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书契是正面写字、侧面刻齿以便验对的竹木质券契，是一种有契约性质的文书；它亦指文字。

    关于中国古代文字的产生，古书有不同的说法。先秦时代的《易·系辞传下》中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系辞传下》中又说，“作结绳”和“作八卦”都是庖牺氏的事。虽然“后世圣人”究竟是谁没有说，总之是庖牺氏以后的事了。后来假托孔安国作的《尚书序》中说：“古者伏牺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把结绳说成是伏牺氏以前的事。但仍然认为：书契的发明晚于结绳，而且是代替结绳之用的。

　　“书契”一词，今天的《辞源》、《辞海》、《汉语大词典》都列出两种解释，以《辞源》为例，一是“犹言文字”；二是“契约之类的文书凭证”。而且，从这些辞书所举的书证来看，都认为《易·系辞传下》和《尚书序》中的“书契”是指文字而言，而《周礼》中提到的“书契”是指契约之类的凭证而言。

　　其实，这些辞书中列出的两种解释，都不是“书契”一词的本义。

　　在纸发明以前，用简牍为主要书写载体的时代，“书契”本来是人们生活中习见的一种事物。它一般是一式两份，一方面在两件简牍上都写上字，另一方面把两者并在一起，同时在一侧刻上一定数量的齿，然后由当事双方各执其一，作为便于验对的凭证。用文字记录有关事项，刻齿就起到今天盖骑缝章的作用。今天在居延、敦煌等地发现的汉代简牍中，可以见到很多这种又写了字又刻有齿的“书契”。有的是涉及粮、钱、物出入往来的凭据，有的是出入关卡的通行证，有的是执行边防任务的证件，不一而足。据日本学者米刃山明的研究，刻齿不但起验对的作用，不同齿形和齿数还起着记录有关数值的作用。[1]

　　《周礼》中提到的“书契”正是指的这种东西。例如《周礼·质人》“质人掌成市之货贿：人民、牛马、兵器、珍异。凡卖儥（买）者质剂焉。大市以质，小市以剂。掌稽市之书契，同其度量，壹其淳制，巡而考之。犯禁者举而罚之。凡治质剂者，国中一旬，郊二旬，野三旬，都三月，邦国期。期内听，期外不听。”东汉学者郑玄注释这段文字时说：“质剂者，为之券藏之也，大市人民、牛马之属用长券；小市兵器、珍异之物用短券。”“书契，取予市物之券也。其券之象，书两札，刻其侧。”可见郑玄还了解这种在市场上做买卖时曾经广泛使用的券契，它既是交易的凭证，又是发生纠纷打官司的依据。“书两札（札也就是简），刻其侧”扼要而准确地表现了券契的特征。《周礼·小宰》中也提到“书契”，“以官府之八成经邦治：……六曰听取予，以书契；七曰听卖买。以质剂……”

　　郑玄注文中引郑众的说法：“书券，符书也”也是对的。关于汉代的符券可以举一个例子。在敦煌酥油土汉代烽燧遗址出土一件木质的符券，长14.5厘米，宽1.2厘米，正面写着“平望青堆燧警候符左券齿百”，下端有一穿孔，穿着一条黄绢绳，以便佩带。这件警候符的上端右侧有一个刻齿，齿的缺口中有一个左半的“百”字。[2]看来，在验证持符者的身份时，不但要把这件“左券”和右券的刻齿对上，还要使缺口中的百字的两半密合。这比单靠刻齿对合更加郑重其事。

　　因为竹木易朽，汉代以前的书契现在还没有发现过。但战国文献中常提到“左契”、“右契”。如《老子》中有“是以圣人执左契，不责於人。”《礼记·曲礼》中有“献粟者执右契”，《战国策·韩策》中有“操左契，而为公责德於秦、魏之主”，等等。还有的文献中提到券契的齿，例如《管子·轻重甲》“与之定其券契之齿，釜区之数。”《列子·说符》“宋人有游於道得人遗契者，归而藏之，密数其齿。告邻人曰：‘吾富可待矣。’”《说符》的记载明显反映了刻齿兼有记数值的作用。由此可见，现在一般认为是战国成书的《易·系辞传》中使用的“书契”一词，理应是指这种既写字又刻齿的券契。

　　汉代以后，简牍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唐代的陆德明对这种刻齿的券契已经不甚了了，他在《经典释文》中解释《尚书序》“书契”一词时说：“书者文字，契者刻木而书其侧，故曰书契也。一云：以书契约其事也。郑玄云：以书书木边言其事，刻其木，谓之书契也。”他不知道书契上的文字本来是写在简牍的正面的，而契才是刻在简牍的侧面的，把郑玄说的“书两札，刻其侧”误解为写字也是写在简牍的侧边。还把他的这种理解强加在郑玄头上。当然，像上文提到的警侯符，在侧边是写一个百字用以合符的，所以陆德明说的“书其侧”，不能说全不对。但应该强调的是，真正能起到“言其事”作用的文字，本是写在简牍正面的。陆德明所提到的另一种解释“以书契约其事也”，已经不再把“契”理解为刻齿，就使“书契”一词变成“起契约作用的文书”之意。这种倾向，早在东汉已经出现了。郑玄在注《周礼·小宰》“六曰听取予，以书契”时，不采取郑众“符书”的说法，而主张“书契，谓出予受入之凡要。凡簿书之最目、狱讼之要辞皆曰契。《春秋传》曰：‘王叔氏不能举其契’。”就把契虚化为“总帐”、“案卷”的抽象意义了。唐人贾公彦作疏时曲意附和郑玄的说法，批评郑众说：“云‘书契，符书’也者，谓官券符玺之书。此据官予民物，何得为符玺之书解之?”这是因为贾公彦根本不知道汉代的“符书”是什么样子，把它误解为有官印的文书。其实，在居延和敦煌简牍中，不少官方的钱物出入凭证正是和符书一样有刻齿的。所以《周礼·冢宰》的“书契”，和《周礼·质人》的“书契”一样，也是“书两札，刻其侧”的券，并不需要另作解释。就是《左传》中的“晋侯使士平王室，使王叔氏与伯舆合要，王叔氏不能举其契。”其中提到的“要”，在当时也正是书契形式的合约，而不是一般意义的文书。

　　东汉时代是一个纸和简并行的时代，刘熙《释名·释书契》中说：“书，庶也，纪庶物也。亦言著之简、纸，永不灭也。”正反映了这种过渡性的历史特点。该篇中还提到“契，刻也。刻识其数也。”可见古来简牍侧面刻齿纪数的习惯还没有全然淡出人们的意识。但是“书契”一词毕竟不是人人都知道其本义了。随着“书契”之“契”在含义上的虚化，人们对“书契”一词的理解就越来越偏重于文字一义了。所以，班固在作《汉书》时使用“书契”一词，就几乎完全当成“文字”的典雅的说法了。如“自书契之作，先民可得而闻者，经传所称，唐虞以上，帝王有号谥，辅佐不可得而称矣，”（《古今人表》）“自古书契之作而有史官，其载籍博矣。至孔氏籑之，上继唐尧，下讫秦缪。”（《司马迁传赞》）。特别是对中国文字学产生巨大影响的《说文解字》，在其《叙》中先说“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蹏迒之迹，知分理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接着又说“仓颉之初作书”，也是把“书契”和“书”作为同义语换用的。因此东汉以后的文人学士，绝大多数都承袭了这种习惯的用法。伪古文《尚书序》的作者，正是把“书契”作为文字的同义语来用的，所以在“造书契”之后，紧接着就说“由是文籍生焉”。

　　到了唐代，像陆德明那样还能重视“书契”一词原始意义的学者，不止一个。颜师古在注《汉书·古今人表》“书契”一词时，就提出了“契，谓刻木以记事。”

　　而李鼎祚《周易集解》中把《系辞传》中的“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解释为：“百官以书治职，万民以契明其事。”他们虽然都主张书契之契不能虚化，但把它分别解释为文字和刻木，还是没能弄明白古时的“书契”究竟是什么东西。

　　根据以上分析，今天在辞典中为“书契”作解释，至少应该列出三条：第一条最原始的意义，应该是“正面写字、侧面刻齿以便验对的竹木质券契”。可引《周礼·质人》及郑玄注和《周礼·小宰》及郑司农注为主要书证。第二条是“有契约性质的文书”，可引《周礼·小宰》及郑玄注为主要书证。第三条是“指文字”，可引《说文解字叙》中先说仓颉造书契，后又说仓颉作书为主要书证。但是，第二、第三种解释其实都是汉代人的认识，所以先秦文献如《易·系辞传》中提到的书契，显然应该按其原始的意义来理解才对。

　　近代殷墟甲骨发现后，最早的甲骨研究者之一罗振玉认为从甲骨刻辞可以“知古书契之形”，他说：“仓颉之初作书，盖因鸟兽蹏迒之迹，知最初书契必凹而下陷。契者刻也，《荀子》之锲即契之后起字。小而简册，大而钟鼎，莫不皆然。故龟卜文字为古人书契之至今存者。”[3]他对“书契”一词提出了一种新的解释，即“刻出来的文字”。到1912年发表他收藏的甲骨文时，就起名叫《殷墟书契》，后来又陆续出了《殷墟书契后编》、《殷墟书契续编》。这样一来，甲骨文就被很多研究者称为“书契”了。虽然早在1904年孙诒让的《契文举例》一书中已经把甲骨文称为“契文”，但这只是说甲骨文是刻成的文字而已。经罗振玉这样一发挥，就把古已有之的“书契”一词重新被诠释为刻成的文字了。

　　甲骨文被发现后，古文字学界和一般知识界长期流行一种误解：认为商代既然没有纸，写字就只能用刀刻在甲骨上的。罗振玉知道甲骨文中的“册”字是象简册之形的，所以竹木制的简在商代也肯定已经存在。但他大概相信蒙恬造笔之说，所以他认为先秦简册上的字也是刀刻的。这种“书契”就是用刀刻成的文字的见解，影响很广，例如朱自清在《经典常谈·〈说文解字〉》中就说：“‘契’有‘刀刻’的义；古代用刀笔刻字，文字有‘书契’的名称。”《辞海》还把这种观点写进辞条“书契”中，“①指文字，契就是刻，古代文字多用刀刻，故名。”

　　其实，田野考古证明，早在文字产生之前的仰韶时代，陶器上美丽流畅的花纹就是用毛笔绘制的，陶器上不同形式的记号也是用毛笔作出来的。原始的有很强图画性的文字，自然应该也是使用毛笔写的。在早于殷墟的时期，郑州小双桥遗址中就已经发现过朱笔和墨笔写在陶大口尊上的文字。[4]殷墟的卜用甲骨上不仅有刻的卜辞，同时也存在朱墨两色的书写文字。[5]此外还有写在石器、玉器上的文字残留下来。而商周时代的青铜器铭文，也是先用毛笔写出来，再制成范的。[6]商代和西周时代实际存在大量毛笔写的简牍文字，只是因为比甲骨刻辞和铜器铭文易朽而不能保存到今天。认为那时人们只能用刀来刻字，完全是因为考古工作开展不够充分，以偏概全而造成的误会。

　　所以，对于学术界已经通行的用“书契”作为殷墟甲骨文代称的做法，可以不持异议。但对于不顾历史实际，把“书契”解释为刻成的文字，而且当作这个词的原始意义，则是应该坚决摈弃的！最后，还想附带谈一个问题。和罗振玉把甲骨文称为“书契”相联系，有一些学者便主张我国文字是因宗教的用途而由神职人员创制的。这同样也是一种以偏概全而造成的误会。先秦的“书契”既然并不是指甲骨文，而是指既写字又刻齿的用途不一的契券，这种有字契券的主要用途是在处理经济事务和行政管理事务，所以我国文字的产生原因，显然不应仅从宗教用途考虑。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参考文献】

　　[1]籾山明.刻齿简牍初探——汉简形态论[J].载日本木简研究第十七号，胡平生.简牍刻齿可释读[J].载中国文物报，1996,3月3日第三版介绍了米刃山明的研究成果.

　　[2]敦煌县文化馆.敦煌酥油土汉代烽燧遗址出土的木简，汉简研究文集[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

　　[3]罗振玉.殷商贞卜文字考余说第四[M].1910.

　　[4]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1995年郑州小双桥遗址的发掘[J].华夏考古1996.3.

　　[5]刘一曼.试论殷墟甲骨书辞[J].考古1991.6.

　　[6]洛阳市文物工作队.1975-1979年洛阳北窑西周铸铜遗址的发掘[J].考古198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