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兄：

   我也对“近现代的新史学以瓦解中国先贤圣人为能事”的现象深感遗憾，因为大家都受西式现代教育，都要学习新史学观念。这样，青年人对本土历史文化的敬畏感就没有了，更别说“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以后再培养起来这种敬畏来就难了。

消除国人对历史文化的敬畏，就如同将宗教剥离西方的社会生活一样可怕。那将导致我们失去安身（心）立命的基础——人类将失去对超越信仰和理性的大道的根本认知。

    本来，学习西方不是什么坏事，但学习西方不能囫囵吞枣，那会引起消化不良，弄不好整个身体的机能都跨掉了——因为在医家五行理论中，肠胃系统是中央“土”啊，是生成万物的。

我们学习西方考古学，不能将什么都变成死物，弄到博物馆里让人去参观。特别是那些对中国历史文化作出巨大贡献的人的墓，是绝对不能乱挖的，因为这些遗迹承载的不单是一种过去的历史信息，更重要的是一种绵延至今的文化精神——如霍去病的墓，本身就是中华民族的永远不能毁弃的精神丰碑！

    西方人可以满天下去考古发掘，因为现代西方人与五千年前的文明根本不存在文化上的亲缘关系——我们不同，我们永远是炎黄子孙，我们仍是大汉的臣民，我们中还有张骞和诸葛亮的后人……

    当然，学习西方建博物馆也是大好事。我去一地，都爱看当地的各种博物馆，有时要在一个地方看多家博物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博物馆里浓缩了这个地方数千，甚至上万年的历史，对于了解当地的文化，以及当地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关系特别重要，比一一去访古要好得多。

    问题是，不能因为建了博物馆，我们连各地家族祠堂、乡贤祠和名宦祠都不要了。我去福建一些地方，当地的朋友带我去参观那里的乡贤祠和名宦祠，里边不仅有古代的先贤，还有中国革命战争时期的英烈，他们当地人表现得那种自豪感、那种庄重感，那种亲近感，是其他教育难以企及的——它直接给人一种见贤思齐的动力，那是一种在中华五千年历史长河中不可遏止的精神之流，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脊梁！

    我们引入西方考古学，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古史的认识，但不能如古史辨学派那样轻易地否定古史和古书。这一百年来考古学发展也表明，当时许多学术观点过于武断，所以目前学界才有了“走出疑古时代”的提法。

    当然我们也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就是迷信古史、迷信古书。因为古史、古书的形成有其深厚的历史背景，是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今天我们清楚地看到，考古学有利于我们对古史及中国经典的理解，而不是相反。比如说夏商周三代吧，今天我们甚至能够证实，当时就存在一个青铜时代的世界体系，在这个世界体系内部，实物和思想得到了广泛的交流。中国文化既是自己的独特之处，又是和整个人类的文明进程密不可分的。乃至我们所说的六畜，也是由本土起源的猪、狗、鸡和外来的牛、马、羊组成的。我的好友，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的易华先生在这方面下了很大功夫，成果斐然！

    金才兄，谢谢你赞成我对反对中学普遍读诵《论语》和《道德经》的看法，因为我的观点过于“异类”，相信很多人都不会理解。你说得对，“我们本来有系统反映和体现中国古典智慧的文本，人们却不用。改变这种情况很难，不过我们也无需抱怨甚至失望，从基层一点点做起，总是有希望的。”

    问题是，我们如何做，我有个大胆的想法：利用现存的文献，如大小戴《礼记》、《孔子家语》、《孔丛子》、《孟子》、《荀子》、新出土儒家文献等，分门别类，辑成“新论语”。在每一语录格言之下，注明出处，这样读者就不会望文生义或断章取义了。有不解的地方，可以直接去查前后文——当然这只是一个想法，亦不知是否有可行性。

    就写到这里，再联系！

    祝好！

    玉忠

        2015年04月24日

附录：付金才先生原信

玉忠老弟：你好

    邮件收到，已阅，因为系里工作，今天才回复。你太客气，以后咱们可以以益友相称，你说我是你的良师益友，“良师”二字我好不羞愧。在学术思想上，对我影响最大的两个人，我们首次谋面时就告诉你了，一是南师怀瑾大士，一是你，能够跟你成为益友，我都惭愧，何况良师，羞煞我也，羞煞我也。

    读你的大作，和你交流，比较随意，在措辞上不严谨。我引用荀子和大小乘佛典的材料，是想说明，恐惧、恶（务音）是人们的基本情绪。而孔子则提出君子有三畏，君子之畏，不同于常人的恐怖或者厌恶，君子的畏是对天命、大人、圣人之言的敬畏。上封邮件，我没有表达清晰，我之过也。大众的恐怖是本能的，君子的敬畏更大的程度上是文化的、自省的。君子因对天命、大人、圣人之言的敬畏，进而敬仰天命、大人、圣人之言，进而信奉天命、大人、圣人之言。所以敬畏之情是君子进步成长的起点。

    再有，大人和圣人应该是彼此交合的，圣人好像有道统的味道，大人之所指可以包含圣人，而有的大人则似乎不是圣人，比如孔子心目中管子似乎不是圣人。

    敬畏对于当代人而言太重要了，而当代人缺少的也是敬畏。敬畏之情既是情绪或感情，但是对大人对圣人之言的敬畏涉及到历史文化认同。近现代的新史学以瓦解中国先贤圣人为能事，尤其是古史辨学派，顾颉刚以瓦解中国以三皇五帝为主的古史系统作为自己的一大学术贡献。顾先生可能没有认识到西方的文化认同是以信仰上帝而形成，而中国的文化认同是以历史、以历史上的大人和圣人而建立。瓦解摧毁了历史以及大人和圣人，敬畏感没有了，文化认同也没有了。西方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不惜繁琐甚至矫情的方式论证上帝的存在，而中国近代以来的学者却以繁琐的方式摧毁自身用以形成文化认同的基点。再往前追溯，梁启超说二十四史就是帝王将相的历史，现在想起这些，副作用太大了。

    现在各个地方都有自己的博物馆，博物馆里放的是物，创造这些物的人却消失了。看地方志材料时发现，各个州县都有自己的乡贤祠、名宦祠，为确立文化自信和认同，古代治国理政的实践有很多值得当代人借鉴。博物馆本来是列强展示自己战利品的地方，中国用博物馆陈列古人的财富。当然不是说古人的成就不重要，创造这些财富的人远比财富本身重要，先人前辈先烈更值得我们敬仰和纪念。

    对于中学读诵《论语》和《道德经》，我支持你的看法，对中国文化没有一定的了解和修炼，就来读他们的语录和格言，很可能将他们高度浓缩的智慧当做心灵鸡汤，更可怕的是将圣贤之言当做教条。我们本来有系统反映和体现中国古典智慧的文本，人们却不用。改变这种情况很难，不过我们也无需抱怨甚至失望，从基层一点点做起，总是有希望的。中国文化从黄帝起绵延到现在已有5000多年，他们留下的宝贵财富，在他们的智慧德行滋养下成长起来的世世代代的中国人总有一天会感受到先人的智慧，总有一天会自觉地认同、运用先人的智慧，指导自己的工作和生活。

            祝好

                  石家庄学院付金才

                          2015年04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