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兄：

    谢谢你4月19日的来信。每次向你请教，你不仅认真作答，还帮我校对——君真是我的良师益友！

    为什么我要向你确认自己对孔子"三畏"的理解是否正确呢？是因为心有不安处。这种不安与我对《论语》、《道德经》这类大家耳熟能详经典的态度有关。

我不反对任何人读《论语》和《道德经》，它们分别是儒家和道家的核心经典。我只是不赞成学人将这类书作为基础研究文本过度阐发，也不赞成将这类书在中小学生和普通公众中大力推广，甚至通过“神话”这些书籍加以推广——如在民间读经运动中。

不久前媒体报道说，《论语》、《道德经》将成为国内高中传统文化通识教材，更增加了我的担心。

    为什么我如此“异类”呢？

我深深感觉到，语录体的《论语》和格言体的《道德经》在形式上具有致命的弱点——它切断了与背景的联系，会导致圣贤本义被严重误读，而注家也常常是各说各话。

东晋的葛洪早就注意到了格言体五千言《道德经》的这一弱点，感叹五千言虽老子所作，但都只是简略泛泛的言说，其中完全不肯自始至终地讲明事理，提供可以察考的线索。假如只诵读这一经典，而得不到要旨，那简直是白白浪费功夫。他说:“五千言虽出老子，然皆泛论较略耳，其中了不肯首尾全举其事，有可承按者也。但暗诵此经，而不得要道，直为徒劳耳。”（《抱朴子内篇•释滞篇》）

    举两个例子，我们就能看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论语·泰伯篇第八》记录了孔子的两句话：“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就这两句话，没头也没尾，成了孔子愚民主义的铁证。直到19931993年10月，湖北省荆门市郭店村出土了战国文献《尊德义》，我们才知道孔子这句话的真义：人民可以教育引导，却不能强迫，教育引导要如春风化雨一般，润物无声。文中说：“尊仁、亲忠、敬庄、贵礼，行矣而无遗，养心于子谅（子谅，慈爱诚信——笔者注）。忠信日益而不自知也。民可使道之，而不可使知之。民可道也，而不可强也。”（参阅拙著《正名：中国人的逻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第87~89页。）

    再比如，《道德经》第三章开篇有“不尚贤，使民不争”，好在它有后文，严肃的学者还不至于简单得将老子列入愚民主义。但对于“不尚贤”的本义，却很少有人理解到位。

    首先要清楚，《道德经》是讲内圣外王的大经，是写给治国者看的，先秦道家即治国的南面之术。然后我们才能结合道家其他原典理解这句话的本义。

    “不尚贤”针对君主，讲定分止争，社会分层，权责分明的重要性——君主不能自恃贤能，要用贤，“役贤”，进而实现贤能共治这一中国古典政治的基本理念。《管子·侈靡第三十五》中说：“祭之（郭沫若先生认为当为“察之”之误，可从；若从“祭”字，亦不影响我们对“不上贤”的理解——笔者注），时上贤者也，故君臣掌。君臣掌则上下均，此以知上贤无益也，其亡兹适。上贤者亡，而役贤者昌。”

    人君亲自察问细事，是自恃贤能的表现。这样，将导致君臣共管小事的局面。君臣共管则等于地位拉平。可见，君主自恃贤能是没有好处的，适足以造成危亡。人君自恃贤能者国亡，而使用贤能者国昌。

    金才兄，您想一想，假如学生读了《论语》、《道德经》，常常是误解，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论语》开篇就讲“学而时习之”，问题是这个“学”字是讲道德的修习，不是西式学校里知识的学习。可要讲清楚这一点，涉及中国文化的本质，中西学术的根本区别，要下很大功夫才行——谁会做这些事呢？不用说普通公众，就是一般大学学者都很难获得正解，现在宣讲中国文化的师资严重不足啊……

    问题就这么严重！

    所以我主张,（至少是目前）大家多读《孔子家语》、《管子》这类论说甚详的经典，少读语录体《论语》和格言体的《道德经》。

    再回到对“三畏”的理解上来。诚如你信中说的：“孔子说君子有三畏，应该是在某种特殊场合的专门论述。”问题是我们很难知道这些话是在什么场合说的。您将《论语·宪问》孔子对管仲的议论与“畏大人”联系起来，推出大人指“管仲等在政治等领域为当时的中国做出贡献的人”，显然也有欠安之处。

   我是从儒家心性之学的角度来理解孔子 “三畏”的。您显然受佛家的影响，将“畏”字更多的理解成了“惧”，但我觉得更应理解为“敬”字。如南怀瑾先生所说的“这里所谓的畏就是敬”，（《南怀瑾选集》第一卷《论语别裁》，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667页。）这是一种外敬，是达到内静的外在条件。

    我意，以佛释儒要特别小心，因为二者的修行路线完全不同。二者互释有好处，但也有极大的理论风险——这是我切切实实的感受；毕竟，当代如南怀瑾先生那样具有很高的道德智慧成就，达到“六经注我”境界的人不多！

    实际上，即使按我的解释，大人指“道德智慧上成就的人”，也不能说“大人和后面圣人的内涵与外延基本重合。既然基本重合，孔子就不需要说‘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的三畏，而改为‘畏天命，畏圣人之言’或‘畏天命，畏大人之言’等二畏则更加简洁。”按《管子·内业第四十九》中的说法“凡物之精（精气——笔者注），此则为生。下生五谷，上为列星。流于天地之间，谓之鬼神；藏于胸中，谓之圣人”，既然圣人与化育成物的天道（“分于道谓之命”）有相合之处，我们总不能将这句改为“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吧？

    事实上圣人与圣人之言是不同的，一如佛教中有佛、法、僧的重要区分。

    总之，圣贤之言难解，尤其是语录体，格言体经典中的圣贤之言更是这样。研究毛泽东思想，人们恐怕不会以《毛主席语录》为基础，还要看《毛泽东选集》之类文献的——但在国学中，世人却反其道而行之，并成为历史潮流，让人无语！

    我写作《现代人更要敬畏圣贤之言》，本来是有感于现代人忽视返本开新，迷信西方理性，轻辱圣贤之言的普遍现实而发的，没想到引出了这么多问题，也花费了你好多精力，讨论一种很难有结果的问题，真是抱歉。

    来信中你对环境问题——现代人不从消费主义上反省，怨天尤人态度——的批评，极有深度，令人深思。由此我想到，未来我们的信都可以收录在相关书中,也算是一种小的发心。君意如何？

    再次感谢你的批评和指正。

    祝好!

        翟玉忠

                      2014年4月20日

附录：付金才：读《现代人更要敬畏圣贤之言》致翟玉忠先生书

玉忠：你好

    邮件收到，下面是我对君大作的一些浅识，望你指正。

    孔子说君子有三畏：“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

    孔子说，君子至少应该有三种敬畏或畏惧。这里孔子强调的是君子的三种敬畏。其实普通人的也有畏惧，并且普通人的畏惧更多。普通人的畏惧相当于楚简《性自命出》中所言“好恶，性也”的恶。并且普通人的畏惧，君子也有，例如《大戴礼记·曾子立事第四十九》说：“君子见利思辱，见恶思诟，嗜欲思耻。”《中庸》中说：“知耻近乎勇。”《荀子·性恶》提出人对饥、寒、劳的厌恶。所以人畏惧的对象极多。释迦摩尼对人性的体会尤其是对人的存在之苦的体会。何谓存在之苦？指的是和生命存在伴生的苦恼。政治清明、经济繁荣、分配公平、理性消费，只能减少一部分苦的产生，但不能消除存在之苦。下面是佛教大小乘关于畏惧的论述，只是佛教经典将畏惧和厌恶称为恐怖。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四力。何等为四？谓觉力、精进力、无罪力、摄力，如上说。若比丘成就此四力者，得离五恐怖。何等为五？谓不活恐怖、恶名恐怖、众中恐怖、死恐怖、恶趣恐怖，是名五恐怖。”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杂阿含经》卷二十六670

    善男子！我修行此大悲行门，愿常救护一切众生；愿一切众生，离险道怖，离热恼怖，离迷惑怖，离系缚怖，离杀害怖，离贫穷怖，离不活怖，离恶名怖，离于死怖，离大众怖，离恶趣怖，离黑暗怖，离迁移怖，离爱别怖，离怨会怖，离逼迫身怖，离逼迫心怖，离忧悲怖。——《大方广佛华严经》卷六十八

    所以，孔子说君子有三畏，应该是在某种特殊场合的专门论述，不是说君子只有这三种敬畏或畏惧，应该说至少有这三种敬畏。因为这三种敬畏是人向上的动力。因为有的畏惧积极作用小，消极作用大。孔子主要强调君子应该具有能使人向上的三种敬畏。

    首先看畏天命，

    天地之大德曰生。——《周易·系词下》

    日新之谓盛德。——《周易·系词上》

    天命之谓性。——《中庸》

    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

    综合上面所引资料，天命指的是天地宇宙涵化生育滋养万物的功能。天地生化万物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比如沙尘暴虽然带来风沙，让人感觉到环境的险恶，但正是风沙造就了广袤的平原沃野。正因如此，孔子主张不要怨天。人可以发挥主动性，努力形成适合自己的生存环境。《易•贲卦•彖传》：“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人文明的前提是刚柔交错，我们不能要求夏天不热，冬天不冷，但夏天我们可以用扇子、空调，冬天可以用棉衣、空调来保温。如果没有四季交错，便不会有万物生发，人便失去了赖以生活的资源。想一想当代社会不少人以抱怨环境污染和雾霾为话题，岂不知雾霾的加剧恰恰是因为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正可谓“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

    其次关于畏大人。

    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周易·文言》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孟子·离娄下》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则为容悦者也；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为悦者也；有天民者，达可行于天下而后行之者也；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孟子·尽心上》

    孟子曰：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堂高数仞，榱题数尺，我得志，弗为也。食前方丈，侍妾数百人，我得志，弗为也。般乐饮酒，驱骋田猎，后车千乘，我得志，弗为也。在彼者，皆我所不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孟子·尽心下》

    先秦儒家文献中我主要引用了《周易》和《孟子》关于大人的讨论。从两书中关于大人的言论来看，大人的主要含义符合你所说的有道德成就和智慧成就的“大人”、“成人”。不过要是按照这个意思诠释孔子所说大人之意，那么大人和后面圣人的内涵与外延基本重合。既然基本重合，孔子就不需要说“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的三畏，而改为“畏天命，畏圣人之言”或“畏天命，畏大人之言”等二畏则更加简洁。

    纵观《论语》一书，孔子主要在两处提到管仲并作出不同的评价。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俭乎？”曰：“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然则管仲知礼乎？”曰：“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论语·八佾》

    孔子认为管仲没有宏大的政治抱负和高洁的为臣准则。从《论语·宪问》中的材料可以看出孔子在此处对管仲的评价不同于在《论语·八佾》中的看法。

    子曰：“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管仲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论语·宪问》

    子路议论管仲，认为管仲不仁，孔子对子路的议论进行了批评指正，认为不应从教条的忠君来评价管仲，而是从管仲对中国政治和文化的贡献来评价管仲。而子路认为管仲不仁的看法，十分接近于孔子在《论语·八佾》中对管仲的看法。从孔子对管仲的评价看，《论语·宪问》中的看法更为客观、理性和成熟。并且《论语·宪问》中孔子对管仲的评价是针对子路认为管仲不仁的看法而发的。孔子说小人“狎大人，侮圣人之言人”，可见大人和圣人指的不是一类人，那么大人指的是哪类人呢？我以为指的是管仲等在政治等领域为当时的中国做出贡献的人。狎大人说的是以不敬畏不尊重的态度妄加评判在各个领域为中国做出贡献的先人前辈，更有甚者则是将其妖魔化。网络上流行的污蔑黄继光、邱少云、草原英雄小姐妹的段子，包括最近《星光大道》主持人的视频事件更有利于我们认识狎大人的含义。

    所以我觉得像杨伯峻先生将大人诠释为“王公大人”确实不妥，从文字上，君将大人诠释为有道德成就和智慧成就的“大人”、“成人”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若结合孔子的三畏和《论语》一书中关于管仲的评价，尤其是《论语·宪问》中孔子对管仲的议论，显然是针对子路狎管仲大人而发的。

    上面是我关于君大作的一些看法，望君批评。

    祝好  

          石家庄学院  付金才

                  2015.4.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