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十世纪末和二十一世纪初的短短数十年里，正好与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大发展结合，西方发达国家开启了新一轮全球化和金融化进程，当前，中国形成了相当大地域的深度工业化，而这些发达国家则出现了后工业的社会格局。一个观察是，后工业社会对应的人文思想、社会理论、政治权力与经济机制却没能跟进此时代变迁。2008年发生的、由发达国家（如美国）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是全球性的（包括国家层面的）政治、社会与经济全面失衡的结果。这场危机开启了新一轮的人文思想探索和实践层面社会创新。其中，在社会民众基层获得认同的一个努力是美国的新经济运动。本文分析该运动的核心思想及其现实背景和可能前景，并结合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出现的挑战，给出后工业社会的新经济动向之借鉴意义。
新经济运动的核心议题，实质上也是多元共生的问题，不过其出发点是发达国家的后工业社会现实。其提出的战略转变，一是重返公民社会意义之下的社区建设；二是重塑所有权制度以赋予社区自主经济能力和实现经济民主；三是通过两个方面的转变开启新的分布式社会格局。
后工业社会的新经济运动之思想创新和理论建设，依然承续西学人文传统的历史脉络（如共和主义传统）和思辨方式（如二元对立思维），其批判意义值得学习和融汇。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其仍然无法摆脱西学人文学理一直存在的“无法融通”的智慧困境，特别是缺失中学人文传统的“道”之超越统一和整体融通。在方法上，西学的二元思维也不及中学传统思想的“三位”思维，缺失超越统一于“道本”的思维和整体融通于“道势”的思维。中学传统的“道本（自然）-道体（阴阳）-道势（整体）”的三位思维， 正好应景了“一视为仨、和谐共生”之会议主题。
本文重点介绍后工业社会西学人文在共生方面的一个探索，即新经济运动思想，对中学融通现代而开创学理不做深入阐述，只是提出一个思考方向。
一、后工业社会动向之一的美国新经济运动
当代的美国新经济运动缘起于上世纪九十年中后期，发达国家学者和民众反对公司主宰力量及其主导的全球化之浪潮。一个代表是美国学者David Korten先生于1995年出版的具有时代影响力著作《当公司统治世界》（When Corporations Rule the World）。该运动崛起的标志性事件还有：1999年11月发生在西雅图的、反对WTO世贸组织活动；日益壮大的经济本地化运动（如本地民生经济商业联盟 于2001年成立）；发达国家出现（或转嫁）更加频繁的经济危机（如1997亚洲金融危机、IT产业泡沫危机、次贷金融危机），等等。
2008年，美国自身发生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并引发全球经济危机，彻底开启了人文思想和社会创新对主流的批判和挑战，新经济运动迎来一次新的发展。新经济运动是否能够持续壮大，是否能够有力地冲击“正统”地位，是否能够重塑美国社会的人文格局，现在还难以断定。美国社会当下危机四伏、暗潮涌动、新旧博弈，而且会持续相当一段时期。无论如何，新经济运动的人文思想和社会创新还是给迷茫的世界带来了一丝曙光。
称之为“运动”是因为其不仅有思想与学术层面的批判建设，而且有广泛的实践层面探索和基层民意基础。既有批判，也有构建。内涵包括宏观、中观和微观多层次建构。这里重点阐述新经济运动的四个核心思想：洞察人文规模的困境而倡议社区建设；新经济转型的根本在于改变所有权制度；节制资本而融入社会和自然的商业变革；分布式社会格局引领新的人文变迁。
1.1 重建社区：洞察人与社会的规模困境
在全球化与金融化冲击之下，美国地方社区和家庭传统的价值观念、文化凝聚和多样内涵遭受打击，危机以来，GDP标识的经济依然增长，但是“主街”民众个体却广泛陷入中产阶层萎缩、就业机会流失、生活压力倍增的窘境。在规模庞大的社会运作系统之中，民众个体眼看利益和权力流向权贵，而自身处境却日益艰难，可是却无能为力，一切都在自由和民主的冠冕堂皇名义之下合法地发生。
社会运作系统（政治的、经济的，乃至思想的）之规模性和复杂度一旦超出普通民众智识、精力和能力极限边界，民众必然会失去了对其掌控的能力，不得不拱手让出主导社会的权力，而接手的必然是拥有强大财力和权力支撑的精英与权贵。正是洞察规模困境之现实，新经济运动倡导重返社区建设，回归到符合民众的人性化规模（human scale）之社会格局，如此方有可能从根本上恢复民众的自主能力（包括判断事务、决策合作与适度竞争等），规避任何强权力量的主宰（包括来自政府专权和商业公司的主宰）。
这一认识在渊源上是承继共和主义传统的自治理念。“从独立革命时代起，美国人就把集中权力——无论是政治权力还是经济权力 ——看成是自由的敌人。” 上世纪三十年代发生的资本主义大萧条危机时期，同样出现了权力集中的经济结构问题，但是之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和美国经济崛起，将这一核心问题的人文思辨和社会变革，转向了政府、商业与社会共识之下的经济增长以实现全民就业。凯恩斯主义政府主导之下，整体社会实现了统一的经济发展思路和行动，配合了一个时代的技术进步及其带来的工业发展和消费增长，从而将这一核心问题掩盖了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
那么，二战之后，美国数十年经济增长支撑的、中产阶层壮大的“好时光”，又是如何逆转的呢？与一般归咎于自由理念和制度问题的思考和批判不同，本文认为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广大民众承载的社会基础和凝聚的整体力量失去了坚守和进步。 那个时代，民众在享有全面就业、福利保障和工会力量之众多优势之下，中产阶层出现放任自身而滥用权利，造成效率进步停滞。自由名义之下，打破一切权威和道德个体化的后现代思潮，更是迷幻了这一时代的精神价值，损害了历史积淀的西学人文素养。随着技术进步之动力消化完毕，经济必然步入稳定时期（不再增长或低增长）。可是，在物质消费增长成为主导的进步意义和个体价值之后，广大民众一方面继续要求福利和消费进步（体现经济增长诉求），另一方面又安逸于充分就业和权利保障之下的稳定生活而不进取（以工会保护之下的蓝领工人阶层为代表）。“既不进取，却求更多”是难以兼得。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资本权贵利用这一时代问题，以提高效率和经济增长名义重新崛起，开启新自由主义的私有化和自由放任政策。短短十几年，美国社会轮回到权贵资本及其权力不受约束的时代。结合资本利益驱动的新一轮全球化，美国又一次回到权力和财富高度集中的社会分化格局。
二十一世纪初，规模与集中问题再次成为核心议题。不同的是，这次不会再有一次新的工业化和经济增长来继续搁置该问题，至少目前还看不到这一可能。虽然美国政府也提出重振制造业，来解决政治与经济结构带来的失业与就业不足、财富分配两极分化和中产阶层消失。但是，美国制造业中技术和资本已经取代劳动力，成为生产要素组合之中的高比例投入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此后工业的新生产关系是无法带来中产阶层水平的广泛就业。如果实施产业保护无疑是颠覆自身立足的自由化意识形态，而且还会损害金融和高端科技产业获取全球高端利益，这在精英权贵那里也是行不通的。当下，庞大债务和货币QE支持的经济虽然维持着美国经济运转，但是也正在耗尽美元国际货币之信用，威胁着其巨大的全球经济利益。
囧途之下的美国，各种批评思想和社会创新日益涌现。其中，新经济运动的思想和实践给出了一个不同的“再造美国”之转型路径。新经济运动倡议重返社区，支持地方开展自身区域和社区自主的经济民生体系建设。“在长期而痛苦的社会和经济衰退中，一个个社区、一个个州府，缓慢地推进民主策略之开拓，可以看作是此历史变迁初期阶段之工作，其使命是完成新民主策略的原则构建，为新民主策略大规模推行做铺垫。正如美国新政（New Deal）之前的几十年，当下各州和地方“民主实验室”的积极探索，或许会在适宜的政治时机，提出重塑大规模系统的机制以及新的民主化道路。该系统的内涵构建是可以阐明的，它们是（1）制度建设和关注民主的各种新兴动向；（2）中长期现实挑战的内在逻辑所指向的系统机制，这些挑战来自政治僵局、规模扩大、生态恶化、资源不可持续和气候变化等。本文所谈到日益兴起的系统构建与公司资本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都有区别，而且是基本结构的不同，这里称之为‘多元政治体制’ （A Pluralist Commonwealth）系统构建，这里的多元强调民主化所有权制度，或者称之为‘可持续社区系统’（A Community Sustaining System）建构，以强调本地社区实现经济和民主健康发展的重要。此系统构建将是以财富民主化之战略作为原则。”
从学理上，洞察规模困境而转向社区规模的路径，是一个重大的转变。另外，从当下的客观现实情况和西方历史传承等各方面看来，重建社区也是一个因地制宜的、各阶层利益可以接受的道路选择。对权贵来说，虽然有丧失国内政治与经济主宰权力的风险，但是毕竟短期内，这不会正面地颠覆其赖以存活的当下体系。因为，相当多社区的民众已经被排斥在主流经济体系之外了，让他们组织起来，发展有活力的本地经济体系，有助于缓解两极分化的社会矛盾。这不仅是底层民众的利益诉求，更是社会各阶层可以妥协的策略。正是如此，后工业的新经济思想在短短十多年孕育出一个有现实基础的社会运动。从历史承继来看，西方社会有着深厚的共和主义传统，社区道德和自治理念也是符合其人文精神的历史脉搏。
虽然短期来看，转向社区是各方可能达成妥协的权宜之计，但是，该转向蕴含的历史意义确是重大的。一旦新经济成为民众和社会的主流，将预示着工业革命和现代社会以来的集中化（通过能力分工化、个体原子化、商业去道德化）趋势被扭转。这不同于二战后的“强强”制衡，而使化解了“竞强分化”基础，打造“合作共生”基础，是一次根本性的转变。这无疑是朝着更加尊重人本和自然，服务生命多元价值的方向进步。因此，洞察人与社会的规模困境而重返社区建设是新经济运动的核心思想。
1.2 制度根本：变革所有权并实现产权民主
在《产权民主宪法化》（Marjorie Kelly） 、《重塑所有权：迈向社会大转型的企业架构》（Thomas H. Hanna） 、《挑战公司主宰：走向公有制道路》（Thad Williamson） 这些阐述美国新经济运动核心理念的文章中 ，变革所有权制度是其核心，一个制度变革的核心。
上世纪，福利资本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演进，国家政府作为集中体系的大系统协调机制在发挥资本主义的商业和市场能动性之外，还有效地平衡了商业和市场内生逻辑必然出现的外部性缺陷。这些手段包括规制生态环境保护而建立经济发展的生态底线，累进税率支撑政府支出发展公共事业，推出政府项目保障全民基本福利，开展宏观经济调控保障全面就业，等等。这一时期的资本主义发展，采用的以强势政府之大系统来制衡商业市场之大系统策略。这种以“竟强”为取向的制衡体系，广大民众（如中产阶层群体）和少数精英权贵处于对立格局，必定会出现此消彼长的变化，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政治保守主义和经济新自由主义崛起标志着精英权贵的再次强大并掌控社会。正如沃伦?巴菲特所指出的，此次对立争斗是以权贵阶层的胜利而完结。
除了上述提到的规模困境及其必然有利于权力和财力群体的倾向，前面谈到的民众自身的分化和失守也是问题的根本症结。在高度物质消费文明主导之下，民众群体失去自身核心的和整体的理念认同，不仅丧失权利道德的坚守，如工会组织下的蓝领阶层滥用权利侵蚀生产效率，以及个体利益主导价值观的渗透，而且受攀比性的物质消费竞争诱导出现分化，如分化为小商业阶层、白领知识精英、一般工薪阶层和低收入群体等。精英权贵再次强势而掌控社会就不足为奇了。同样道理，2008年金融危机无疑是西方精英权贵上演的自我膨胀，走入极端之后的一次自毁前程。西方社会人文对立格局是其二元思维观念的现实呈现，在此人文观念中，竞争相对的“强”与“大”是其必然的人文主题，无论是民众强大之后的“民粹之乱”，还是权贵强势之后的“精英之祸”，都是其人文无法逃脱的相对性陷阱。这种思想观念和现实陷阱在当今西方主导的全球格局中也有充分的体现，如发展中国家在西方“华盛顿共识”主导之下屡次发生经济危机。
新经济运动思想看到了，在大规模集中权力和财力体系中，处于困境的广大民众是无力抗衡精英权贵的。民主建设达到相当高度的西方发达国家政治体系，也在此轮精英权贵精心谋划之下沦陷，成为民主摆设。易受摆布的大规模集中体系之政治民主无力保障经济民主，对大规模体系的警觉和不信任是其“二元对立”格局人文的进步认识。新经济运动结合社区重建，提出本地化的经济民主就是必然的。其策略不再是单一的、依靠大系统政府进行二次分配的旧方式，而是要求直接在生产资料（如土地、设备、技能等）层面赋权于广大民众，在本地社区层面（或合作的地域层面）尽可能地自主组织经济运作，这一策略与前面的重建社区是一致的、相互配合的。
正如Joel Rogers在《资本主义的多样选择：发挥州政府和本地政府的政策作用》一文中指出的：“我和参加研讨会的各位同仁有着一样的执着，即建设一个更加平等、更加可持续、更加民主化的美国社会。这一目标的实现，将部分地通过广泛的、分布化的公民所有制来获得对富余供给和共同民生的诉求，还将通过鼓励更多的合作方式来创造财富。我的理由也和大家一样，首先，是对美国当下经济和政治平等状况、当下权贵资本主义、当下政治僵局和公共事业的衰败等等的道德之愤慨，审慎之忧虑。其次，是复兴或创造新的制度及其相应的社会实践来激励思考民主化的大众；再者，是期望更广泛的公民所有制和更倾向合作的生产体系，不仅带给我们充满活力的高效率市场，也带来广泛民主高度支持的社会平等。我一直认为，收益分配上的广泛所有权制度和民生基本需求上的公共产品高效供给是面对劳动力市场收入日益萎缩困境的‘良方’。我相信，更大众化的资本所有权将鼓励更加负有社会责任的商业，这将直接通过股权所有权的力量制约，以及对不负责任的资本产生竞争制衡。我还相信，在当下美国的‘类似摇滚’的政治癫狂时期，一个新型的‘所有制社会’”必定是对广大民众有吸引力的一个理念。这也许正是激进民主化政治事业的真正出发点，是我们期盼已久的难得而美好的事物。”
以民众主导的社区建设和社区承载的更深入的所有权，特别是生产资料和生产能力方面的本地化，将有利于培育自立精神之下的个体、家庭和社区道德，塑造合作精神和成长共生价值，并带来一系列的积极变化。所有权变革因此是新经济运动的另一个核心思想。
1.3 商业变革： 融入社会与自然的时代诉求
资本主导的商业做大造成社会失衡无疑是当下危机的一个直接原因，商业主导力量已经主宰了全球经济，冲击着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生态，造成世界发展的广泛不平等。2008年之后，商业变革成为全球范围的一个重要议题，核心是探讨商业再次融入社会和自然而获得人文多元价值的发展。企业社会责任、社会企业、可持续企业，以及社区合作社商业模式等的兴起和实践都是商业变革的体现。
密西根大学商学院Gerald F. Davis教授在其文《后公司社会》（After the Corporation）中， 分析了金融化和全球化之下大公司自身出现的变化，指出虽然大公司在经济财富上获得了主导地位，但是从社会更广泛的意义上看，这些大公司却萎缩了自己的社会角色。在工业化时期它们曾经对政治、经济与社会融合发挥着重大作用，如提供充分就业及其收入以支撑家庭福利，如关注公司与社会融合一体的长期利益。当下，后公司已经成为后工业社会一个典型现象，公司掌控社会主导力量却不承担社会主导责任。基于分析，Davis提出本地化的、合作性质的、新型商业模式，有可能成为担当社会和经济运作的未来载体。
可持续商业领域的领军学者Stuart Hart将贫困问题和环境问题结合起来，提出“绿色跨越（Green Leap）”发展的可持续企业模式，取代旧式的单一盈利导向的工业企业模式，这一转变是人类社会跨越到后工业新人文的重要历程。他提出，一方面，当下占据全球社会主导力量和大部分财力的企业，需要认识到融入社会和自然的新型商业市场的竞争和创新才是大型企业发展的长久之道；另一方面，地方商业因发挥本地创新，探索多样的可持续企业模式，实现本地自身的民生保障和环境永续。
金融化下商业利益的自我改造无疑是艰巨的，2008年以来继续现行机制的修修补补已经证明，让既得利益的精英权贵做出牺牲并妥协利益是一个长期过程。但是现实世界中各种潜伏的危机和堆积的矛盾又时刻逼迫着社会做出根本性的变革。因此，未来相当一段时期，将是这种拉锯战的力量博弈。未来可能的重大矛盾爆发和新一轮经济危机，都将会加速这种制衡格局的变迁。
新经济运动和商业变革的融合并达成新的共识（或妥协），是当下人文思想和社会创新的一个重要目标。集中运作的金融和商业虽然是当下挑战的焦点，但是也必须看到，整个经济体系的目前运转高度依赖这一体系。新经济运动和商业变革努力的融合与共识，形成分期地推进目标，在稳定改良之变革原则之下，当下让高失业城市和衰败社区的地方自主经济成长起来，无疑将是二者开展合作的良善之举。
1.4 人文新格局 ：分布式体系的兴起及其前景
上述核心变革之论述勾画了一个新的人文前景，即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分布式体系。Gar Alperovitz和Steve Dubb为超越政治民主困境，提出实现经济民主四个主要原则：（1）财富民主化；（2）本地社区和一般意义的社区作为指导主题；（3）一般意义上的分布化；（4）实质的民主化规划以支持社会致力更长期的经济的、民主建设的、生态的目标。 第四项的民主创新是通过社区规模和所有权本地化两个机制，更好地促成本地推行协商民主。第三项的分布化格局则是提出了一个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化，以彻底杜绝规模化和复杂化导致的人文失衡。
分布化转型还得到新兴技术的支持。太阳能和地热能技术、易于操作且价格低廉的自动化机床、中小型农场高品质的可持续农业生产技术、信息技术支撑信息服务低成本共享、还有信息技术支撑的区域价值链的协调共享、网络课程教育和远程医疗诊断服务等等，都将强有力地支持本地经济运作达到一个高效率水平。这一类技术可以归类为分布式技术。得益于此类技术支撑，结合本地的社区建设和民主协商，一个适度规模的分布化的共生社会日益展现其广阔的前景。必须强调的是，分布式体系不是100%的分布化，而是分布式与集中式适宜比例的混合模式，在尽可能的条件下实现并推动分布化。
个体融入社区，通过合作和分享，就能够实现平等而广泛的优质民生，实现一个更加自主和自治的社会，这无疑是极具吸引普通民众和各界人士的前景。乞求精英权贵的大商业创造工作机会，或是依靠政府施舍福利的想法不仅会时过境迁，而且也是道德自立所不可取的。新经济运动推动的分布式社会格局，很有可能孕育一个全新的人文前景。
二、后工业社会动向对中学现代融通的借鉴意义
当下的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工业化国家之一。三十年的改革开发经历了快速的经济增长和工业能力建设。商业放开、市场经济运作和参与全球分工都大大推动了这一进程。同样，生态环境、社会不平等、政府贪污腐败、社会道德失落等一些列外部缺陷也一并而来，经济、社会与政治系统失衡的风险也大大增加。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大陆）社会的人文格局也有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关键之处。强大政府依然把控着经济（如金融货币国有化管制、重大领域的国有企业等），国家作为制衡力量，可以有效地通过财政支出和投资拉动，支持欠发达的西部和东北部地区发展，支持新农村建设的基础设施完善，起到社会平衡作用。最近开展的、大规模的政府廉洁治理以及限制国有企业高管薪资的举措，都是实现均衡与和谐社会的必要努力。
这些特有的人文格局特征是中学人文传统与现代社会运作机制融合的表现。以中学传统视角来看的一个解释是：充分吸收西方现代人文“制和势衡”格局，在维护均衡性之下发挥能动力（如商业市场和物质消费的能动性），同时警觉其演变至“权返势变”格局的风险，致力坚守（或重塑）“中和势定”格局，稳固现代性之下的中学人文之根本。 对“权返势变”风险的警觉是来自“返者，道之动”的中学传统观念，对“中和势定”的追求和坚守是来自“天下大同”共生思想的承继。必须承认，中学的现代融通还需要很大的努力来完善，而且此工作十分艰巨和紧迫。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差别，在于中学传统人文的学理根基和文化本质是“三位”（而非二元）思维。早在人文社会化成之初期，中学人文思想就开启了“道之本（自然超越），道之体（阴阳二元）、道之势（整体融通）”构成的三位思想并持续数千年。此思想在根基上达到了万物平等且整体融通的人文高度。西学人文早期宗教信仰世界和世俗生命世界是二分的，并没有高度一体的融通。长期以来，西学人文社会是不断在二元对立、相对强大、竞争分化、危机转化中演进。在中学人文视角看来，其缺失了“物极必反”和“万物同本（道）”的人文底蕴。也是因此，着提醒中学人文的现代融通，需要重新找回自身的道本信念，平衡二元对立的竞争能动性，将其置于整体共生的中和之势。
新经济运动重返社区的新动向，是值得当下中国道路探索关注的。由“经济增长、高度分化、就业不足”构成的工业化（及其城市化）经济格局，已经在成为中国当下经济发展的现实难题。发挥中学传统“三位”思维智慧，建设超越工业化和现代性的中国道路，需要及早在小城镇、小城市（如县城）和地域（如地级市规模），展开适合本地现实情况的、社区（或地域）自主型经济模式探索，推广具有基础性和整体性的成功模式，化解工业化和城市化持续深入带来的整体失衡。
新经济运动所有权变革的动向，更是值得当下中国给予足够的重视。庆幸的是，中国在重要经济资产（如土地、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等）保持着国家名义所有制或是本地集体所有制（如乡镇土地所有权），这是中国人文优越之处在当下制度领域的体现。正如贺雪峰指出的“中国现行的土地制度相当合理，甚至极为精巧。现行土地制度安排为中国提供了不同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剩余分配方式，从而使中国可以在目前‘中国制造’的基础上从容发展战略产业，实现产业升级，在城市化同时，实现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伟大转变”。 中国的经济持续发展和基础设施提升能够在短短数十年跻身世界前沿，其独特的所有权制度发挥了重要的支撑作用。同样，中国在未来的一个时期，除了继续坚持实事求是的学理和学术研究，同时借鉴美国新经济运动对西方自身高度私有产权制度的反省和批判，是十分有意义的。中国发展需要及早为自身的后工业未来开展新的地方所有制实验和探索，探索本地经济自主体系的可能，这将会推动中国道路的创新。
新经济运动提出的、通过社区的人性规模和本地经济民主来恢复共生道德和协商民主，也是值得中国道路之下民主探索努力的思考。此外，后工业社会的分布式人文格局的新动向的分析和逻辑也有助于中国下一步发展理顺中央与地方，省级与地县，城市与县镇之间的社会治理和经济共生之定位和关系。
最后，从再造现代融通的中学学理，到社会结构、政治民主、经济共生和工业转型，乃至全球合作，需要一个体系完整的人文思想和学术，需要将其放在实践中不断地探索、创新、完善。
三、中道天下：多元共生的全球共识和多方和解
由于工业资本逻辑和金融资本逻辑都是现代西学人文的底子。中国虽然有中学传统文化的支撑，但是依然在社会道德和经济制度上承继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市场发展道路。美国及其它发达国家的金融资本日益主导，更是二元对立思维的极致之作。当下，一方面是中国的工业资本在全球的市场扩张，另一方面是美国的金融资本维护自身地盘的顽固力量，二者利益对峙已经让全球各界和广大民众担心，一个对抗且冲突的全球格局已经在产生。
新经济运动的分布化经济和社会路径，无疑有助于化解全球冲突和对立。一是后工业国家一旦广泛实现分布化社会体系，其对国际利益的诉求和侵占必然会降低；二是后工业国家推行分布化社会发展，可以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提出一个“由工业化步入后工业”的一个和平共生愿景，更易于达成全球共识；三是，高度工业化的国家可以借鉴分布式体系的前景，实现自身转型而超越工业化陷阱，从而化解全球工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冲突。从中学传统看来，新经济运动的思想和探索是符合“中道天下”理念的，有助于推动当下高度融合二十一世纪人类社会，走向“大同世界”。
人文化成的历程，在中学传统的“三位”思维看来，不应当是“非黑即白”的对抗，更应当是不断交流、影响（妥协）、推进之化解与和解，社会变迁更应当是人文展现的艺术历程，走出西方二元对抗（或革命）的历史困境。“立己立人”，一个社区一个社区，一个城镇一个城镇，。。。行走于“大道”之上的一个个生命、一个个社团，不正是“大道”赋予人文的生命意义和艺术魅力吗？
从学理基础看，“中道天下”人文传统创新是重塑全球多元共生的一个希望。当然，美国新经济运动作为一个代表的多样西学人文创新，也在探索全球和解之道路。二者的努力、交流和共识是有意义的。“人文与社会创新对话”就是由作者本人与一些学者和各界进步人士联合推动的、促成共生的一个努力。很高兴看到全球共生研究院及其论坛也在团结更广泛的力量，为一个新的人文时代孕育而追求着、奋斗着。微薄之力写作此文，且当抛砖引玉，期盼同仁指教为感。
作者简介：
游小建，华夏社会创新基金会主席和创始人，密西根大学访问学者。近年来，作者先后参与跨越中美和全球范围一系列重大议题的学术研究和事业推动，包括世界范围的、重新融入社会与自然的商业变革，后工业社会动向之一的美国新经济运动，以及中国超越现代性和工业化的理论思考与城市化之下的中国乡村建设事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