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梵学在我国历史悠久、传统深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等学术机构有一批学者坚持从事梵学研究，形成各种小传统。《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社会科学网”都刊发了“走进梵文”的专题。《中国社会科学报》近日刊登了“中印经典互译事业不断推进”。梵学内涵丰富，本社记者的此前报道都还只是初步的梳理和介绍。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将继续关注和报道我国梵学研究的进展。

　　在笔者的案头摆着一本朴素雅致的小书，小开本，繁体竖排，设计装帧简洁大方，封面上书“薄伽梵歌”四字。这是我国学术界对《薄伽梵歌》这一印度核心经典的第一个译本，译者是徐梵澄先生。

　　小书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孙波先生赠送的，而且承蒙孙波先生厚意，以梵澄先生所治旧印在这本书的扉页钤印。梵澄先生是在1940年代末1950年代初居住在北印度贝纳尼斯期间翻译此书的，1957年在香港出版，当时梵澄先生在南印度室利阿罗频多学院，70年代末归国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任研究员，从事学术翻译和研究工作。

　　《薄伽梵歌》是印度的神圣经典。“薄伽梵”是对黑天的尊称，意为“世尊”。印度古代各派哲学大都受到《薄伽梵歌》的巨大影响。时至近代，罗易、辨喜、提拉克、甘地、室利阿罗频多和拉达克里希南等印度文化巨子都藉《薄伽梵歌》阐述其哲学和政治思想。

　　中国大陆学术界的徐梵澄、张保胜、黄宝生先后从梵文原本将《薄伽梵歌》译为中文，《薄伽梵歌》也成为少数有多种中文译本的印度教圣典之一。这三种译本按出版时间先后分别是：徐梵澄译本，1957年香港出版；张保胜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黄宝生译本，201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

　　值得庆幸的是，笔者有幸收藏的这三种《薄伽梵歌》译本，张保胜译本和黄宝生译本都是译者签赠的，而徐梵澄译本则获赠自孙波先生。

　　团结湖公园是一个社区公园，位于北京东三环东侧，闹中取静，花木繁盛，园内有一个小湖，可以绕湖行走，触目青绿，周边市民游园，唱歌、写字、锻炼，各得其乐。徐梵澄在印度阿罗频多学院时有海滨行散的习惯，团结湖成为徐梵澄晚年行散的地方。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团结湖宿舍，我拜访了世界宗教研究所的孙波、王健夫妇。孙波先生近年来主持编辑出版了16卷本的《徐梵澄文集》，撰写了《徐梵澄传》，为整理研究、绍述赓续徐梵澄著作做了许多学术工作。

　　不过一番查阅之后，我发现《薄伽梵歌》译本在中国大陆至今并没有正式出版单行本。该书中译本最初1957年在香港发行。1990年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曾经印行，但非正式出版物。200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徐梵澄译室利阿罗频多《薄伽梵歌论》将其作为附录收入。16卷本《徐梵澄文集》也将其收入。

　　关于此书翻译，孙波道，徐梵澄先生翻译《薄伽梵歌》是1950年在印度恒河边的圣城贝纳尼斯（今译瓦拉纳西），梵译汉的过程非常艰苦，按梵澄先生的话说，“盖挥汗磨血几死而后得之者”。梵澄先生也非常珍重此书译稿，一直珍藏身边，译稿随梵澄先生游历印度南北，直到居留阿罗频多学院，才获得机会出版。

　　谈到徐梵澄与《薄伽梵歌》这一话题，还必须提到室利阿罗频多及其《薄伽梵歌论》。阿罗频多为印度近现代巨擘，在多个领域影响甚大。识者以为，阿罗频多在多个方面与章太炎先生相类，诸如早年参加独立革命、思想视野广阔、晚年沉浸本国传统学术、开创出学院或学派等，阿罗频多和章太炎是真正值得进行比较研究的中印学术大师。徐梵澄深受阿罗频多和章太炎两位大师的学术影响，可谓熔铸中印。在印度阿罗频多学院，以被学院众尊为“母亲”的密娜氏为“天人师”，研读和翻译阿罗频多的著作，将阿罗频多的《神圣人生论》《薄伽梵歌论》等著作译成中文。

　　印度传统乐器西塔琴（Sita）或维纳琴（Veena）琴声响起，一个中年男子随即开始吟唱，嗓音说不上清澈空灵，但是如小河潺潺流行，波澜不惊。在印度学者高兴（Binod Singh）的北京居所中，应我们的要求，高兴播放起以梵语吟唱的印度圣典《薄伽梵歌》。

　　在他房间的会客桌上摆着童年黑天的画像，明艳斑斓的蓝色是画面的主调。童年的黑天纯真甜美，双手持笛，似乎正要吹起一支神曲。画像前摆着一件中国商周青铜器的仿制品。

　　高兴现在在北京大学工作，是一个“中国通”，对我的称呼很快由“曾老师”变为“曾哥”，再变为“兄弟”。高兴说，每个印度人都通过诗歌或者神话，直接或间接地受到《薄伽梵歌》的影响，在印度，《薄伽梵歌》与个人精神有关。印度自古至今有许多“圣人”，他们都会写关于《薄伽梵歌》的书。高兴对《薄伽梵歌》的一种理解是这样的，“一切有的都是合理的。”“过去发生的一切都是好的。现在发生的一切都是好的。以后要发生的也都是好的。”

　　我从网上下载了梵语吟唱的《薄伽梵歌》，在电脑上播放起来。以前很难听到梵语吟唱，而现在上网就能下载到许多不同版本的印度人用梵语吟唱的《薄伽梵歌》。

　　谈到徐梵澄译本，需要指出，徐梵澄译本对于当代中国读者而言并不是一个易读易用的译本。徐梵澄译本一方面在文本上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他个人的治学特征。

　　徐梵澄是湖南人，以楚人自居，对楚辞有很高的修养。为了体现《薄伽梵歌》作为古典作品的富于音乐性、典雅华章等特点，徐梵澄采用了骚体文本翻译。而且徐梵澄长期居留印度，对于许多名词的翻译和国内学界50年代以来逐渐形成的约定俗成的译法不同，即使专门学者读起来也很困难。应该说除了专门研究者和梵澄之学的爱好者，直接阅读徐梵澄译本的不多。

　　从学术史角度而言，徐梵澄译本的重要性至少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在印度学意义上，这是中国学术界第一次将《薄伽梵歌》梵文原典翻译为中文，尤其是这一学术工作是在印度完成的，具有特殊的学术意义。第二，对研究徐梵澄自己思想的重要性。徐梵澄在一定程度上遵循中国古代述而不作的传统，自撰著作并不多，按他的话来说，他的思想多在各部书的序中，《<薄伽梵歌>译者序》就是反映徐梵澄个人思想最重要的文本之一。徐梵澄在序言说道，“五天竺之学，有由人而圣而希天者乎？有之，《薄伽梵歌》是已，——世间，一人也；古今，一理也，至道又奚其二？江汉朝宗于海，人类进化必有所诣，九流百家必有所归，奚其归？曰：归至道！如何诣，曰内觉！”在徐梵澄看来，《薄伽梵歌》及其所代表的印度哲学精神与中国儒释道的传统精神皆殊途同归，当然这并非一般层面的寻找相似点而故意忽视差异性的简单类比，而是统摄在其所谓的精神哲学视野下的“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