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王国维自民国十二年（公元1923年）6月至民国十三年11月（因是时冯玉祥驱逐溥仪出宫）任逊帝溥仪的文学侍从“南书房行走”。1923年，逊帝溥仪在洋老师庄士敦的“教唆”下向往西学，一心想出洋留学，王国维因作此文——其中于时事不乏愚见，然其于东西学术之见解，远过于今日所谓教授、博导矣！载升允《津门疏稿》，原题《敬陈管见疏》 。

    奏为敬陈管见恭摺仰祈圣鉴事。窃念臣以疏贱迂拙，蒙皇上知遇，置之侍从之列，糜太官之厚禄，荷前席之殊荣，中夜彷徨，罔知报称。重以时事阽危，灾异又告，正皇上焦思之日，亦臣子效力之时，敬将微臣管见所及有关宗庙大计及圣躬者，不敢缄默，敬为皇上陈之：

    臣窃观自三代至于近世，道出于一而已。泰西通商以后，西学西政之书输入中国，于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乃出于二。光绪中叶新说渐胜，逮辛亥之变，而中国之政治学术几全为新说所统一矣。然国之老成，民之多数尚笃守旧说，新旧之争，更数十年而未有已，国是淆乱，无所适从。臣愚以为新旧不足论，论事之是非而已，是非之标准安在，曰在利害，利害之标准安在，曰在其大小，新旧之利害虽未遽决，然其大概可得言焉。

    原西说之所以风靡一世者，以其国家之富强也。然自欧战以后，欧洲诸强国情见势绌，道德堕落，本业衰微，货币低降，物价腾涌，工资之争斗日烈，危险之思想日多，甚者如俄罗斯赤地数万里，饿死千万人，生民以来未有此酷。而中国此十二年中，纪纲扫地，争夺乃仍，财政穷蹙，国几不国者，其源亦半出于此。臣尝求其故，盖有二焉。西人以权利为天赋，以富强为国是，以竞争为当然，以进取为能事，是故扶其奇技淫巧，以肆其豪强兼并，更无知止知足之心，浸成不夺不餍之势。于是国与国相争，上与下相争，贫与富相争，凡昔之所以致富强者，今适为其自毙之具。此皆由贪之一字误之也。西说之害根于心术者一也。

    中国立说首贵用中，孔子称过犹不及，孟子恶举一废百。西人之说大率过而失其中，执一而忘其余者也。试以最浅显者言之。国以民为本，中外一也。先王知民之不能自治也，故立君以治之，君不能独治也，故设官以佐之。而又虑君与官吏之病民也，故立法以防制之。以此治民是亦可矣。西人以是为不足，于是有立宪焉，有共和焉。然试问立宪共和之国，其政治果出于多数国民之公意乎，抑出于少数党人之意乎，民之不能自治，无中外一也。所异者以党魁代君主，且多一贿赂奔走之弊而已。

    孔子言患不均，《大学》言平天下，古之为政未有不以均平为务者，然其道不外重农抑末，禁止兼并而已。井田之法，口分之制，皆屡试而不能行，或行而不能久。西人则以是为不足，于是有社会主义焉，有共产主义焉。然此均产之事，将使国人共均之乎？抑委托少数人使均之乎，均产以后，将合全国之人而管理之乎，抑委托少数人使代理之乎？由前之说则万万无此理，由后之说则不均之事，俄顷即见矣。俄人行之伏尸千万，赤地万里，而卒不能不承认私产之制度，则曩之汹汹又奚为也。臣不敢谓西人之智大率类此，然此其章章者矣。

    臣观西人处事皆欲以科学之法驭之。夫科学之所能驭者空间也、时间也、物质也，人类与动植物之躯体也。然其结构愈复杂，则科学之律令愈不确实。至于人心之灵及人类所构成之社会国家，则有民族之特性，数千年之历史，与其周围一切之境遇，万不能以科学之法治之。而西人往往见其一，而忘其他。故其道方而不能圆，往而不知反，此西说之弊根于方法者二也。

    至西洋近百年中，自然科学与历史科学之进步，诚为深邃精密，然不过少数学问家用以研究物理，考证事实，琢磨心思，消遣岁月斯可矣。而自然科学之应用又不胜其弊，西人兼并之烈，与工资之争，皆由科学为之羽翼，其无流弊如史地诸学者，亦犹富人之华服，大家之古玩，可以饰观瞻，而不足以养口体。是以欧战以后，彼土有识之士，乃转而崇拜东方之学术，非徒研究之又信奉之，数年以来，欧洲诸大学议设东方学术讲座者以数十计，德人之奉孔子、老子说者，至各成一团体，盖与民休息之术莫尚于黄老，而长治久安之道莫备于周孔。在我国为经验之良方，在彼土尤为对症之新药。是西人固已憬然（音jǐng rán，形容醒悟的样子——笔者注）于彼政学之流弊，而思所变计矣。

    皇上潜离未曜，高拱无为，虽在渊默之时，宜端出治之本，国是先定，则圣养有功，此于宗社万世之计、人民亿兆之福，所关甚大。此臣所欲言者一也。

    方今邦域分崩，人民涂炭，四海之望，属在圣躬。皇上冲龄践阼，以亲贤之调护，师保之教训，其于祖宗之制、圣贤之书，固已熟习而饫闻之矣。聪睿之资闻于海内，节俭之德行于宫中，亦既问望焯然矣。顾皇上春秋鼎盛，闲暇多方，欲勤政而无政之可施，虽忧民而无民之可理，焦劳则无益于事，而有损于圣躬；逸豫则不安于心，而亦亏于至德。皇上典学之余，将何以遣此岁月乎？亦曰：游艺而已。臣窃观我朝列祖列宗，皆博极群书，兼工艺事，宸翰奎章，横被海内。圣祖仁皇帝于历算、律吕、音韵诸学，无不究其精微，以至西域声母、腊丁文字，亦皆贯通，当时钦定诸书，若《数理精蕴》，若《历象考成》，若《律吕正义》，若《音韵阐微》，皆圣祖亲自指授，而修书诸臣若梅瑴成、王兰生辈，实圣祖学养也。高宗纯皇帝御制诗集之富，冠绝百王，于内府所藏金石书画、远人所进方物，无不各有吟咏，或加题跋，赏鉴之精，考证之密，度越千古。原祖宗所以若此者，固非以末艺妨万几之政，亦岂与儒生争一日之长？只以朝野清明，海宇无事，欲心有所寄，身有所立，使惰慢之气无自而生，骄矜之萌无由而作。是故于祖宗之朝，内无声色之好，外无流连之游，小之无高台深池奇丽之观，大之无女子小人煽处之祸，用能享国长久，政治太平。虽今者皇上蒙难艰贞之时，非列朝全盛无事之日，其为闲暇正复相同。臣以为皇上典学之余，亦宜上法二祖，于文学艺术心之所好者，不妨泛览，或有所专习，此于涵泳圣德、颐养圣躬，均有关系。此臣所欲言者二也。

    皇上俯临天下十五年矣。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孝定景皇后以不忍生民争战之故，让政权于民国，然宫禁未移，位号如故，此位号宫禁者，亦祖宗之位号宫禁也。乃近日外报论说有谓皇上脱屣大位、自侪平民，为去危就安之一法者。臣愚以为天下之至危无过于此。夫自辛亥以后，皇室无自卫之力久矣，政变岁遘，屡濒于危，然皆危而复安者，则以天命未改、民心未去、祖宗之功德在人、皇上之福禄正无涯量故也。且民国将帅，孰非大清之臣子？其士卒，孰非皇上之编民？臣愚以为，皇上端居禁中，则虽有乱人，决无敢称兵向阕者。何则？以下逼上，则为不顺，以众陵寡，则为不祥。列邦之耳目具在，万姓之是非未昧，虽病狂失心，岂敢为此！若如报纸之说，则名分不存、防卫又撤，虽匹夫之力足以为难。尔时欲如平民之自由，不可得矣。至报纸之以出洋游历劝皇上者，亦殊类此。夫民国所以不敢侵入宫禁者，以皇上在内也。如皇上朝出国门，则宫禁旦夕不能保，皇上异日将安归乎？且欧洲激党，中国乱民，何地蔑有？而行幸所至，无周庐设卒之防，无出警入跸之制，岂皇上不赀之躬所宜冒此？且游历之事，意在增益见闻，而动止不得自如，与今日处宫中何异？报纸之论，乃均未计及此。皇上受祖宗之付托，虑亿兆之安危，有视民如伤之仁，有沉几先物之智，岂不能洞兹利害、察彼是非？臣之鳃鳃，诚为过虑，然可使微臣多此一言，不可使圣虑千有一失。此臣所欲言者三也。

    臣职在禁近，本欲伺清燕之间有所陈奏，虑言词謇拙，无以达臣区区之意，故敢具摺上陈，伏乞皇上圣鉴。谨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