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中国和世界需要新启蒙的今天，我们有幸读到了李建宏女士的《试看今日“西洋病夫”》一文。

    作为加拿大政府的一名公务员，李女士以一颗悲天悯人的赤子之心，用自己的笔唤醒世人，真了不起！希望中国多一些这样的海外华人，他们去国外不是为给自己镀金，然后炫人耳目，而是以平等心去慈悲济世！

    ——对于西方文化异化、物化，甚至退化的本质，李建宏女士的分析可谓入木三分！

    东亚病夫，这是一个世纪以前西方人对中国人的蔑称。那时的中国政治腐败、经济凋敝、科技落后，是列强肆意凌辱的对象。这种可悲的状况反映在国民素质上，就是国人的平均寿命只有三十多岁。比身体上的病态更为严重的是精神上的病态：愚昧无知、麻木不仁，只能做鲁迅先生眼中死不足惜的无用的看客。然而，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世界风水轮流转。看当今世界，正当已经醒来的东方雄狮扬威世界之时，当年曾百般嘲弄中国的西方国家却越来越陷入了万劫不复的万丈深渊。

    人是社会的产物，什么样的社会造就什么样的人格。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只能造就“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阿Ｑ式的东亚病夫。而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是一个充满公平与正义的社会，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这样的社会 必然成就雷锋、焦裕禄、张秉贵和欧阳海这样一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勇于牺牲、乐于奉献的、无私无畏的高尚人格。那时的中国，哪怕是普通百姓都是积极进取、健康向上、乐于助人。

    那么被精英分子视为“民主”、“自由”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造就的又是什么样的人格呢？以我在加拿大从事多年社会工作的经验来看，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所产生的是不知不扣的病态人格，将其称为西洋病夫，并不为过，从而为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提供了活生生的例证。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中，马克思提出了“异化”这一概念。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工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和劳动过程相异化，没有权利控制生产过程以及自己生产的产品，造成人的主体地位丧失。工人在日复一日的简单、重复劳动中“不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受摧残”。他们不仅不能体会劳动的愉悦，反而沉浸在被迫工作的精神痛苦之中，使劳动 这种人类的本质活动被异化为谋生的手段。

    资本主义的异化劳动还造成人和人类的本性疏离。在整个生产活动中，工人必须完全以资本家的意志是从，被动接受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阶级利益所制定的各种规章制度，丧失了自由支配自己生活的权利。由于工人每天不得不为生存而劳苦奔波，为寻找工作或保住工作而整天提心吊胆，紧张、害怕、痛苦、抑郁成为资本主义社会人类情感的主旋律。

    资本主义的异化劳动更是造成人与他人关系的异化，这既体现在工人和资本家的对立关系，又体现在工人之间的竞争关系上。在竞争激烈的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者迫于生计，不得不在激烈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上进行你死我活的竞争，而不是友爱互助，使得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呈现出自私、冷漠的特征。为求得一己的生存，每个个体都必须使禁浑身解数，而无暇顾及他人的痛苦与悲伤。面对经受巨大痛苦折磨的人，资本主义社会的人民，不是伸手相救，而是 避之唯恐不及。于是每个受伤的个体只得独自忍受各种痛苦，从而造成忧郁症 和自杀的频繁发生。

    异化了的人必然是丧失了正常人性的病态的人。不同于当年在奥运会上吃了一个又一个鸭蛋的东亚病夫，当今的西洋病夫看起来 强壮如牛，作为世界第一强国的美国在奥运金牌榜上也仍稳居第一。但是，西方人确实是病了，而且病得不轻，这主要表现在他们在精神上、心理上病了。

    如今，在包括美国在内的整个西方世界，很多人精神痛苦、生活空虚、精神疾病泛滥成灾，精神健康成为最令人关注的社会话题之一。美国国家精神健康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称，2012年18.6%的美国成年人患有各种各样的精神疾病。按照加拿大精神健康协会公布的数字，加拿大人患精神病的比例为20%，也就是说每五个加拿大人里，就有一个患有精神病。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欧盟国家18-65岁的成年人中竟有高达27%的精神病患者。 由于西方社会政治、经济状况日益恶化，未成年人患有精神疾病的比例更是高得惊人。去年底，加拿大CBC电台播出了一条新闻，称在加拿大人口最多的安大略省，中学生中患精神病的比例竟接近50%。这还只是指那些由医生正式诊断的病人，而更多的人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去看医生但却重病在身的人，其比例更是高得惊人。2012年初，心理学博士Jacqueline Linder   到我工作的单位来做培训时，曾指出加拿大患精神病的实际人数要比政府公布的数字高得多的多。在西方各国，精神残疾的人数已远远超过身体上残疾的人数，而且很多人同时患 有两种以上的精神疾病，成为领取政府各种残疾福利津贴的大户。

    生活的痛苦和空虚还导致人们通过赌博、吸毒、酗酒、乱性甚至自杀等方式寻求解脱。美国每年有大约一百万人试图自杀。据美国防止自杀基金会（American Foundation for Suicide Prevention）的数字，每13.7分钟就有一个美国人死于自杀，仅2005年一年，全美国用于救治自杀的医疗费用就高达一亿美元。在忧郁症、焦虑症、精神分裂、自闭症、吸毒、酗酒、赌博、自杀等各种精神疾病严重泛滥的西方社会，不仅使心理医生、精神病医生以及社会工作者成了最受欢迎的职业之一，很多与人打交道的职业人员，包括教师、警察、军人等都要接受基本的心理学和精神病方面的培训。

    那么为什么西方社会有这么多精神病人呢？按西方主流社会的说法，大脑中某些化学成分的缺失、不幸的童年、生活和工作的压力是导致人类精神疾病的主因。但是，很多来自非西方国家的移民都质疑这种说法的科学性，因为在移民西方之前他们在本国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精神病人。对此，西方人给出的解释是：你们国家医学不发达，所以诊断不出来。但是在对比研究了美国、加拿大、英国和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的当地人口和移民人口的精神健康状况之后，所有的研究数据都显示，移民比当地人精神健康。另外一项研究发现，美国的墨西哥移民比在美国出生的墨西哥裔美国人精神更健康，但不如在墨西哥的墨西哥人健康。加拿大工作和健康机构（Institute for Work and Health）的一项研究成果表明，当来自世界各国的移民经过加拿大移民部的精调细选，终于兴高采烈地来到加拿大时，他们都没有精神病，但仅仅在加拿大生活了短短的四年之后，他们中的很多人却得了精神病。在中国移民中更是盛传着这样的移民四部曲: 豪言壮语—不言不语—自言自语—胡言乱语（得了精神病）。这些不可争辩地证明，“民主”、“自由”的西方社会，才是制造精神疾病的罪魁祸首。

    很多西方学者也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及其所推崇的个人主义是造成如此众多的精神疾病的社会原因。正如当代欧洲著名哲学家、社会学家、文化批评家和心理分析理论家齐泽克在一次题为《佛教伦理与全球资本主义精神》的演讲中引用一位西方企业高管的话说：“如果你想要完全融入这个（资本主义）市场，你就会发疯。”

    早在1897，法国著名社会学家Émile Durkheim就在其经典名著《论自杀》（ On Suicide）中谈到导致包括自杀、忧郁症在内的精神疾病的社会因素，并尖锐指出，极端的个人主义是造成西方社会集体忧郁与自杀成灾的根本原因。从表面上看，个人生活中的不幸事件似乎是自杀的直接原因，但实际上只是导火索而已。个体的人之所以在最微小的刺激下就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是由于个体所生存的社会 结构和状况，使他很容易成为自杀的受害者。由此Durkheim得出结论说，忧郁、自杀和精神疾病的泛滥成灾，是西方社会危机深重的反映。他坚定地认为，只有集体主义才能从根本上医治精神病、减少自杀现象的发生。一百多年后的今天，西方社会的精神病和自杀现象，不仅有增无减，而且有一浪高过一浪之势。比起Durkheim的时代，更是大巫见小巫了。

    在这种时代背景下，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将希望的眼光投向历史悠久的东方特别是文化辉煌的中国。佛教、瑜伽、武术、汉语、东方、中国，在西方各国越来越热，也就是人们意料之中的事了。其实，早在二十世纪初，英国哲学家罗素就对中国文化推崇备至，他认为中国文化比西方文化更能给人类带来快乐与幸福，因为中国国家的立国之本在于比西方更宽厚、更慈善的观念。他不仅批判西方社会的病态，更一针见血地指出西方社会自身并不具备自我医治与自我拯救的能力。他因此而将拯救西方和人类的重大历史使命托付给了伟大的东方文明古国—中国！作为西方历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罗素对世界的希望不是中国的西化，而是西方乃至整个世界的东化！