怀王的佞臣靳尚为了保证张仪能够长期给自己输送利益，就对怀王说：“君王把张仪拘禁下狱，秦王必定愤怒。天下诸侯一看楚国失去了盟邦秦国，楚国的地位就会低落。”楚怀王听罢，犹疑不决。接着靳尚又对怀王的宠妃郑袖说：“你可知道你马上要在君王面前失宠了吧！”郑袖说：“为什么？”

    靳尚编造谎言说：“张仪是秦王有功的忠臣，现在楚国把他拘留下狱了，秦国肯定要楚国释放张仪。秦王有一个美丽的公主，同时又选择美貌、善玩、且懂音乐的宫女作陪嫁，为了使她高兴，此外秦王还陪嫁了各种金玉宝器，用上庸六县送给她作为享乐之地，这次正想让张仪献给楚王为妻。君王必定很爱秦国公主，而秦国公主也仰仗强秦来抬高自己身价，同时更以珠宝土地为资本，四处活动，她势必会立为君王的妻子，到那时秦国公主就等于君临楚国，而君王每天都沉迷于享乐，必然忘记你，你被忘掉以后，那你被轻视的日子就不远了。”

    郑袖说：“一切拜托您办理，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好。”靳尚说：“您为什么不赶快建议君王释放张仪。张仪如果能够获得释放，必然对您感激不尽，秦国的公主也就不会来了，那秦国必定会尊重你。您在国内有楚国的崇高地位，在国外结交秦国，并且留张仪供您驱使。你的子孙必然成为楚国太子，这绝对不是一般的利益。”郑袖立刻就去说服楚怀王放了张仪。

    在布衣驰骛、诸侯争雄、秦楚交恶之时，靳尚为了一己荣华，不惜编造谣言，助敌得脱，其结果可想而知！

    最后，正是在这位张仪的设计下，赫赫有名的楚怀王，竟然客死秦国。刘基有诗云：“闻道秦兵下武关，君王留连犹未还。山深不见章台殿，汨罗冤泪空潺湲。”

    殷鉴不远，在夏之后。时至今日，我们决不能姑息养奸，对谣言的制造者必须杀一儆百！

    二、在修法过程中，官方应拿出自身的战略定力，不能被外国的舆论牵着鼻子走。

    最近，很有一些自命不凡的专家学者，以“顺应世界刑罚的发展潮流”为由，主张宽刑省法，甚至干脆取消死刑。

    这说得好听一点，是书生之见，如果不好听，就是好乱乐祸！

    法之所贵，当宽则宽，当严则严。这完全要看在什么时期，在什么领域。

    昔时孔明相蜀，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国乃大治；反观梁武帝一年数赦，终致亡于侯景，难道不是很好的教训吗？！

    《左传》曰：“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这话不是没有道理的。由此可见，良法善律应该宽猛相济，岂能偏执一端？！

    那些主张取消“战时造谣惑众罪”的死刑罪名的人，何异于在说“在两军对战之时，应该对煽风点火的敌人网开一面”，这不是自掘坟墓又是什么呢？

    我们一再提倡“向西方标准看齐”，殊不知，那些竭力想让中国“少杀、慎杀”，养虎遗患的所谓“文明国家”，自己本身却从不“少杀、慎杀”。

    美国一贯自诩为自由民主社会，且司法个人主义盛行，注重对个人权利的保护，因此美国大部分州都取消了死刑。但美国军事司法在地方司法普遍取消死刑的情况下，始终强调军法应该从严，坚持反对在军队中取消死刑。这一立场在法典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法典罚则部分规定了14种可能被判处死刑的情形，其中大部分情形都是出于维护指挥官的权威和军队的管理、提高部队战斗力的需要。如企图伤害和故意违抗首长、散布谣言、兵变叛乱、敌前辱职、胁迫警卫、资敌间谍以及谋杀等情形都是可能被判处死刑的。而且可能被判处死刑的情形突出了战时与平时的区别。如法典第85条规定的军人逃亡罪，战时犯逃亡罪或者逃亡未遂的，应当由军事审判法庭判处死刑或者死刑以外的其他重刑；但是平时犯逃亡罪或者逃亡未遂的，应当由军事审判法庭判处死刑以外的其他重刑。此外，企图伤害和故意违抗首长、使用口令不当等情形在战时也很有可能被判处死刑，这很明显都是出于战时利益的需要。

    环顾当下，虽然表面承平，暗地里却是波涛汹涌、危机四伏，中国应首先在司法领域摒弃“妇人之仁”，时刻枕戈待旦，以求为基层百姓的切身安全尽职尽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