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孙皓晖教授通上电话时，他刚刚从甘肃礼县大堡子山回来，这里被称作“秦皇故里”，是中国秦文化的重要发祥地。近日，这片土地再次受到大众关注，因为一批20多年前被盗的珍贵文物重回故里。遗憾的是，孙教授到现场时，这批文物已经被送往甘肃省博物馆展览，他还未曾一睹真容。

    “现在礼县博物馆只陈列了一些等级比较低的文物，大部分高等级的都到了省博物馆甚至国家博物馆。”孙教授告诉观察者网。

    这里所说的归还文物，是32件春秋时期的秦代金饰片。上世纪90年代初期，这批文物被盗墓者倒卖流失到国外，经过长达二十多年的追索，终于重返故里。

    早秦时期比我们想象的要发达

    对于大多数读者来说，大堡子山也许是个陌生的地方，但对于专注于秦文化研究的孙教授来说，这里却是他的常去之地。提起这32件秦代文物，孙教授首先流露出来的是痛心之情。在他看来，这批文物历经二十多年海外流离之苦，对于中国的秦文化研究不能不说是个损失。

    观察者网：甘肃礼县被称为秦族、秦文化的发祥地，这批文物对于研究秦文化有什么价值？

    孙皓晖：这批文物的价值可以从两方面来看，一方面，它蕴含着中国和西域经济交往的历史意义。金饰品的造型和工艺与西域一些地方的有相似之处，说明在春秋早期中国就已经开始和西域进行贸易往来了，而不是从丝绸之路才开始的；另一方面，从这些金饰品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秦人早期的生活绝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落后，相反还是比较发达的，包括目前从大堡子山挖掘出来的战车以及它们的构造，都具有很高的水准。

    观察者网：这批金饰品制造的特别精致，它是不是代表了早秦时期工艺的最高水准？

    孙皓晖：严格来说，它并不能代表早秦时期的最高水准，当时还有比这更精致更漂亮的金饰品，但在秦人历史上，它确实代表了最高水准。

    现场考古人员的发现也证实了孙教授的判断，参与大堡子山文物发掘工作的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王辉也认为，此次回归的金饰品可能的用途有二，一是棺饰，二是马的盔甲。“丧葬的高规格，说明大堡子山埋葬的并非寻常百姓，很可能是秦人宗祖等重要人士。由于当时中国以青铜器、玉器为身份象征，而中西亚则是以黄金为身份象征。这些具有舶来色彩的金饰片证明秦人在西周、春秋时期就已经与中西亚有交流了。”

    观察者网：印象中早秦时期的陪葬品多为陶俑、青铜器，什么级别的人物才会有金器陪葬？

    孙皓晖：在早秦时代，一般是身边有什么就把什么作为陪葬物，金器陪葬并不是一种风气。毕竟当时金器比较少，只是在和西域国家的商贸流通中会有一些金器，在下葬的时候就保存进去了。但当时也没有明确规定什么级别的人可以用金器陪葬，早期大堡子山地区的秦族还没有被立为诸侯，规格也比较低。不过能用金器陪葬，说明级别也不低，目前推测大堡子山的墓主人可能是秦襄公。

    如果说这个秦襄公大家还有点陌生的话，和他同时代的另一位人物大家一定耳熟，就是那个“烽火戏诸侯”的周幽王。公元前771年，申侯联合犬戎进攻镐京，袭杀周幽王于骊山之下，正是秦襄公出兵救周。后来周平王东迁，也是这个秦襄公一路护送，周平王就将周王室无力控制的岐山以西的土地赐给秦国，自此秦国开始成为西周的诸侯国，为日后秦国强大打下基础，秦襄公也成为春秋时期秦国被正式列为诸侯的第一任国君，共在位12年。

    正是在这片土地上，秦人励精图治，开始了筚路蓝缕初创基业的历程。今天在甘肃礼县大堡子山，共发现大小各类遗迹近700处，调查和钻探面积为130万平方米，主要有1处大型建筑基址、9座中小型墓葬以及1座乐器坑、4座人祭坑。这些发现为研究早期秦人的礼乐制度、祭祀制度和铜器铸造工艺，提供了极为珍贵的材料，大堡子山秦陵遗址甚至被称作是“二十世纪继敦煌藏经洞和兵马俑之后的又一重大发现”，最终这片陵墓被确定是消失已久的秦人第一陵园——西垂陵园，填补了先秦文化研究的空缺。

    文物保护工作远远落后于现实需要

    然而正是这块宝贵之地，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却经历了一场盗墓风潮，这才导致了大批文物流落他乡，包括这次追索回来的32件金片饰品，还有百余件青铜重器，多有“秦公作铸用鼎”、“秦公作铸用壶”、“秦公作宝簋”等铭文，损失惨重。

    这也是孙教授在采访过程中反复念叨的事情。在他看来，文物保护工作的缺失和国民素质是导致90年代盗墓潮的原因。

    观察者网：这次被追索回的文物，是上世纪90年代当地一波盗墓潮中流失出去的，包括前段时间的“肉身坐佛”也是90年代被盗的，那段时间为什么会兴起这样一股盗墓风潮？

    孙皓晖：大堡子山在90年代经历了几次盗墓，那个时代正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金钱崇拜比较严重，国民素质也比较低，再加上当时国家文物保护工作还不像现在这样有序、严格，经常是搞严打，一阵风过去之后盗墓活动又开始猖獗，治标不治本。

    在中央电视台2009年播放的纪录片《甘肃古事之千古遗恨秦公大墓》里，曾详细记载了那个时期盗墓的猖獗程度。当时参与集体盗墓的大概有两万余人，大墓被挖的千疮百孔，地面到处是巨大盗洞，几乎没有人站脚的地方。盗挖活动进行的如火如荼，白天黑夜不停，甚至现场还有人卖酿皮、凉面、卤鸡蛋、卤肉。

    观察者网：您对礼县比较了解，有没有听说当地的一些盗墓故事？

    孙皓晖：秦公大墓我去过两次，甘肃礼县的盗窃确实很严重，在历史上曾经几次被盗，丢失的文物非常多，这个问题在新开掘地区尤其是经济比较落后的地区比较严重。最遗憾的是，一些刻有铭文的文物也被盗走了，这是非常有价值的文物，给研究当时历史以及墓主人身份带来了很大的损失。

    其实不止礼县，在很多地方都存在着严重的盗墓现象。上世纪70年代在陕西凤翔被发掘出来的秦公一号大墓也曾遭遇了惨烈的盗墓，几乎是发掘出来就有了被盗的现象，包括用来建造“黄肠题凑”（观察者网注）椁具的柏木，是非常珍贵的木材，而且这是中国迄今发掘的周、秦时代最高等级的葬具，具有非常高的历史价值，但是也发生了被盗现象，非常令人惋惜。

    为了减少损失，国家也在逐步加大文物保护力度，迅速展开补救工作。在大堡子山盗墓活动开始后不久，甘肃省文物考古所进行了为时8个月的抢救性发掘。自2004年始，在国家文物局和甘肃省文物局的大力支持下，甘肃省考古研究所邀请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国家博物馆考古部、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和西北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组成联合课题组，启动早期秦文化考古调查、发掘与研究项目。2006年度重点对礼县大堡子山遗址进行发掘。

    观察者网：目前礼县的文物保护工作做得怎么样？

    孙皓晖：目前礼县在这方面投入了不少精力，有两支考古队常年驻扎在大堡子山，当地也很重视保护和发掘，我们这次去就是参加当地的遗址建设工作。

    早在1997年，甘肃省政府就将大堡子山秦公墓地列为全省文物重点保护单位，并公布了大堡子山秦公墓地保持范围。2001年7月，大堡子山秦公墓地又被国务院正式列为全国第五批文物保护单位。当地还多次组织类似于“礼县先秦暨三国文化研究会”、“全国秦人西垂文化座谈会”这样的学术活动，加深对早秦文化的研究。目前已在遗址基础上建立了大堡子山秦公陵园，俨然成为了当地的一张文化名片。

    而这次的32件秦代文物能追索回来，也和相关政府部门的不懈努力分不开。被盗文物在90年代初期流落到国外，1994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所长韩伟首次在法国发现了这批被盗文物。2005年，为追索文物建立了确凿的文物被盗流失证据链。五年之后的2010年，中国向藏有流失的文物外国机构进行了追逃。直到2014年，中法联合专家组实际调查，并最终确认了这是中国的流失文物。

    而具体到和文物所在国法国的沟通上，最大的困难在于如何证明这个文物就是我们的，也就是要建立确凿的文物被盗流失证据链。因为很多文物在被盗之后并没有报案，公安部门缺少这样的记录，给后续取证带来了很大难题。

    还有个问题在于，当时这批文物已经被两位收藏家捐赠给了法国国立吉美亚洲艺术博物馆，根据法国的法规，国有财产不可转让。最终，法国政府决定，促成文物的收藏者同意撤销对博物馆的捐赠，文物从法国国立吉美亚洲艺术博物馆又重新回到了两位收藏家的个人手中，再由他们将文物返还给中国。为此，这次归还行动也被称为法国的“外交噩梦”。

    从90年代初期流失海外，到2005年官方致函交涉，再到2014年中法两国建交50周年时，得到法国政府的支持，再到今年7月文物最终回归故里，二十多年的历程走的并不轻松。目前已知大堡子山流失文物中有线索的有81件，发现确认的国家和地区有英国、比利时、日本等，文物回家的路依然漫长。

    采访快要结束时，孙皓晖教授再次告诉观察者网：“其实我今天想说的主题就一个，1840年以来，西方列强掠夺我们的东西太多了，现在我们一定要加强文物保护工作。过去国家在这方面可能疏忽了，给了不法分子可乘之机，现在无论是国民素质还是监管力度都有所提升，但还是不够。政府在监管上还是不得法，我认为国家应该从制度上来考虑这个问题，而不是仅仅靠民间自发的捐赠和回购，我们对民间私人收藏的文物如何实行回收政策，对流失外国的文物如何采取外交途径追回，都是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工作。”

注释：

    “黄肠题凑”，是帝王一级使用的椁室，等级最高，流行于秦汉时期，即椁室为四周用柏木枋（即方形木）堆成的框型结构。黄肠是指黄心的柏木，即堆垒椁室所用的柏木枋木心色黄。题凑是指枋木的端头皆指向内，即四壁所垒筑的枋木与同侧椁室壁板面呈垂直方向，若从内侧看，四壁都只见枋木的端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